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六七號牢房

從門口到窗戶七步，從窗戶到門口七步。

這我知道。

在龐克拉茨監獄的這段松木地板上，我來回踱過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資產階級的腐敗政策對人民的危害而坐過牢，也許當時坐的就是這間牢房。現在他們正把我的民族釘上十字架，德國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來回走動，而在監獄外的什麼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運女神又在紡績叛賣的線。人還需要經過多少世紀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類走向進步的路上已經經歷了幾千座牢房呢？還要再經歷幾千座牢房呢？啊，聶魯達的耶穌聖嬰。「人類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類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過去是七步，走回來也是七步。緊靠著一面牆壁的是一張行軍床，另一面牆上釘著一塊暗褐色的擱板，上面放著陶制的碗盆。是的，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現在這裡稍加機械化了：裝上了暖氣管，抽水馬桶代替了糞桶——但主要的，是這裡的人都機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動機器。只要一按電鈕，就是說，只要聽到鑰匙在牢門的鎖孔里轉動，或是聽到打開門上小窗洞的聲音，囚犯們就跳起來，不管你在幹什麼，都得一個挨著一個直挺挺地站著，門一開，看守長就一口氣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語字母拼成的德語：「注意。二六七號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號就是我們的牢房。不過這間牢房裡的自動機器，運轉得並不那麼靈活。跳起來的只有兩名囚犯。在那一段時間裡，我還躺在窗下面的草墊上，直挺挺地俯卧著。一星期、兩星期、一個月、一個半月——後來我又活過來了：我的頭已經能夠轉動，手已經可以抬起來，兩肘已經能夠支撐起身子，我甚至已經試著翻身仰卧……毫無疑問，描寫這事比起經歷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裡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門上原來掛著三個人的牌子，如今換成兩個人的牌子，現在我們只有兩個人了，那個曾為我唱過送葬詩的比較年輕的卡爾利克已經走了，只留下我對他那善良的心的回憶。說實在的，我只依稀記得他同我們相處的最後兩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說自己的經歷，而我在他講述時卻常常處於昏迷狀態。

他的全名叫卡雷爾-馬列茨，是個機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個鐵礦井裡開弔籠，曾經從那裡運出過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藥。他被捕入獄差不多有兩年了，現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審，和他同時被捕的還有一大批人，誰知他們會有怎樣的結局呢？他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他愛他們，非常愛他們。

然而他說：「要知道，我不可能不這樣做，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邊，強迫我吃東西。可是我卻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難道我入獄已經八天了嗎？——他採取了最強硬的措施：向監獄醫務官報告說，我來到這裡以後，一點東西也沒吃過。這個龐克拉茨監獄的醫務官成天綳著臉，穿一身黨衛隊制服，不經他的許可，捷克醫生連阿司匹林這類藥方都不能開。這個醫務官竟親自給我端來一碗病號稀飯，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後一口。這時卡爾利克非常滿意自己干預的成功。第二天，他親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湯。

但後來還是不行。我那被打爛的牙齦，連星期日土豆燒牛肉里煮爛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腫脹的喉嚨咽不下哪怕是小塊的食物。

「他連紅燒牛肉——紅燒牛肉都不想吃，」卡爾利克站在我身旁憂鬱地搖著頭，埋怨地說。

隨後，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們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龐克拉茨鹽獄里待過的人，就不會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這「紅燒牛肉」是什麼東西。即使在最艱難的時期，也就是說當所有的囚犯肚子餓得咕咕直叫的時候，當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著人皮的活骷髏清晰可見的時候，當每個囚犯用貪饞的目光盯著他的同伴的幾口食物的時候，當那令人作嘔的乾菜粥上澆點番茄汁就覺得是無上美味的時候，就在這個最艱難的時期，按規定每周兩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飯的人在我們的盤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澆上一湯匙帶幾根肉絲的紅燒肉汁，這簡直就是開胃極了。是的，問題還不在於開胃，而是這東西使人實實在在地記起了人的生活。在這個殘酷而又違反常情的蓋世太保的監獄里，它是某種正常的、帶有人間生活滋味的東西。人們一提起這「紅燒肉汁」，連聲調都變得柔和優美了——埃有誰能理解這一湯匙「紅燒肉汁」對於面臨著死亡威脅的人是何等珍貴埃兩個月後，我才明白了卡爾利克的驚奇。「連紅燒牛肉都不想吃」，——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說明我當時怎樣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當天夜裡兩點鐘，卡爾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鐘內收拾停當，彷彿他只是出去溜達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監獄、集中營或刑場去結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誰知道他要上哪兒去呢。他在我的草墊旁跪下來，雙手抱住我的頭，吻我，——這時，走廊里傳來了看守的一聲粗暴的吆喝，說明在龐克拉茨監獄里是不能有這種感情的流露的，——卡爾利克跨出門檻，咔嚓一聲，門又鎖上了……牢房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

