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 三百二十年

「謝枋得自己知道嗎？」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麼？」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後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於誰家的都不確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裡，但要它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確。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準去看，的確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裡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與『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莊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齊莊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種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昵』，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昵』，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種『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徵，『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昵』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種『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於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種『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系，卻被杠上開花，反常的演變變得愈來愈不成樣子，直演變到三綱五常化的境地，『君』變『君父』、『臣』變『臣子』。於是，『生我之門死我戶』的『私昵』之『忠』，變成了中國『忠』的觀念的主流。就這樣的，臨難死節的要求，便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不過，這種思想的正宗，是經不得實事求是的。我舉隋唐之間改朝換代的兩個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肅檢查牧政，查到兩萬匹私馬，隋文帝要殺主管馬政的公務員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說，為馬殺人非仁政，他願一死以為一千五百人請命，隋文帝聽了他的話，不殺人了，還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執法很嚴，六親不認，他的弟弟屈突蓋也和他一樣。當時流行的話說：『寧食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年蔥，不逢屈突通。』可見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僮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徵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但是，屈突通同時代的另一個例子，又有了討論的餘地，那就是堯君素。堯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說：『你是國家大臣，你怎麼可以這樣？你看你騎的馬，還是上面賜給你的，你好意思還騎它嗎？』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隊在城下，抬出他太太來勸降，堯太太說：『隋朝已經亡了，天命屬意誰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幹嘛跟自己過不去？』堯君素說：『天下事，非婦人所知！』說了就給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同時兩個人，前面屈突通射兒子；後面堯君素射太太，中國的忠臣自己還沒盡到忠，卻先將家人做了血祭！在歷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歷史，為什麼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麼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扎，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為國盡忠了。」

「那麼，謝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樣解釋呢？」和尚問。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種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後，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確，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系，中國好好的，並沒有亡。但評論歷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並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種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