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伯利亞。一條寬闊、荒涼的河，河岸上矗立著一座城市①，這是俄羅斯的行政中心之一；城市裡有一座要塞，要塞裡面有座監獄。第二類流刑犯②羅季昂-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經在這座監獄里給關了九個月。從他犯罪的那天起，差不多已經過了一年半了——

①指額爾齊斯河畔的鄂木斯克。

②根據一八四五年頒布的俄國刑法典，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的犯人分為三類：第一類在礦場勞動；第二類修建要塞、堡壘；第三類在工廠勞動，主要是在軍工廠和熬鹽的工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作為第二類流刑犯人，給關在鄂木斯克監獄里。

他這件案子的審訊過程沒遇到多大困難。犯人堅決、確切、明白無誤地堅持自己的口供，沒有把案情搞亂，沒有避重就輕，沒有歪曲事實，也沒有忘記一個最小的細節。他毫無遺漏地供述了謀殺的整個過程：他解釋了在被害的老太婆手裡發現的那件抵押品的秘密（一塊有金屬薄片的小木板）；詳細供述了他是怎樣從死者身上拿到了鑰匙，描繪了那些鑰匙的形狀，描繪了那個小箱子，以及箱子里裝著些什麼；甚至列舉了其中的幾件東西；說明了殺害莉扎薇塔之謎；供述了科赫來敲門的情況，他來了以後，怎樣又來了一個大學生，轉述了他們兩人談話的全部內容；後來，他，犯人，是怎麼跑下樓去，以及聽到米科爾卡和米季卡尖叫的情況；他又是怎樣藏進那套空房子里，怎樣回家的，最後指出，那塊石頭是在沃茲涅先斯基大街上一個院子里，就在大門附近；在那塊石頭底下果然找到了東西和錢袋。總之，案情十分清楚。然而偵查員和法官們都對這一點感到驚訝：他把錢袋和東西都藏到了石頭底下，而沒有動用過；使他們更為驚訝的是：他不僅記不清他親手偷來的東西究竟是些什麼，就連究竟有幾件，也搞不清楚。至於他連一次也沒打開過錢袋，甚至不知道裡面到底有多少錢，說實在的，這更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了（錢袋裡有三百十七個銀盧布和三個二十戈比的錢幣；因為長期藏在石頭底下，最上面的幾張票面最大的鈔票已經破損得非常厲害了）。花了好長時間竭力想要弄清：既然被告對其他所有情況都老老實實自願供認了，為什麼獨獨在這一點上說謊？最後，某些人（特別是一些心理學家）甚至認為這是可能的，認為他的確沒有看過錢袋，所以不知道裡面有多少錢，還沒弄清裡面有什麼，就這樣把它拿去藏到石頭底下了，但是由此立刻又得出結論，所以會犯這樁罪，一定是由於一時精神錯亂，可以說是患了殺人狂和搶劫狂，而沒有更進一步的目的和謀財的意圖。正好趕上這時有一種關於一時精神錯亂的、最新的時髦理論，在我們這個時代往往竭力用這個理論來解釋某些罪犯的心理。加以許多證人都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長期以來就有憂鬱症的癥狀，並且作了詳細說明，這些證人中有佐西莫夫醫生，他以前的同學，女房東和一個女僕。這一切有充分根據促使得出這樣的結論：拉斯科利尼科夫不完全像一般的殺人犯、強盜和搶劫犯，這兒準是有什麼別的原因。使堅持這種意見的人感到極為遺憾的是，犯人本人幾乎並不試圖為自己辯護；對於最後幾個問題：究竟是什麼促使他殺人，是什麼促使他搶劫，他的回答十分明確，話說得很粗魯，然而符合實際，他說，這一切的原因是他境況惡劣，貧困，無依無靠，他期望在被害者那裡至少能弄到三千盧布，指望靠這筆錢來保障他的生活，使他在初入社會的時候能夠站穩腳跟。他決定殺人，是由於他輕率和缺乏毅力的性格，貧困和失意更促使他下了殺人的決心。對於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促使他來自首的，他直率地回答說，由於真誠地悔罪。這些話幾乎都說得很粗魯……

