序言
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1)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2)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3),小品文半月刊《太白》(4)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5),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6)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於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裡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麼可記之事。只為了一篇《玩笑只當它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7)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複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裡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閑話皇帝》事件(8),官家的書報檢查處(9)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著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10)么,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準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於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它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為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刪的:這裡都顯著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它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獃子,對於刊物,是希望它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才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11)。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眾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12)。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1)《申報》的《自由談》參看本卷第5頁注(1)。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後,《自由談》一度停刊。
(2)新任者指繼黎烈文後主編《申報·自由談》的張梓生。他是浙江紹興人,與魯迅相識。
(3)《中華日報》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辦的報紙,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創刊。《動向》,該報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辦,聶紺弩主編,常發表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4)《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編輯,上海生活書店發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5)青年戰友指廖沫沙,湖南長沙人,左翼作家聯盟成員。曾以林默等筆名寫文章。參看本書《倒提》一文的附錄。(6)「花邊」舊時銀元邊緣鑄有花紋,因此有「花邊」的俗稱。
(7)文公直江西萍鄉人,當時是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股長。
(8)《閑話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發表易水(艾寒松)的《閑話皇帝》一文,泛論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名提出抗議。國民黨政府屈從壓力,並趁機壓制進步輿論,將《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決該刊主編杜重遠一年二個月徒刑。這件事也被稱為《新生》事件。
(9)書報檢查處即「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設立。《新生》事件發生后,國民黨以「失責」為由,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將該會檢查官項德言等七人撤職。
(10)文天祥(1236—1283)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堅持抗元鬥爭,兵敗被俘,堅貞不屈,后被殺。方孝孺(1357—1402),浙江寧海人,明惠帝建文時任侍講學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
(11)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請願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聞界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開放輿論」,「凡不以武力或暴力為背景之言論,政府必當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所謂「請政府通令全國切實保障正當輿論」的決議。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為開展抗日救國運動,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提出「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的要求。(12)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國主義為達到并吞我國華北的目的,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當時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