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
我以為，我已經完成了本書的最後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萊溫斯基打來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充滿恐懼，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話都顯得更緊張，她軟綿綿、似乎還沒有變音的小女孩的聲音里，充滿了驚恐。
她告訴我，斯塔爾已經弄到了一張法院強制令，命令她必須從洛杉磯飛回華盛頓，在那裡，她需要接受共和黨委員會的高官關於總統彈劾案的質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達華盛頓，
斯塔爾發誓將把她送進監獄。
在過去這幾個月里，我已經對萊溫斯基的聲音相當熟悉，並且可以輕易從她的語調中猜測她的心情。當她談起琳達-特里普時，她的聲音里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怒意；當她談起總統時，她的聲音充滿深情；而當她說到了斯塔爾和他的手下時，她的聲音則充滿了膽怯與恐懼。要是讓我將斯塔爾與萊溫斯基進行一番比較，我會說，前者是一個被虐待的孩子在見到施虐者時，所做出的反應，而後者是一個被毆打的小動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時，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說，「突然之間，彈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頭。我很擔心，我怕斯塔爾會覺得彈劾不成，就是因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爾沒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他會對我做出什麼懲罰。」
自從1月初開始參議院審判以來，莫妮卡就一直試圖不去理會審判的進度，她寧願裝作對總統正在經受的一切置之不理，這樣，她覺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幫助自己療傷。我們曾經討論過，或許她會與貝蒂-庫里、維農-喬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為證人被傳喚，可是現在，別人命令她要獨自受審。
在民主黨看來，要求萊溫斯基單獨在參議院作證，其實已是共和黨的最後一個伎倆。整整一個星期白宮律師團們都在反反覆復談論著萊溫斯基和其他證人是否應該去作證，作證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窮盡自己一生所學，展示著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輕律師從未見過這種陣仗，剛來白宮不久的切利爾-米爾斯就稱讚柯林頓法律團的主角查爾斯-拉夫，逢人便讚美拉夫律師的老謀深算。
在絕望中，控方要求斯塔爾找到聯邦法官諾瑪-霍洛維-約翰遜，由他下達一張緊急強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須與他們合作，不過強制令上使用的字眼還算委婉，寫的是莫妮卡應該「讓人聆聽到她的證詞」。這個決定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民主黨和白宮律師團指責共和黨委員會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為，聲稱他們之所以要將莫妮卡單獨拎出來，強迫她作證，就是因為她之前已經被斯塔爾捉住了痛腳，因為不得不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沒必要聽從獨立檢察官的要求，比如喬丹，他就已經事先發出聲明，除非參議院投票通過他成為證人的提案，否則他就不會出現在參議院審判上。
