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慘死

1931年夏天，成都市大陽溝顯得特別骯髒雜亂。東西六七里長的溝渠兩岸，像兩條花蛇，蜿延曲折，千瘡百孔，矗立著幾百家茅屋草舍。

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幾根木樁，四周圍上竹篾笆，抹上一層泥巴。上面則胡亂架些竹竿木棍，鋪上茅草、穀草苫頂，就成了草屋。透過竹牆剝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陽溝的全景。

這條溝有十幾丈寬，臨街的溝里橫跨著三道木橋，這裡是有名的-貧民窟。岸兩邊都是潘保長租賃的草房，裡面住著說書的、賣藝的、挑蔥的、賣蒜的、蓋房的、拉車的，三教九流，都姓一個-窮-字。

大陽溝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溝，橋下的黑污水流著泡沫，薰得人眼花頭暈。堤岸兩旁垃圾遍野，糞尿遍地，到處是長尾巴蛆、屎克郎兒，滿天飛著長腳墳子、綠頭蒼蠅。

就在這窮苦年月，混沌世界，一個女孩呱呱墜地了。

瘦弱的母親揉著乾癟的奶頭，看著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兒，長嘆一聲，給這可憐的女嬰取名小妹，這就是我。這以後的十八年，我飽嘗了滅絕人性、摧殘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縣黃角村。一家人窮得揭不開鍋，爺爺和伯伯為尋門路搞起小本生計，在成都市后宰門賣豆腐。那時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務農。1930年，家鄉鬧災荒，父親挑著擔子，母親抱著一歲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來到成都，租賃了大陽溝的一間草房。憑著一身力氣，給人家拉人力車。母親在家靠給人洗衣服、縫補過日子，人們把這活叫做-縫窮。

我打六七歲記事起，就是靠土裡刨食吃飯。哥哥背著背兜，手裡拿著鐵簽子，在街上撿菜葉子，回來洗凈后煮菜粥。我光著屁股背個背兜，在垃圾堆揀碎紙爛鐵，到收購店賣上幾個零花錢，那幾個小錢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時，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兒。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雞蛋是圓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錢，兩文的銅板錢。

逢年過節，父親咬咬牙，花十個銅子從飯店裡買一桶雜燴。這是客人們吃剩下的飯菜和霉爛的食物，飯店把它們一古腦掃進桶里，賤價處理，又酸又臭又辣，跟餵豬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個破碗，四人輪換著，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頓。

我們住的草房裡，床上只有半張破席，全家合蓋一個被子，實際是一個沒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氣暖和，春、夏、秋還好過，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風，一家人都凍得受不了。我們每人一個被角，睡到半夜，只覺徹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結果，套子越扯越破，誰也睡不好覺，只好相互擁抱而眠。我和母親睡在一頭，有時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覺套子被人扯走半邊，母親裸露著半截身子，把我緊緊摟在懷裡。

母親是個溫柔賢惠的女人。我七歲那年，她二十七八歲，黑黑的頭髮，鵝蛋臉盤，白淨面皮，歡眉大眼的。別看長得俊秀，卻能吃苦耐勞，她白天洗涮，晚上-縫窮-(為人縫補)，從沒叫過一聲苦，家庭的負擔，兒女的吃累，使她年輕輕就落下一身婦女病。

福不雙降，禍不單行。父親整天為生活拚命奔波，發愁作難，不知怎麼學會了抽大煙。拉一天洋車經常連一個錢也剩不下。抽大煙有窮抽、富抽，父親當然是窮抽啦!沒有煙槍，他用紙捲成個筒筒，拿煙答燙著煙膏抽。掙來的錢還不夠他買煙。他煙癮一上來，饞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氣變得粗暴古怪，反倒經常伸手向母親要錢，不給錢就打母親。後來，他包了陳家公館的私人用車，吃住在那裡，就更不管這個家了。

夏去秋來，樹葉變黃、飄落，我身上仍然一絲不掛。一天，母親看著我，眼淚汪汪地對我說：-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緊一緊，攢點錢，我給你買條褲衩!-我聽了非常高興，低頭看看自己那又黑又髒的光身子，似乎剛剛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澀，於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場，那幾天，我幹得比任何時候都起勁兒。

一天，我沿著大陽溝走了幾里，發現一大堆能賣錢的破爛，我用幾條破布條接好捆起來，到收破爛的攤上去賣。這次，比平時多賣了兩個銅子兒。我樂得心花怒放，一路想著自己的花褲衩兒，心裡琢磨著怎樣讓母親高興，還想好進門先喊一聲-媽媽-，好讓母親大吃一驚。

離家老遠，只見我家門前黑壓壓地擠滿了人。這種場面，我見過幾次。窮人有個紅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幫扶。那時生活、衛生條件極差，有的年紀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親，母親這些天身體一直不好，可又沒有錢看病買葯，還是硬撐著幹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麼回事，只知她想吃這想吃那，就是沒錢買，莫非……我心裡像壓上了鉛塊，緊往家跑。

跑到門口，見那些叔叔、伯伯們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憐、悲傷的目光看著我。我一頭鑽進屋裡，頓時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只見母親兩眼緊閉，臉色像蠟一樣黃，仰面躺卧在地上。手裡緊緊攥著一塊花布頭，一定是正準備給我縫褲衩。再看下半截，卻完全浸在血泊里，褲襠里突出一大塊，鮮血浸透了衣褲。八歲的我，已經知道這件事的後果，便撲到母親的身上，放聲嚎哭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我被人們拉開，聽著隔壁趙大媽向人們講述事情發生的經過：

這天，母親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長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陽溝一帶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兩塊大洋的房租。他長著一對綠豆眼，一張老豬嘴，經常跑到我家來，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一雙小眼閃著賊光，大嘴一張像個歪瓢。他站在屋裡，淫腔浪調地調戲母親，母親低頭只是不理。

潘保長忽然獸性大發，撲上去抱住母親，要往床上拽。母親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他鬆開母親，綠豆眼變成紅杏仁，罵道：-臭娘們，你別不識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還沒碰上你這樣的硬貨!-說罷，揚起皮鞋，沖母親的小腹狠狠踢了幾腳。母親慘叫一聲倒下去，他卻揚長走了。

母親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個月的妹妹小產了。這情景，趙大媽隔著籬笆牆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趕來，母親早已斷氣了。

當時，父親不在家，大伯、大娘、爺爺聽說這事，都氣紅了眼，要去法院告狀。可是，趙大媽早已跑到別處躲起來啦，她怕吃官司，不肯當人證。

三個家族長輩忍無可忍，就去找潘保長說理。我和哥哥遠遠跟在後頭。

潘保長住在保全巷，門口一對石頭獅子。門口站著從劉區長那裡借來的兩個哨兵，上著刺刀。爺爺他們剛走到門前，站崗的把手一擺，忽地竄出一隻狼狗，張牙舞爪，-汪汪-狂叫起來。

這時，大陽溝的叔叔、伯伯們追上來，七嘴八舌地勸說著，他們都說沒人證物證，硬拼白白吃虧，還是先打發死人要緊。好說歹說，把爺爺他們又拖了回來。

沒錢埋葬母親，大伯領著我和哥哥給窮鄰居們挨家磕頭求告，那些好心的窮爺們，窮幫窮，湊錢埋葬了母親，葬在楊柳店亂喪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