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首領”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晒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裡「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2),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里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閑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閑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閑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閑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閑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閑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8)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民報》廣告中稱作者的話。「不準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廣告」(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載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於「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