然而，就所犯的罪行來說，判決比所能期待的還要寬大，而且也許這正是因為犯人不僅不想為自己辯護，反而甚至似乎想誇大自己罪行的緣故。這一案件的所有奇怪和特殊的情況都被考慮到了。犯人犯罪時的病態心理和貧困境況都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他沒有動用搶劫來的財物，被認為，一部分是由於他萌發了悔悟之念，一部分是由於犯罪的時候，他的精神不完全正常。無意中殺死莉扎薇塔，這一情況甚至成為一個例證，使如下的假設更為可信：一個人殺了兩個人，而同時卻忘記了，房門還在開著！最後還有，正當一個精神沮喪的狂熱信徒（尼古拉）自稱有罪，以虛假的供詞把案情弄得異常混亂的時候，此外，對真正的罪犯不僅沒有掌握確鑿的罪證，而且甚至幾乎沒有產生懷疑（波爾菲里-彼特羅維奇完全信守了自己的諾言），正是在這個時候，犯人前來自首了。這一切最終促使對被告從輕判刑。

此外，完全意料不到地又出現了另外一些對被告十分有利的情況。以前的大學生拉祖米欣不知從哪裡找到了這樣一些材料，而且提出證據：犯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大學里讀書的時候，曾經用自己僅有的一點兒錢幫助一個害肺病的窮苦同學，維持他的生活幾乎長達半年之久。那個同學死後，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去照顧亡友（他幾乎從十三歲起就靠自己的勞動贍養自己的父親）仍然活著的、年邁體弱的父親，最後還讓這位老人住進了醫院，老人死後，又為他安葬。所有這些材料對決定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命運起了某些有利的作用。拉斯科利尼科夫以前的女房東，他已經病故的未婚妻的母親，寡婦扎爾尼岑娜也作證說，他們還住在五角場附近另一幢房子里的時候，有一次夜裡失火，拉斯科利尼科夫從一套已經著火的房子里救出了兩個小孩子，因為救人，他自己被火燒傷了。對這一事實作了詳細調查，許多證人都完全證實了這一情況。總之，結果是，考慮到犯人是投案自首以及某些可以減刑的情況，犯人被判服第二類苦役，刑期只有八年。

還在審訊一開始的時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親就病了。杜尼婭和拉祖米欣認為，可以在開庭期間讓她離開彼得堡。拉祖米欣挑了一個沿鐵路線、離彼得堡也很近的城市。這樣可以經常留心審訊的情況，同時又能儘可能經常與阿芙多季婭-羅曼諾芙娜見面。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的病是一種奇怪的精神病，同時還有類似精神錯亂的某種跡象，即使不是完全精神錯亂，至少是有一部分。杜尼婭最後一次見到哥哥，回來以後，發覺母親已經完全病倒了，她在發燒，在說胡話。就在這天晚上，她和拉祖米欣商量好，母親問起哥哥來，他們該怎樣回答，甚至和他一起為母親編造了一套謊話，說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受私人委託，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到俄國邊疆去辦一件事情去了，這項任務最終將會使他獲得金錢和聲譽。但是使他們深感驚訝的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都從未問起過這方面的事。恰恰相反，原來對於兒子突然遠行，她自己早已有自己的解釋；她流著淚述說，他是怎樣來和她告別的；同時她還暗示，只有她一個人知道許多非常重要的秘密，暗示羅佳有許多很有勢力的敵人，因此他甚至必須躲藏起來。至於說到他的前途，她也認為，只要敵視他的某些情況消失了，那麼他的前途無疑將是光明的；她讓拉祖米欣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兒子甚至會成為國家的棟樑，他的那篇文章和他傑出的文學天才就是明顯的證據。她在不斷地看那篇文章，有時甚至念出聲來，幾乎連睡覺的時候也拿著那篇文章，可是羅佳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她卻幾乎從來也不問起，儘管看得出來，當著她的面，大家都避而不談這個問題，——而單單是這一點，就足以引起她的懷疑了。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對某些問題始終保持緘默，這一奇怪的現象終於使他們感到擔心了。譬如說吧，她甚至從不抱怨他不來信，而從前，住在故鄉縣城裡的時候，她唯一的精神寄託，就是希望和盼望著快點兒接到心愛的羅佳的信。現在她不再等信，這實在是太無法解釋了，因此使杜尼婭十分擔憂；她心裡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大概母親是預感到兒子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所以她不敢問，以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無論如何，杜尼婭已經清清楚楚看出，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精神不大正常。