我們將來還能見面嗎，朋友？我們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將在什麼時候分別？我們倆誰會先走，到哪兒去？又是誰來傳喚他？是穿著黨衛隊制服的看守？還是那個沒有穿制服的死神？

現在我只寫出了初次離別時令人激動的情思。從那以後已經過去一年了，然而送別這個朋友時所引起的那種情思還不斷地、有時甚至還是很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記憶里。掛在牢房門上的「兩人」牌子又換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兩人」，然後又出現「三人」，「兩人」，「三人」，「兩人」。新的難友來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號牢房裡的兩個人，依然忠實地住在一起。

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約瑟夫-佩舍克，是個六十歲的老教員，教師委員會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擬一項關於改革自由捷克學校的建議中「陰謀反對德意志帝國」。

「老爹」是一個……

可是，朋友，怎樣來描寫他呢？這是件很難的事。兩個人，一間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這個稱號上的引號消失了；在這一年中，兩個不同年齡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與子；在這一年中，我們彼此吸取了對方的習慣、口頭禪，甚至說話的聲調。現在你不妨來試試，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帶到牢房裡來的，哪些又是我帶來的？

他徹夜不眠地守護在我身旁，用浸濕的白繃帶為我裹傷，驅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從我的傷口中流出的膿血，對於我的草墊四周散發出的那股臭味，從未表現過厭惡的神情。他替我洗補那件可憐的破襯衫，這是我第一次受審時的犧牲品，當這件襯衣實在無法再穿時，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給了我。他還趁早晨半個小時「放風」的機會，在監獄的院子里冒險替我採摘雛菊和草莖。每當我去受審時，他總是以一種愛撫的目光伴送我；回來后又用新的繃帶包紮我的新傷口。每逢我夜裡被帶去受審時，他總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來，把我扶上草墊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蓋上毯子之後，他才去睡覺。

我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在我們共同度兩條腿站立起來，能盡到做兒子的義務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改變。

朋友，我一口氣是寫不完這一切的。二六七號牢房內那一年的生活是豐富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來對付。這一切都是應該寫到的。不過我的敘述還沒有結束呢（看來還有希望寫完）。

二六七號牢房的生活是豐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時都開一次門來檢查。這也許是按規定對一個案情重大的「共產黨罪犯」的嚴格監視，但也許只是出於純粹的好奇。這裡常常死去一些不該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確信必然會死去的人又活下來的事，卻很少發生。別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們牢房裡來聊天，他們有時悄悄地掀開我的毯子，帶著內行的神氣察看我的創傷。然後按照各自的脾氣，說上幾句無聊的俏皮話，或者偽善地裝出一副同情的模樣。其中有一個——我們最初給他起的綽號叫牛皮大王——比別人來得都勤，他滿臉堆笑地探問這個「赤魔」需不需要點什麼。不，謝謝，不需要。過了幾天，牛皮大王終於看出這個「赤魔」需要點什麼了，那就是刮臉。於是他領來了一個理髮師。

這個理髮師是我最早認識的別的牢房裡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熱心幫了倒忙。老爹托著我的腦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墊旁，用一把鈍了的刮臉刀努力在我那雜草般的鬍鬚中開出一條道來。他的手在顫抖，兩眼噙著淚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個即將死去的人修臉。我竭力安慰他說：「大膽點吧，朋友，我既然經受得住佩切克宮的拷打，也就經受得住你的刮臉刀。」

但我的力氣到底不行，因此我們倆只得不時停下來喘一口氣。

過了兩天，我又認識了兩個囚犯。佩切克宮的頭目們失去耐性了。他們派人來傳我去，儘管醫務官每天都在我的傳票上批著：「不能移動」，但他們卻不管，下命令無論如何也要把我抬去。於是兩名穿著雜役制服的囚犯，扛來了一副擔架，擱在我的牢房門前。老爹費力地給我穿上衣服，同志們把我放在擔架上抬走了。他們當中有一個是斯科舍帕同志，後來在整個走廊里當上了服務周到的「大叔」，另外一個是……下樓梯時，我從傾斜的擔架上往下滑，一個抬著我的人向我說道：「扶住了。」

