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與中國人

余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２〕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為什麼「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供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為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里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卻因此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來，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的。」

於是他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裡來。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按本篇為瞿秋白所作，參看本卷第４７頁注〔１〕。〔２〕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瑞典漢語學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旅居中國，研究漢語音韻學。他的《中國語和中國文》一書，一九二三年在英國出版；后經張士祿譯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