不過有兩次她自己把話題轉到了羅佳身上，以致回答她的時候，不可能不提到羅佳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迫不得已的回答當然不能使她滿意，而且讓她感到懷疑，這時她就突然變得非常傷心，憂愁，沉默寡言，這樣一直持續很長時間。杜尼婭終於明白了，說謊和編造謊言是很難的，於是得出最後結論：對有些事情最好絕口不談；不過可憐的母親已經懷疑，準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這一點已經是越來越明顯了。同時杜尼婭也想起了哥哥的話，在決定命運的頭一天夜裡，也就是在她和斯維德里蓋洛夫發生了那一幕以後的那天夜裡，母親曾經聽到過她在夢中囈語，那時母親是不是聽清了什麼呢？往往，一連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母親一直悶悶不樂，心情憂鬱，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默默地流淚，可是在這之後，不知怎的，病人會歇斯底里地活躍起來，突然大聲說話，幾乎不住口地談她的兒子，談自己的希望和未來……她的幻想有時十分奇怪。他們安慰她，附和她（也許她自己看得很清楚，他們是在隨聲附和她，只不過是在安慰她），可她還是說個不停……

犯人自首以後過了五個月，判決下來了。只要一有可能，拉祖米欣就到獄中探望他。索尼婭也是一樣。離別的時刻終於到了；杜尼婭對哥哥發誓說，這次離別不會是永訣；拉祖米欣也這麼說。在拉祖米欣年輕、狂熱的頭腦里堅定不移地確定了這樣一個計劃：在三、四年內，儘可能至少為未來打下基礎，至少攢一些錢，遷居到西伯利亞去，那裡土地肥沃，資源豐富，缺少的是工人、創業的人和資本；他要到那裡羅佳將要去的那個城市定居，……大家在一起開始新的生活。分別的時候大家都哭了。最後幾天拉斯科利尼科夫陷入沉思，詳細詢問母親的情況，經常為她感到擔心。甚至為她感到十分痛苦，這使杜尼婭很不放心。得知母親病態心情的詳細情況以後，他的神情變得十分憂鬱。不知為什麼，這段時間裡他特別不喜歡和索尼婭說話。索尼婭用斯維德里蓋洛夫留給她的那筆錢，早已準備好了行裝，打算跟隨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在其內的那批犯人一同上路。關於這一點，在她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之間從來連一個字也沒提起過；然而他們倆都知道，事情一定會是這樣。臨別時，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熱烈地讓他相信，等他服刑期滿回來以後，他們的未來一定會十分幸福，對他們這些熱情的話，他只是奇怪地笑了笑，並且預感到母親的病情不久就會帶來不幸的後果。他和索尼婭終於出發了。

兩個月以後，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結婚了。婚禮沒有歡樂的氣氛，而且冷冷清清。不過應邀前來的客人中有波爾菲里-彼特羅維奇和佐西莫夫。最近一個時期，拉祖米欣的神情像一個下定了決心的人。杜尼婭盲目地相信，他一定會實現自己的打算，而且也不能不相信：看得出來，這個人有鋼鐵般的意志。順便說說，他又到大學去上課了，以便能夠讀完大學。他們倆不斷地制訂未來的計劃；兩人都對五年後遷居到西伯利亞抱有堅定的希望。在那以前，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索尼婭身上……

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很高興地為女兒和拉祖米欣結婚祝福；可是舉行過婚禮以後，她卻似乎變得更加愁悶，更加憂慮了。為了讓她高興，拉祖米欣順帶講給她聽，羅佳曾經幫助過一個大學生和他年邁體弱的父親，還講了羅佳去年為了救兩個小孩子的性命，自己給燒傷了，甚至還害了一場病。這兩個消息使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本來就已經不正常的精神幾乎達到了異常興奮的狀態。她不斷地談起這兩件事，在街上也逢人就說（儘管杜尼婭經常伴隨著她）。在公共馬車上，在小鋪里，只要能找到一個肯聽她說話的人，她立刻就跟大家談她的兒子，談他的那篇文章，談他怎樣幫助那個大學生，怎樣在失火的時候為了救人讓火給燒傷，等等。杜涅奇卡甚至都不知道該怎樣才能阻止她。這種異常興奮的病態心情是危險的，此外，如果有人記起不久前審理的那件案子，因而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這個姓，談論起來的話，那可就糟了。普莉赫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甚至打聽到了那兩個在火災中給救出來的小孩子的母親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訪她。最後她的不安達到了極點。有時她會突然放聲大哭起來，經常生病，發燒，說胡話。有一天一清早，她直截了當地說，她計算著，羅佳不久就該回來了，說是她記得，他和她分手的時候曾經說過，正是過九個月以後，就該等著他回來。她把家裡的一切都收拾了一下，準備迎接他，動手裝飾打算給他住的那間房子（她自己住的那一間），把傢具擦得乾乾淨淨，洗掉舊窗帘，換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婭非常擔心，可是什麼也不說，甚至幫著她布置房子，來迎接哥哥。在不斷的幻想、歡樂的夢中流著眼淚度過了令人憂慮不安的一天以後，當天夜裡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經發起燒來，神智不清了。熱病發作了。兩個星期以後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時候，突然說了幾句話，根據這些話可以得出結論，她一直懷疑兒子遭到了可怕的命運，她的猜疑甚至比他們所認為的要嚴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長時間都不知道母親去世的消息，儘管從他在西伯利亞一安頓下來，就與彼得堡有書信來往了。通信關係是通過索尼婭建立起來的，索尼婭每月按時往彼得堡寄信，信寫給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時收到從彼得堡來的回信。起初杜尼婭和拉祖米欣覺得，索尼婭的信有點兒枯燥，不能令人滿意；但最後兩人都認為，不可能比她寫得更好了，因為從這些信里，對他們不幸的哥哥的命運畢竟得出了一個全面、正確的概念。索尼婭在信上寫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實情況，最簡單明了地描寫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況。信上既沒有談她自己的希望，也沒有對未來的推測，更沒有敘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沒有試圖說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說明他的內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實，也就是他自己說過的話，詳細說明他的健康狀況，以及和他見面的時候他有什麼願望，要求她做什麼，托她辦什麼事情，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寫得非常詳細。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終於躍然紙上，給描寫得十分確切而又清晰；這兒不會有什麼差錯，因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實。