共和黨委員會的檢舉人擔心他們會輸掉這場爭奪證人的戰爭，於是莫妮卡成了他們最大的希望，斯塔爾一路緊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會蹲班房。可是在參議院莊嚴的大廳里，他們卻說著另一套和善的言語，他們表示正在友好的與莫妮卡談話，他們說，之前大家都有些誤解，好好談談，她就會理解他們，他們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想要表達的意願。
可是事實卻完全相反。不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與案件無關的隱私，而且連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們不允許對外界說一句與莫妮卡有關的話。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里斯說，「我們都感覺碰到了一塊礁石。她本來就不應該再遭一次罪。雖然莫妮卡還是試圖表現得很樂觀，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對她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親萊溫斯基醫生，本來就已經患上了高血壓，需要吃藥維持血壓穩定，在聞知這件事後，連常規的藥物都無法讓他的血壓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觀察。他說，「我覺得很難抑制我的怒火，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已經讓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憐，她已經成為一場邪惡的政治鬥爭中的人質。看到斯塔爾現在在這個國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我們都感到很恐懼。」
莫妮卡本人更加難以承受這突然的打擊。去年一年，她不斷經受著種種恐懼與痛苦，此時心情已經漸漸平復，可是現在，她又開始遭受第二輪的傷害：她對斯塔爾的恐懼與疑慮，她對背叛總統而產生的負罪感，還有她被FBI跟蹤和竊聽而產生的驚慌，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諷刺的是，就在此時她的父親準備參加一個關於癌症的年會，去年此時，當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脅時，他正好就在這個年會上。
當天夜裡，莫妮卡便將此事告訴了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里斯，在憤怒與恐懼的折磨下，莫妮卡一晚沒睡。第二天凌晨4點，她的父親便起了床，將她送到洛杉磯機場，讓她搭乘早上7點的班機去華盛頓。父女倆含淚告別時，父親告訴莫妮卡，她肯定還會遭受更大的折磨與凌辱，無論遇到了什麼，她一定要堅強面對。更加讓莫妮卡屈辱的是，斯塔爾的辦公室雖然為她預訂了航班，但並沒有支付票款，害得莫妮卡在機場手忙腳亂，這才湊足了機票錢。
從華盛頓機場到酒店，一路上都是瘋狂的記者，保安人員一路緊緊護著莫妮卡，這才殺出一條生路，得以安全走回酒店房間。為了不讓記者拍到自己的臉，莫妮卡特意戴了頂棒球帽，上面印有獨立電影公司「攝影長廊」公司的標誌，這家公司是她的朋友喬納森-馬歇爾工作的地方。當她總算突破了攝影機的重重包圍，來到預訂的酒店房間時，莫妮卡驚喜地發現，她的母親、繼父彼得、姨媽黛布拉和姨父比爾都已經在這裡等待了好久，他們是專程來為她打氣的。看到女兒時，瑪西婭感到很欣慰，她發現女兒已經成熟了很多，在面對斯塔爾