緊接著又放低聲音加了一句：

「要堅持。」

這次我們沒有在接待室停留。他們把我抬得更遠，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一直向出口處走去。走廊里擠滿了人——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們的家屬來取洗換的衣服的日子——他們都望著我們這個凄慘的行列，人們眼裡流露出哀憐，我可不大喜歡這個。於是我把手握成拳頭舉到頭上揮動。也許他們看見了會懂得我在向他們致意，或者沒有看清這個幼稚的動作，但我只能做到這樣了，我沒有更多的力氣。

到了龐克拉茨監獄的院子里，人們把擔架放到大卡車上，兩名黨衛隊隊員坐在司機旁，另兩名緊握著打開了槍套的手槍站在我的頭邊。車開走了。道路實在太不理想：一個坑，兩個坑——沒開出兩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覺。這樣乘著汽車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實在有些可笑：一輛可容納三十個犯人的五噸大卡車，現在卻僅僅為了一個囚犯耗費汽油，並且前後各站著兩名黨衛隊隊員，手裡還握著槍，怒目盯著一具失去了知覺的軀體，唯恐他會逃走。

第二天，這個滑稽劇又重演了一遍。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宮。審訊沒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員毫不客氣地「碰了碰」我的身子，於是我又在昏迷狀態中被運了回來。

我還活著這一點，現在已確定無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孿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喚起了我對生命的感覺。幾乎整個龐克拉茨監獄的囚犯都知道我還僥倖地活著：從厚實的牆壁傳來的敲擊聲中，從送飯時雜役的眼神里，他們送來了最早的祝賀。

只有我的妻子一點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單獨關押在我樓下的一間牢房裡，相距只有三四間牢房遠。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個小時「放風」的時候，隔壁一個女囚犯對她耳語，說我已經完了，說我在審訊時被打得遍體鱗傷，隨後死在牢房裡了。她得知這個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亂闖，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轉；連女看守怎樣朝她臉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並把她趕回行列里去，以維護監獄的秩序，她都沒有感覺到。她那無淚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視著牢房的白牆，但她能望見什麼呢？第二天又傳給她另一個消息，說我沒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種折磨，在牢房裡上吊了。

那個時期，我一直在那可憐的草墊上扭動著。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盡量側著身子睡，為了給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愛的歌。她怎能聽不見我的歌聲呢，我在那歌里傾注了多少熱情啊？

現在她已經知道我的消息，聽見了我的歌聲，儘管她現在比過去離我更遠。現在連看守們都聽慣了二六七號牢房裡的歌聲，他們已經不再敲門命令我們安靜了。

二六七號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這臨終之前，當我對生命感受特彆強烈時為什麼要停止歌唱。至於老爹佩舍克呢？啊，沒想到，他也是非常愛唱歌的。他既沒有音樂的聽覺，嗓子也不好，還缺乏記憶音樂的能力，但他卻如此善良而誠摯地迷戀著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樣多的歡樂，使我幾乎聽不出來他是怎樣從這個調子滑到另一個調子的，該唱「拉」的地方他卻固執地唱成「索」。我們就這樣歌唱著，在滿懷愁悶時我們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裡我們歌唱，我們用歌聲送別那也許永遠不會再見的同志，我們用歌聲歡迎來自東方戰線上的捷報。我們就像人們一向那樣歡欣地歌唱，永遠地歌唱，生命不息，歌聲不止。

沒有歌聲便沒有生活，猶如沒有太陽便沒有生命一樣。如今我們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為陽光照不到我們這兒。二六七號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餘暉才把柵欄的影子斜射在東牆上很短時間——這時老爹總是扶著床站起來，凝視著那轉瞬即逝的光輝……他的目光是這裡能見到的最憂鬱的目光了。

太陽。你這個圓圓的魔術師，如此慷慨地普照著大地，你在人們眼前創造出了這麼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陽光里的人卻是這麼少。是的，太陽一定要照耀下去，人們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輝中生活。知道這個真理是多麼美好的事埃但你畢竟還想知道一件遠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陽還能照到我們身上來嗎？

我們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爾在夏季晴朗的日子裡，才能看到幾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麼想再看一次日出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