但是杜尼婭和她丈夫從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興的事情，尤其是在一開始的時候。索尼婭不斷地告訴他們，他經常神情陰鬱，不愛說話，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甚至幾乎一點兒也不感興趣；說是他有時問起母親；而當她看出，他已經預料到事情的真相，終於告訴他，母親已經去世的時候，使她感到驚訝的是，就連母親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沒有對他產生強烈的影響，至少她覺得，從表面來看是這樣的。她順帶告訴他們，儘管看上去他總是陷入沉思，獨自想得出神，彷彿與世隔絕，不和人來往，可是他對自己新生活的態度卻很坦率，實事求是；她說，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並不期待最近會有什麼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實際的希望（處在他的情況下，自然是這樣了），雖然他所處的新環境與以前的環境很少有相似之處，但他對周圍的一切幾乎從不感到驚訝。她說，他的健康狀況是可以令人滿意的。他去幹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壞，他幾乎不感興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節日，平日的伙食簡直令人難以下咽，所以他終於樂意接受她，索尼婭，給他的錢，好每天能自己燒點兒茶喝；至於其餘的一切，他請她不要操心，讓她相信，對他的一切關心只會使他感到苦惱。隨後索尼婭寫道，在監獄中，他和大家住在一間牢房裡，他們的牢房她沒看到過，不過她斷定，裡面很擠，不像樣，也不衛生；她說，他睡在鋪板上，只鋪一條毛氈，別的什麼東西他也不想置備。但是他過著這樣惡劣和貧困的生活，完全不是按照什麼偏執的計劃或者是有什麼意圖，而只不過是由於對自己的命運漠不關心以及表面上的冷漠態度。索尼婭坦率地寫道，他，特別是最初，對她去探望他不僅不感興趣，甚至幾乎是怨恨她，不愛說話，甚至粗暴地對待她，但這些會面終於使他習慣了，甚至幾乎變成了他的要求，有一次她生了好幾天病，沒能去探望他，他甚至非常想念她。每逢節日，她都和他在監獄大門口或警衛室里見面，有時他給叫到警衛室去和她會見幾分鐘；平日他要去幹活，她就到他幹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場，或者在磚廠里，或者在額爾齊斯河畔的板棚里。關於她自己，索尼婭告訴他們，在城裡她甚至已經有了幾個熟人和保護人；她說，她在做裁縫，因為城市裡幾乎沒有做時裝的女裁縫，所以，在許多家庭里，她甚至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人了；不過她沒有提到，由於她的關係，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得到了長官的照顧，讓他去干比較輕的活，等等。最後，傳來這樣一個消息（杜尼婭甚至發覺，在她最近的幾封來信里，流露出某種特別焦慮和擔心的情緒），說他躲避所有的人，說監獄里的苦役犯人都不喜歡他；說他一連幾天一句話也不說，臉色變得十分蒼白。突然，在最近一封來信里，索尼婭寫道，他病了，病情十分嚴重，躺在醫院的囚犯病房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