的威脅和媒體的緊追不捨時，她仍然顯得很鎮定，母親說，「她是一隻被扔入獅子群里的小羊羔，可是現在她已經出落得越來越堅強、越來越真誠了。」不過，媒體在有些時候倒也並不討人厭，正因為它們的注意，莫妮卡的那頂棒球帽突然成了最流行的東西，馬歇爾的公司為此預定了幾千頂這種棒球帽，意外地賺了一大筆錢，後來他們將其中的一部分利潤送給了慈善組織。
住在這家每晚房租200美元的酒店裡，因為擔心原先預訂的房間已經被裝上竊聽器，莫妮卡很快就要求換房。之後她在打電話時，一直將浴室的蓮蓬頭打開，讓水流聲掩飾她說話的聲音。當她翻開一份雜誌《國家問詢者》時，她發現其中有一篇報道，言之鑿鑿地聲稱莫妮卡已經懷孕，並且列舉了一群可能的父親人選，其中包括了她的私人健身教練卡西-杜克，莫妮卡撥通了我的電話，對我開玩笑說，「安德魯，我要跟你說一個壞消息，你不在我的緋聞男友名單上。」
她很擔心與共和黨高層的會面，更加擔心她又要見到斯塔爾的手下，她一直在心裡對自己說，她一定不要在說話時出什麼紕漏，不能讓人家懷疑她的證詞。事實上，斯塔爾報告中，光是她本人的證詞和特里普錄音帶是所記載下來的話，就有2000頁那麼厚，而共和黨的檢舉人們一直在恭維她，讚美她的思維清晰，而且記憶能力超佳。可是，既然他們那麼信任她超凡的記性，為什麼還要再來盤問她？
三位共和黨檢舉人和斯塔爾的代表，一起來到了五月花酒店莫妮卡的房間里，陪同在莫妮卡身邊的則是她的法律顧問團。這次莫妮卡感到很驚訝。她本以為他們會顯得咄咄逼人，而且會對她很不客氣，可是事實上這次會面的氣氛卻很和諧友好，每個人都在一面閑聊一面喝著咖啡。她甚至對斯塔爾的代表艾米克開了個玩笑，「我們以後可不能再在像這樣的酒店房間里會面了。」
這場會面持續了1小時45分鐘，雖然氣氛比想象中要友好，可是莫妮卡還是得承擔一些並不那麼美好的後果。當共和黨的官員們為莫妮卡鎮定自若而又充滿機智的行為而印象深刻時，莫妮卡卻在看著一大堆的賬單發愁。這個在華盛頓度過的周末，莫妮卡光是支付律師費用，就花了15000美元，她還得花錢買頭等艙的機票保證人身安全，此外，她還需要為保安和旅館付一大筆錢。
所以，莫妮卡，一個向來認為節儉是最好美德的女人，卻不得不要為共和黨提出的訴訟自掏腰包，而她要對付的，還是她曾經愛過的男人，粗略一計算，他們每次向莫妮卡提出一個問題，莫妮卡就要為此付出200美元。可是事實上，這些人提出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切中要害，他們也並沒有找到什麼新線索，對她提出致命一擊。事實上，看起來這只是一群八卦到頂點的男人，他們對莫妮卡提出的問題，幾乎都是一些跟案件無關的瑣事，比如問她什麼時候開始在白宮實習，還有到底是誰主動打的電話，引至貝蒂-庫里跑到莫妮卡的水門大廈公寓里，拿回了那些禮物。而且她在此之間，在對大陪審團的證詞里和對FBI的證詞里，都已經談到了這些細節，看到了這一切，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里斯在事後說，莫妮卡「根本就沒有讓參議院得到更多證詞，因為她甚至沒有說出它們的機會。」
可是，莫妮卡的一些回答，確實令共和黨感到措手不及。比如她說，假使在她作證時，柯林頓總統就坐在參議院中，她肯定不知道該做何反應。他們問她為什麼，她回答說，這場審判早就該結束了，她的回答肯定會代表超過70%的美國人的心聲。她告訴他們，她認為柯林頓是個「好得難以置信」的總統，他們不應該將他趕下台，同時她堅持說，他的行為並不能算得上是一種「罪大惡極」。
在接下來的兩天里，莫妮卡一直呆在她的酒店房間里，幾乎整天都在一面做編織活計，一面看電視直播總統受審。酒店的大堂和過道里始終擠滿了不知疲倦的新聞記者，這讓她回想起了當醜聞剛剛曝光時，她所經受的漫長折磨，她將自己鎖在房間里，真正的坐困愁城，她對我說，「這些記者，他們真是讓我感覺非常害怕，非常慌張。」隨後，她又調轉話題，談起了她人生中的又一個大難題，她半開玩笑地說，「假如這些記者一直跟在我旁邊，我怎麼可能再找一個男朋友？」
