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轉變也許是一件痛苦和啟發兼備的事，當你置身於光明與失明或失明與光明之間時尤其如此。當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後而又可能重見光明時，痛苦似乎變成了啟發，它促使我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我對這件事做出的反應。開始，我用盲文打字機寫，隨著視力日漸清晰而改用手寫。後來，獃滯已久的眼睛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逐漸看清了書上的印刷字跡，我開始閱讀盲人寫的書。這是一個略帶強制性的過程。失而復明不僅令人激動，它還讓我必須懂得我所發生的一切，懂得失明和復明的原因。別人的經驗也許能說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馬、參孫、海倫·凱勒或約翰·彌爾頓都太遙遠了，只有目前在這個複雜而可憐的世界里生活的現代人才有借鑒價值。

例如，約翰·胡爾和我都是大學教授，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義的哲人。失明對他來說是一種「全身視覺」，他用整個身體代替了眼睛。然而，這是一種「痛苦的饋贈」，他不是專為黑暗帶來光明的以賽亞。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原因」，宛如《失樂園》中的那些墮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尋找上帝。

在書中，我發現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國盲人雅克·呂塞朗，我們能從法國抵抗運動的陣營中、從布痕瓦爾德恐怖的集中營里聽到他的聲音。失明對他來說不是黑暗，黑暗只有當他感到害怕、憤怒或生病時才會到來。他生活在一個充滿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懲罰，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書中，我認識了埃莉諾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學修養和才華的詩人，一位文筆典雅的作家。她能打網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寫小說，獲得過全國圖書大獎，並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羅勃特·佩恩·沃倫所屬的文化領域。她對失明十分憎恨：「誰說你儘管不太喜歡，但還必須接受和體驗失明的遭遇呢？」她的結論是：「我們需要通過鉤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馬來工作。」

胡爾和呂塞朗這樣的人確實不乏英雄氣概，因為他們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氣。他們是沉默的另一面發出的呼聲。但我必須承認，很多時候我聽到的只是克拉克的叫喊和牢騷。

有時候，我認為胡爾和呂塞朗這樣的人並不代表盲人，他們代表的只是神學和神秘主義。我既不是神學家，也非神秘主義者，我只是一名大學教授，一個寫幾本描寫美國野蠻西部的書的人。我和他們到底有哪些共同之處呢？克拉克是不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們也能體驗一下重見光明的奇迹，我懷疑他們的想法是否也會改變。

最後，我對兩種不同經歷進行了深入探討。卡爾·比亞恩霍夫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勁挖自己失明的雙眼，當眼睛感到疼痛時，他看到了流星。天文學家並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紅的流星，但男孩說得千真萬確，令人無法懷疑。而我只能隱隱約約地想象出維德·梅赫塔在克萊爾蒙特校園裡騎自行車的情景。此外，轉變還有各種不同方式。安德魯·波托克努力地爭辯說：和他這樣一個畫家相比，作家兼歷史學家們根本不存在失明的問題。對此，在勘薩斯城俯案工作的薩麗瓦格納也許會微笑地說：這是一句「蠢話」。我聽說羅伯特·墨菲和湯姆·蘇里文因為一個問題發生了爭論：最積極的人是運動員，但他們是否也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帶微笑地講述著自己發生的變化：隨著視力的減弱，他筆下的狗畫得越來越精鍊了。

這裡，我不是想和他們爭辯，而是喜歡他們這樣。這種情形好比一個熱鬧的大家庭，雖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實際上卻是統一的。與胡爾和克拉克相比，我失明的時間比他們長，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則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見光明后的快樂。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帶給這個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點點，我就別無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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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譯者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