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節 致命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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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沉沉的夜裡獨自驅車回家。風很大，枯葉從四面八方搖落，紛紛扑打著車窗，不及落地，又被吹得滿天飛舞。星星不知怎麼垂得那麼低，低到剛好綴滿了後視鏡兩側，使我兩眼迷離，不由自主要馳向那星光燦爛的深處。

無法繼續開車；這樣黑的秋夜這樣眩目的星空，會讓我車毀人亡。

於是將車駛進公路邊的停車場，索性把星星看個夠再上路。停車場傍著樹林，落葉在風裡簌簌作響，冷肅荒涼。推開車門，像舞檯燈光乍亮，驀然滿天繁星綻放，華麗了整片夜空；一顆一顆搖搖欲墜，似乎隨時可以掉下來，滾進那幽暗甜美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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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人怎麼能不覺悟自己的渺小？像莽莽地平線上一粒黑點，獨對彎蒼。黑夜的深邃沉寂使人心靜神凝，而星光的輝煌壯麗使人震動驚詫。宇宙的奧秘有最奢華艷麗的演出。想必也是在這樣無邊無際的星空照耀下，詩人激動不已：「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只要有機會站立在星空下，只要在星空下立得夠久，人的腦子裡不得不充滿了天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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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在義大利的天空下仰望星星。他的眼睛穿透奢華艷麗的星光直逼宇宙奧秘。1640年德國的湯若望，也是一個看星的人，把伽利略所看見的銀河介紹給中國人：「古人以天漢非星，不置諸列宿天之上也……今則不然，遠鏡既出，用以仰窺，明見為無數小星。」同樣是星光燦爛，歐洲人看見的是「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聞」。

歐洲的天文學家來到17世紀的中國，得知中國天文學之落後而感覺奇怪。發現行星運動三大定律的德國科學家開普勒聽說中國人在四千年前就已經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馬星座尾端觀察到二至點，非常驚異，特別寫信請留駐中國的傳教士發掘更多中國的天文知識。萊布尼茲對中國人看星星的智慧也充滿期待。當他知道17世紀的中國人其實對星星沒什麼認識時，他說：「他們是不是因為要編撰一個完滿的天象故事，而無法對天體進行觀察？」

那是1689年。其實，如果萊布尼茲知道湯若望是怎麼死的，他也許自己可以回答為什麼中國人無法對天體運轉進行科學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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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湯若望被順治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御前的首席天文學家。他從西方帶來的儀器和知識經由實驗證明了中國天文學的落後。順治對知識的尊重使得湯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禮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時憲歷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大統歷和回回曆。

二十年之後，楊光先指控湯若望謀反，證據是湯氏用的明朝曆法為順治皇族帶來災禍。湯氏弟子南懷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驅逐出境。湯氏本人亦面臨凌遲酷刑。一場及時的地震使他倖免予死刑，但他已飽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學，在中國卻屬於政治學。私自學習天文者在唐朝要處兩年徒刑，在宋朝是斬首罪。宋太宗曾經搜捕了三百五十一個天文學者，讓其中考試合格的六十八人為國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島」。湯若望為星星而喪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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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死後七十年，1735年巴黎皇家科學院院長仍舊想知道為什麼在「中國那麼美麗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學如此先進，而現在這門科學毫無進步？本身是科學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許多看法：中國人「只顧眼前實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麼新發現」，此其一。中國的天文學家害怕發現新現象，因為天上任何新現象都有政治意義，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埃及和希臘的天文學家卻沒有這種顧慮，他們得到國家的保護和鼓勵，此其二。如果有一個欽天監積極進取，他馬上會成為眾矢之的，「眾人頑固地一致要求維持現狀」，此其三。欽天監內外都缺少競爭，此其四。「要在中國發展科學，不光是需要一個皇帝，」巴多明寫著，「而是需要好幾個皇帝鼓勵搞研究和付之實踐的人搞新發明。設立足夠的基金……解除數學家們的衣食之憂，使他們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會區分是疏忽還是操作錯誤，還是原則錯誤的人的指責。」

巴多明的批評寫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時代，中國的欽天監其實用的都已經是歐洲傳教士了。但是我們看見，再過六十年，當馬嘎爾尼率人馬來晉見乾隆時，乾隆的首席天文學家傳教士可憐兮兮地哀求英國使團把英國曆書給他們用；他們自己沒有足夠的天文知識，而法國鬧革命又斷了後繼的法國曆書。天文學家面臨著湯若望的命運。

即使換了歐洲人來作天文研究，改變了的不是中國的科學環境而是使歐洲人陷入與中國人同樣的處境。思想與科學，仍舊為政治、為統治者、為習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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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張君勱在武漢大學演講，題目是「吾國思想界的寂寞」，指摘當時思想界的沉寂麻木。他認為，政局雖亂，中國科學家卻仍然應該有所建樹，至少在思想上應該閃著火花。他的說法馬上遭到反駁。一位科學家譏諷地說，如果美國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著籃子、帶了身分證上街排隊買米的話，結果可能和中國一樣。「科學事業的造就和成功，是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結果，和火車必須在軌道上行走一樣。」沒有軌道，火車何從？

從巴多明到張君勱，這「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軌道啊，磕磕碰碰了兩百年，輾轉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個華人得到諾貝爾物理獎。得獎者強調自己是土生土長美國人，中國人則議論紛紛：他若在中國的環境中生長、求學，可不可能有此成就？為什麼中國的科學研究者總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異彩？為什麼中國人對非功利實用的基礎科學不感興趣？為什麼為什麼……？

奇怪，難道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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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稱為「當代英國哲學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寫過深刻動人的馬克思評傳，提倡過兩種自由的界定，對當代西方歷史做過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記得的，卻是他與伊朗學者亞罕的一小段對話：

亞罕：你認為當今哲學家的任務是什麼？

柏林：我不認為哲學家有什麼特別任務，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哲學……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是對哲學目的的一種誤解……就如同你問我當今藝術的任務是什麼，愛的作用是什麼一樣。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本身。同樣，愛的目的就是愛。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亞罕：那麼哲學的目的呢？

柏林：哲學的目的就是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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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繁星萬點，人啊，怎能不覺悟自己的渺小，相對宇宙的無限；是對那宇宙的激動和探索使人的渺小進入無限。「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星空下脫口而出的天問，是知識的開始，可是，得為了天問而天問，才可能真正地認識星空吧，不管是透過詩的美學還是天文科學。

（原載1998年1月7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