這次酷刑總算告一段落，斯塔爾和共和黨檢舉人同意她回到洛杉磯，可是在她飛回洛杉磯后，他們又匆匆告訴她，她需要在2月1日星期一，通過攝像鏡頭再次向參議院作證。在洛杉磯的那個星期，她苦中作樂，與喬納森-馬歇爾和他的一班朋友出去玩兒，她參加了一個午餐派對，發現當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其中包括了英國影星朱利安-桑茲，電影《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的男主角。吃飯時，大家一起舉杯，提議預祝莫妮卡可以順利通過接下來的考驗，莫妮卡感到既高興，又有些窘迫。
又一次，父親不得不在凌晨起身，送女兒去機場。1月30日，星期六凌晨4點半，深感自己無能為力，甚至沒辦法保護好女兒的父親，沉默著送女兒趕乘去華盛頓的班機。看起來，前一天喬納森朋友們的祝福真的應驗了，整個美國對莫妮卡的態度似乎都一下子徹底改變。最後，經過了這麼多事情，人們終於發現，其實莫妮卡才是這場政治角逐的受害者，在對斯塔爾的戰爭中，在被媒體一次次羞辱后，這個年輕的女人，她卻始終擁有著超人的勇氣。
在飛機上，機組乘務員遞給莫妮卡一張感人的便條，上面寫道，他自己的女兒剛剛十幾歲，她從莫妮卡的故事中學到了很多很多，這位乘務員告訴她，「你應該像黛安娜王妃那樣，給世界做出一個榜樣。」一位女乘客也給莫妮卡寫了一張類似的紙條，而與她一起搭乘這班飛機的乘客們，他們紛紛祝福莫妮卡，希望她的磨難可以早些結束。
再次來到五月花酒店時，這裡的氣氛也完全改觀，當她奮力闖出媒體的封鎖線，走進酒店大堂時，她發現客人們都自動站起身來，向她鼓掌致意，她笑著說，「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但確實非常感動。」作為一個總喜歡將人生當作一部電影的女孩，莫妮卡覺得，最近這幾天的變化似乎正在預示著，即使她無法看到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也至少可以迎來一個嶄新的開始。
一切，終於在2月1日，星期一，塵埃落定，媒體喜歡將這天叫做「MONday」（譯者註：星期一的英文開頭字母恰巧與莫妮卡名字的開頭三個字母吻合），她在這一天，將要面對檢舉人、白宮法律團隊和兩黨各自選派的一位參議員，她將在這一天，再一次細細講述與總統之間發生的細節，每一個字都不能遺漏。
在此之間，媒體無休止地猜測著莫妮卡將要說出什麼樣的供詞，猜測她是否會提供一些驚人的內幕消息，讓柯林頓總統就此顏面掃地，灰溜溜地回復平民身。可事實上，莫妮卡卻絕意堅持說，而且僅僅說在大陪審團上已經說過的證詞。在作證前一天，她一整天都呆在房間里讀著證詞，反覆回憶她對FBI和大陪審團曾經說過的每一個字、遇到的每一個詰問。她說，「沒有什麼比讀你自己說過的證詞更容易讓你昏昏欲睡了。」
可是事實上，莫妮卡並沒有被她的證詞催眠，她太緊張了，作證前一天晚上，她連晚飯都沒吃，她開玩笑說，對於貪吃的她來說，這就是她證明她有多緊張的最佳證據。她幾乎沒有睡著，早上7點鐘便起身，然後精心梳妝，最後她穿上了一套看起來很正式的衣服，藍色的外套、藍色的裙子，配上珍珠項鏈。
父親建議莫妮卡早上盡量吃些富含蛋白質的東西，所以她與她的律師團一起坐下來享用了一頓早餐，吃了不少義大利的莫澤雷拉干乳酪和蘑菇蛋卷。9點剛過一點，他們就搭乘電梯，直奔酒店10樓的總統套房而去，他們即將在這裡準備這場戰鬥。
莫妮卡坐在一張桃花心木的桌子邊，桌子上蓋著一層漿洗得雪白的桌布。攝像機和工作人員正對著她。她的左手邊是今天負責向她發問的人，共和黨議員埃德-布萊恩特和吉姆-羅岡，右手邊則是白宮律師團成員大衛-肯達爾、尼科爾-塞里格曼和謝利爾-米爾斯，其中米爾斯是莫妮卡最喜歡的律師，因為她在柯林頓案中始終態度強硬。兩位參議員分別是共和黨的邁克-迪萬和民主黨的派特里克-里希--在作證間隙，莫妮卡曾經告訴里希，她希望今後他可以專門就父母與子女、或者律師與其當事人的特權提出一些議案，她希望有朝一日，天下的父母親不再會像她的母親那樣，經受斯塔爾的折磨。
酒店外還有一群莫妮卡的崇拜者，其中有一個特意從辛辛那提趕來的男人，說他叫「裸體牛仔」，他只穿著一條短褲和一雙牛仔靴，戴著一頂帽子，在威涅狄格大道上跑來跑去，手裡還彈著吉他。
儘管酒店外的氣氛跟過節一樣熱鬧，可是在總統套房裡，莫妮卡接受的3小時20分鐘的盤問，氣氛卻顯然要凝重許多。莫妮卡非常明白，現在她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給總統帶來致命的後果。事後她對我說，「我非常非常緊張，覺得整個腸子都被揪住了。」
