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革命的不寬容

有一座標誌著達官貴人的榮譽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廈，名叫法蘭西王國，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個令人難忘的晚上，它終於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氣悶熱，一星期來人們的怒火不斷上漲，國民議會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愛的狂歡之中。只是到了這個群情激昂的時刻，特權階層才交出了他們花了三個世紀獲得的古老權力和特權；廣大民眾宣布贊成人權理倫，這便為以後的民眾自治奠定了基礎。

就法國而言，這意味著封建制度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實際上就是社會上最具有進取心的人，他們勇敢地擔起領導權，決定著這個普通國家的命運，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機會。貴族們都甘願退出公職，在政府的不同部門裡做一點冠冕堂皇的教士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他們現在只適合在紐約的五號街上喝茶或者在二號街上開飯館。

舊的法蘭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福還是禍。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還有一個看不見的最殘暴的統治，自從黎塞留時代以來，教會一直把這種統治強加在塗了聖油的聖·路易斯的子孫們身上。

毫無疑問，人類又獲得了一次機會，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衝天的熱情激勵著所有誠實的男男女女，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經很近，甚至可以說已經到來了。

獨裁政府的專橫及其種種邪惡都要乾淨徹底地從美好的地球上永遠清除掉。

前進吧，祖國的後代，暴政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對於它的後果可以多說幾句。

帷幕落下來了，社會上許多不公正的事被蕩滌得一乾二淨，一切都重新開始。但是這一切過去以後，我們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寬容」，它穿上了無產階級的褲子，梳著羅伯斯比爾式的髮型，與檢查官並肩坐在一起，度過它罪惡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說當權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時也會出差錯，「不寬容」便會把他們送上斷頭台。

現在，誰要是堅持認為人民的意願不一定總是上帝的志願，「不寬容」也會把他們推向死亡的道路。

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玩笑！

然而這個玩笑（大家還都喜歡它）卻換來了一百萬無辜旁觀者的鮮血。

不幸的是，我要講的不是什麼新鮮事情。人們可以從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達同一個意思的比較文雅的詞句。

在人類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顯他存在、而且很可能會永遠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少數人沒完沒了地學習和思考，認真尋求自己的不朽靈魂，他們將會悟出某些恰如其份的哲學結論，終能擺脫常人的苦惱。

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滿足精神上的「淡酒」，他們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燙壞舌頭、割斷食管、使他們突然坐起來振奮一下的東西。那「東西」是什麼倒無關緊要，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採用直截了當的方法而且沒有數量上的限制就行。

歷史學家似乎不懂得這個事實，這使許多人大失所望。憤怒的民眾剛剛摧毀了過去的城堡（當地的黑羅多弟和塔西提及時而又熱情地報導了這件事），就馬上讓泥瓦匠把舊城堡的廢墟運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個地牢，它和舊堡壘一樣卑鄙、暴虐，也是為了鎮壓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些自尊心很強的民族終於擺脫了「一貫正確的人」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枷鎖，但他們卻接受了一本「一貫正確的書」的指揮。

就在舊掌權人裝扮成僕從騎著馬向邊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進入了這座被遺棄的宮殿，他們穿上被丟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們的前任背井離鄉的錯誤和殘酷之中。

這一切都令人沮喪，但這是我們故事裡一個真實的部分，必須告訴大家。

毫無疑問，那些對法國大動亂負有直接責任的人是出於好意。《人權聲明》規定的原則是，不得干預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觀點，」包括宗教觀點」，安靜地尋求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觀點不擾亂由各項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會秩序就行。

然而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宗教派別都享有同等的權力。新教從此以後得到容許，新教徒不會因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個教堂里做禮拜而遭到任何麻煩，但天主教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國教。

米拉博在認識政治生活本質的方面有準確無誤的本能，他知道這個揚名遠近的讓步是不徹底的辦法。他試圖把一場社會大變革變成一個人的革命，但壯志未酬就謝世了。許多貴族和主教很後悔他們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寬宏大量的表示，便開始採用設置障礙的方法，這給他們的國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後果。直到兩年以後的一七九一年（整整兩年，這對於任何實際目的來說都太遲了），所有宗教派別，包括新教徒和猶太人在內，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礎，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從那時開始，各種角色就反轉過來。法國人民的代表給這個前途無量的國家制訂了憲法，要求教士們無論具有什麼信仰，都必須宣誓忠於這個新政體，就象同胞學校的教師、郵局僱員、燈塔看守人和海關官員一樣，要把自己嚴格視為國家的公僕。

教皇庇護六世反對這樣做。新憲法對神職人員的規定直接踐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國和羅馬教庭簽定的各項正式協定。但是議會沒有時間考慮先例或條約這類不足掛齒的小事。教士要麼宣誓效忠憲法，要麼退職餓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這個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續。但是絕大多數教士是老實人，他們拒絕發假誓。他們已經迫害了胡格諾教派許多年，現在他們又效仿胡格諾派，開始在荒廢了的馬廄里作彌撒，在豬圈裡交流思想，在鄉下的樹籬後面佈道，並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他們以前教民的家裡進行秘密拜訪。

一般來說，他們比新教徒在類似的情況下過的生活好得多，因為法國的秩序已散亂不堪，連採取對付憲法的敵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顧不上。由於他們似乎都不想冒上斷頭台的危險，所以那些傑出的神職人員——人們一般稱他們是拒絕宣誓的倔強分子——很快就壯著膽子要求官方承認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並要求得到特權，而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也正是他們堅決拒絕把這些特權交給自己的同胞加爾文教徒。

