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節

我和瓦爾特-科德醫生約定在上午9點會晤。我一早就趕到了醫院，等了一個小時。這有很大的好處，我可以閱讀唐尼-雷的病歷，儘管我已經把它背得滾瓜爛熟。候診室里擠滿了癌症病人，我盡量不看他們。

10點鐘，一位護士奉命前來找我。我跟著她走進一個沒有窗戶的檢查室。醫學的行當那麼多，有人為何偏偏選中腫瘤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呢？我想是因為這一行總得有人干。

人們為何偏偏選中法律作為自己的職業呢？

我拿著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鐘。隨著大廳里傳來的人聲，門被拉開了，一個大約35歲的年輕人快步走了進來。「貝勒先生嗎？」他邊問邊伸出右手。我站起來和他握手。

「是的。」

「瓦爾特-科德。我很忙。5分鐘談得完嗎？」

「我想夠了。」

「那我們就快一點兒。我有許多病人在等著吶，」他邊說邊勉強一笑。我非常清楚醫生對律師討厭極了。但由於某種原因，我並不為此而責怪他們。

「謝謝你開的證明。作用很大。我們已經取過唐尼-雷的證詞了。」

「好極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視我的那副模樣，彷彿我是個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齒地說：「我們需要你作證。」

他作出的是醫生們典型的反應。他們厭惡法庭。為了避免出庭，他們有時會同意讓律師錄取證詞，在庭審時使用。他們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律師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後的一張牌：傳票。律師有權要求法院向包括醫生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發出傳票。因此，律師的權力稍稍大於醫生。但也正是因此，醫生們對律師更為鄙視。

「我很忙。」他又一次說。

「我知道。你不是為我作證，而是為唐尼-雷作證。」

他眉頭緊鎖，呼吸沉重，彷彿這句話他聽了很不舒服。「我作證1小時，收費500美元。」

這我早就料到，所以並不感到驚慌。念法學院時，我就聽人說過類似的事，有的醫生收費甚至比這還要貴。我來此是向他懇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醫生。我的事務所6周前剛剛開業，而我現在都快要餓死了。這個案子是我手頭唯一一樁像樣的案子。」

講真話產生的作用，有時候大得著實令人吃驚。我面前的這個傢伙一年的收入可能會達到100萬美元，面對我的坦率真誠，卻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見他的雙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遲疑了片刻。也許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於無力幫助他而產生的沮喪；也許他在為我難過。誰知道呢？

「我給你寄去一張賬單。你什麼時候有錢，就什麼時候付，好嗎？」

「謝謝你，醫生。」

「你去找我的秘書確定一個日期。在這兒取證行嗎？」

「當然行。」

「再見。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務所的時候，戴克正在和一個委託人談話。她是一個中年婦女，身材粗壯，穿著考究。我走過他門口時，他朝我招了招手。他為我作了介紹：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離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邊的桌上時，他在拍紙簿上寫了幾個字遞給我：「她有鈔票。」

我們和梅基談了一小時。她的遭遇很悲慘。酗酒，毆打，別的女人插足，賭博，忤逆的兒女，而她並沒有任何過錯。她在兩年前起訴離婚，她的丈夫卻開槍打壞了她的律師辦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槍，是個十足的危險分子。她講完她的故事後，我瞧著戴克，戴克卻不願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現鈔，並且答應以後還會付得更多。我們明天為她提出離婚起訴。她找到魯迪-貝勒事務所，真是找對了地方啦，戴克讓她放心。

她走了幾分鐘，電話鈴響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要找我。我接過電話，報了姓名。

「喂，魯迪，我是羅傑-萊斯律師。我想咱們還沒有見過面。」

幾個月前沿街尋找工作時，孟菲斯的律師我幾乎全都見過，但我不記得有誰叫羅傑-萊斯。「對，是沒有見過。我是個新手。」

「是呀，我打電話給查號台，才找到了你的電話號碼。聽著，我正在會見朗道夫和德爾伯特兄弟，還有他們的母親包娣。我想你一定認識他們。」

我彷彿可以看見，她正坐在兩個兒子中間，傻乎乎地咧著嘴巴說：「好極了！」

「對，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說得十分自然輕鬆，好像這一整天一直在等著這個電話。

「事實上，他們目前在隔壁我的辦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會議室，給你打電話來著。我在負責起草她的遺囑，而她的遺囑，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錢，據他們說，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確實如此。我幾個月前早就準備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說，她一直不願簽字。」

「那是為什麼？」他的態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們母子在他那裡，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因此我簡明扼要地告訴他：包娣小姐想把財產遺贈給肯尼思-錢德勒牧師。

「她真有這麼多錢嗎？」他問。

我當然不能把真情實況告訴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與她有關的任何信息，都是嚴重違犯職業道德的。再說，萊斯極想得到的這個信息，我當初搞到手的時候，使用的手段雖然不能說不合法，但並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雙手捆著，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對你是怎麼說的？」我問。

「說得不多。說是在亞特蘭大有筆財產，她的第二個丈夫給她留下了一筆錢。可是我一刨根問底，她馬上又前言不搭后語。」

這種情況聽起來很耳熟。「她幹嗎要重立一份遺囑呢？」我問。

「她想把一切都留給自己家裡的人，兒子和孫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沒有這筆錢。」

「這我可說不準。在亞特蘭大，有個遺囑驗證法庭，有關的案卷就封存在那裡。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啦。」

他仍舊不太滿意，可我已無話可說。我答應將亞特蘭大那位律師的姓名和電話號碼用傳真機傳給他。

我9點鐘以後到家時，發現車道上停著的從出租公司租來的汽車，數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車停在街邊上，這使我非常惱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著，以免讓後院中的那群人看見。

一定是孫子們趕來了。我坐在沒有開燈的屋中，吃著湯糰燴雞，聽著窗外的人聲。我可以辨別出德爾伯特和朗道夫的聲音。包娣小姐偶爾發出的咯咯笑聲，通過潮濕的空氣，傳送到我的耳鼓。別的都是年輕人的聲音。

這件事辦得準是像撥打911報警電話一樣瘋狂。快來啊！她這兒有金山銀山呢！咱們從前只以為這個古怪的老太婆有幾個銅板，誰會想到她居然腰纏萬貫！這個人接到電話，馬上又打給另一個。快來啊！遺囑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將近100萬哪。快把老壽星圍起來。現在時候已到，該對老奶奶又親又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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