在一周前莫妮卡就已經告訴共和黨檢舉人，她與總統一樣，習慣於在說一句話之間先仔細考慮一遍，因此不可能在提問后迅速回答。她說，「比起原先在大陪審團作證，這次我得更加小心，我覺得全世界都在盯著我。」
布萊恩特顯然對莫妮卡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非常不耐煩，當她堅持自己曾經作出的關於總統禮物的證詞時，布萊恩特差點發起火。她也沒有全盤接受對方所說的每一句評論，當布萊恩特用「下流」一詞，來概括1995年11月她與總統之間發生的第一次關係時，她斷然指出，她並不這樣看待此事。
正如她的律師所推測的那樣，對莫妮卡的問題主要圍繞著找工作、禮物和偽證展開，莫妮卡始終堅持她曾面對大陪審團說的那套證詞。事後她說，「我想，我讓他們看到了很多，了解到了一段感情中，人性所體現出來的不同品質。大家都會發現一點，總統確實傷害了我，可是畢竟他沒有犯罪，他只是發生了外遇。」
在這次作證中，律師普拉托-卡切里斯始終坐在她身邊，他形容她這次的作證可以寫入教科書，當作怎樣當證人的樣本。他說，「莫妮卡面對的是一個極度緊張而困難的環境，在這次作證中，她表現得非常口齒伶俐、鎮定而且機智，可又讓大家看出了她的脆弱。」2月5日在電視上看到她作證的人，大多數都作出了類似的評價。
這次作證一直到午後才結束，可是氣氛並不像想象中那樣陰沉，莫妮卡說的話常常會讓大家發出輕鬆的笑聲，她對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假裝嚴肅，將一張臉一刻不停地綳著。」在接受質詢前，她被告知，別在她衣服上的麥克風非常靈敏，可以傳遞出她所說的每句話，於是她輕聲說，「噢，莫非這就是琳達-特里普用過的那種麥克風？」當檢舉人問她，她是否認為總統是一個聰明人時，她巧妙地答道，她認為他也許不算是個聰明人，但肯定是個聰明的總統。這個回答讓一群假正經的政客都發出了低沉的笑聲。
最後，當布萊恩特撤銷了一個他對她的提問時，他喃喃自語，「該死，我正在跟自己做對。」莫妮卡立刻回答，「完全同意你的說法。」她的話引來了更響亮的笑聲。
布萊恩特總算完成了他的盤問，白宮律師團則表示，他們沒有什麼好問莫妮卡的了，尼科爾-塞里格曼宣讀了一份簡短的聲明，這段聲明直接擊中了莫妮卡的心，聲明寫道，「我們代表總統，希望你能了解一件事，他對發生的一切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當她告訴我這段小插曲時，在採訪漫長的幾個月里，莫妮卡第一次大聲地哭了起來，她說，「我感覺很難過，很痛苦，那一天我百感交集。在聽到他的聲明后，我突然意識到了一個事實：我的生命中，再也不會出現他的蹤影。我一直覺得在這場戰鬥中，他的靈魂始終陪伴在我左右，現在，我突然意識到，他真的已經離我而去，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在接受質詢快要到最後時，我真的很想哭，因為我覺得我很難當著這麼多陌生人的面，說出關於我感情的那些細節，況且這裡面有很多人一心想要傷害總統。在過去的這一年裡，每個人都花了那麼多時間，研究我與總統的戀情、我的感情、我的愛，我已經厭倦透了，我覺得正是那些人，將我這些最寶貴的東西給奪走了。現在，我真的非常想念他。」
儘管在莫妮卡的心中，永遠將會有一間小屋留給她的「英俊先生」，可是，她再也不會為任何人打開這扇小屋的門。她說，過去，她將他看做一個男人和一位總統，而現在，她僅僅將他看做一個政客，永遠再不會改變。
共和黨已經用盡一切方法，但他們終於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選票，將總統趕下台。莫妮卡沒有提供檢舉人所需要的「猛料」，審判結束了。用她最喜歡的詩人T.S.艾略特的詩句來形容，「不是砰的一聲，而是嗚咽一場。」
這個國家還在繼續前進，莫妮卡-萊溫斯基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