我們如今處在沒有這方面風險的一九二五年來回顧那個年代，難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當時並沒有就他們的要求採取明確的措施，因為議會已經很快被極端的激進分子完全控制了。由於法庭的背信棄義，加上國王陛下愚蠢地與外國結盟，結果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就引起了從比利時海岸到地中海海濱的驚恐慌亂，它導致了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殺。

從那時起，這場革命註定要墮落為恐怖統治。飢餓的民眾開始懷疑自己的領袖正在搞一個大陰謀，要把國家出賣給敵人，這時哲學家們想徐圖漸進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發生的劇變在歷史中並不足為奇。在這樣大的危機之中，處理事務的權力很容易落在無情無義的人手裡，認真學習歷史的學生都很熟悉這種情況。但是這齣戲的主要演員竟是個一本正經的人，一個楷模，一個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這的確出人意料。

等法國開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質，已經為時太晚了，這就象在協和廣場的絞架上枉費口舌說一陣過時的警告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這幾個角度研究了這場革命，但是只有等歷史學家變成了心理學家，或者心理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我們才能真正解釋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們在極度痛苦中決定了民族的命運。

有些人認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著世界。有些人認為人類只尊重一個東西：蠻橫力量。從現在起幾百年後，我們可能會在這二者之間做出一個選擇。然而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在社會學的試驗室里，法國革命是所有試驗中最偉大的，它是暴力的神聖化。

一些人想通過理智建立一個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們不是壽終正寢，就是被他們原想給予榮譽的人們處死。隨著伏爾泰、狄德羅、杜爾哥、孔多塞這些人的銷聲匿跡，新至善論的無知倡尋者變成了國家命運的名正言順的主人，他們把這項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團糟。

在他們統治的第一階段，勝利掌握在宗教的敵人手裡，這些人出於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徵。他們在過去教士專權的日子裡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長袍就氣忿不己，香人的氣味使他們的臉色發白，引起他們早已忘卻的狂怒。還有些人認為可以藉助數學和化學來反對上帝本人的存在。他們聯合起來，開始摧毀教會和它的作品。這是件毫無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場徒勞無功的任務，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個特點，正常的變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變成了每天發生的事。於是一紙法律公文就廢除了基督的舊曆，廢除了萬聖節，廢除了聖誕節和復活節，廢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劃分一年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個異教徒的休息日。接著，又出現了一張廢除崇拜上帝的聲明，使世界沒有主心骨了。

但這時間並不長。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賓俱樂部里，不論怎樣滔滔不絕地做著各種解釋和辯解，這種虛無縹渺的主張還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連兩個星期就忍耐不了。舊上帝滿足不了人們的要求，那為什麼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製造出一個合於時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於是出現了理智女神！

她的確實身份還是後來才弄明白的。在當時，一個標緻的女演員，穿上合適的古希臘服裝，就完全符合了人們的要求。這個女士是從前任國王的芭蕾舞團舞蹈演員中找到的，在一個適當的機會，她被人們很隆重地送到了舊信仰追隨者早已拋棄了的巴黎聖母院的高大祭壇上。

至於聖母，許多世紀以來她一直站在祭壇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溫和地注視著靈魂受到了創傷的人們。現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進石灰窯變成灰漿之前，被一雙憐愛的下勿忙地藏了起來。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這是一個業餘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隨便雕塑而成。但這並沒有完，巴黎聖母院還見識過其他發明。在唱詩班中間有四個柱子和一個屋頂，它們象徵著「哲學聖堂」，在國家的重大日子裡就成為新舞神的寶座。當這個可憐的女孩子不主持儀式、不接受追隨者的崇拜時，哲學聖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後的時刻。

但「最後的時刻」不到六個月就來臨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國人民被正式告知說上帝又重新確立了，靈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認為是一條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讓·雅克·盧梭遺留下的舊材料匆忙塑造出來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們亮相了。

羅伯斯比爾身著一件嶄新的藍色馬甲，發表了歡迎詞。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從一個三流城市裡的默默無聞的法律執事變成了法國革命的高級教士。更有甚者，一個可憐的精神錯亂的修女凱瑟琳·泰奧特竟被千百萬的人擁戴為上帝的真正母親，因為她剛剛宣布了救世主即將到來，還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這就是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這個馬克西米利安穿著自己設計的奇異制服，高傲地大講了一番，向上帝保證說從今以後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會完善起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兩天後他又通過了一項法律，法律規定，凡被懷疑犯有叛國罪和異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視為一體，就象宗教法庭時代一樣）都被剝奪一切自衛手段。這個措施非常奏效，在後來的六個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斷頭台傾斜的刀下掉了腦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羅伯斯比爾認為自己是他所認為美好的東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質上是有頭腦的狂熱者，因此不可能承認其他不夠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權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罪惡的仇恨擴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國於瀕臨人口滅絕的邊緣。

最後，由於擔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敵人開始回擊。經過一場短暫的殊死搏鬥，這個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毀滅。

從這以後，法國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國人民當時採用的憲法承認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給它們以平等的權利和特權，至少共和國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會和聯盟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須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師的同時，承認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個人選擇的完全自由。

從那時起，法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開始和平共處。

天主教會從未承認過自己的失敗，這倒是真的。它繼續詆毀政教分家的原則（見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教令），並且支持那些妄圖顛覆共和國體制恢復君王制或帝國的政黨，以圖東山再起重掌大權。但是這些戰鬥一般都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將軍加上一個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裡進行的。

他們為趣味讀物提供了極好的素材，但這隻能證明他們是枉費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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