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香港〔1〕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彷彿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2〕中,見過英國僱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里,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捆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裡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裡只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
自然打開來,於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
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後,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泡製,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彷彿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3〕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於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裡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託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裡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只將裡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彷彿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裡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裡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里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4〕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面鑽,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後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兇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麼?」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么?」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於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後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隻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隻里並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於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隻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並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罈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裡,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並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裡,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
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5〕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於是先將第一隻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裡不畫著查過的符號么?」
「那麼,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夥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後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著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傢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兇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閑靜了,茶房和我閑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於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6〕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7〕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裡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8〕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獨清(1898—1940)陝西西安人,創造社成員,后成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這篇通信發表在《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題為《去雁》,是他在這年五月寫給成仿吾、何畏兩人的。信末說他自廣州赴上海,經過香港時、一個英國人帶著兩個中國人上船「查關」,翻箱倒篋,並隨意打罵旅客,有一個又向他索賄五塊錢等事。《創造月刊》,創造社主辦的文藝刊物,郁達夫、成仿吾等編輯,一九二六年三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園孫伏園,參看本卷第383頁注〔5〕。
〔4〕蔣徑三(1899—1936)浙江臨海人,當時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員、歷史語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陸報》美國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創辦的英文日報。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國人接辦,三十年代初由中國人接辦。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學者」指顧頡剛等。參看《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
〔7〕關於鬍鬚的形狀,參看《墳·說鬍鬚》。下文說的關於鬍鬚顏色的警告,指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的屍一《魯迅先生在茶樓上》一文,其中說:「把他的鬍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他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於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鬍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屍一,即梁式,廣東台山人。當時是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后墮落為漢奸文人。
〔8〕苗瑤我國兩個少數民族。他們在古代由長江流域發展至黃河流域,居住於中國中部;後來經過長期的民族鬥爭,逐漸被迫轉移至西南、中南一帶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