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3)

接著荷蘭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則為英國。英吉利及蘇格蘭稱「聯合王國」。大於荷蘭五倍至六倍之間。今日我們看來面積小，在18世紀之前的歐洲則為大國，又有堅強農業的基礎。這國家在商業組織沒有展開之前，常為其他國家掣肘。如銀行業，首為義大利壟斷，以後保險業，也被荷蘭操縱。義大利人在倫敦的住區，稱倫巴德街(LombardStreet)，他們也享有領事裁判權。英國對外貿易，以輸出羊毛為主。義大利人即先墊款於畜牧的農場，將羊毛預先收買，又掌握其海外市場。

英國整個17世紀，可稱多難之秋。起先英皇與議會衝突，財政稅收成為爭執的焦點，又有宗教問題的擾攘，司法權也成問題，對外關係又發生疑忌。曾發生過解散議會、內戰、弒君、革新為民國、行獨裁製、復辟、第二次革命，此外還有暗殺、發政治傳單、排斥異教徒、與外國成立秘密協定與英皇受外國津貼的情節。而它的人口，則不外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其與中國在本世紀初期不可治理的情形說來大同小異。當然這一段歷史，可以產生不同的解釋，有時同一作家，也可以作兩重論調。有如艾詩立(MauriceAshley)，就自己指責以前立說不對。這情形也和中國明朝同時。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MarstonMoor)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亦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歲次甲申，也就是明亡的一年。

我今天極想提供中國讀者參考的，則是針對中國大歷史(macrohistory)言，英國的歷史應以1689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Revolution)為分野。在此時期以前，英國是一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unmanageable)的國家。法律就有不同的見解，法庭也有三四種不同的種類。所謂「普通法」(commonlaw)者，乃中世紀遺物，絕對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沒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對地產注重佔用權(seizin)，對所有權倒弄不清楚；缺乏適當的辭章足以解釋動產的繼承權；不動產的押當，也不符合社會需要現款的情況；也沒有將地租按時價調整的辦法；農作物只能推銷於本地，限於歷史上有根據的市場。其他如組織公司，宣告破產，防制侵盜，或者全未提及，或者與現狀牛頭不對馬嘴。簡言之，這種法律以舊時代歐洲封建制度的農村作背景，無意改革。一到17世紀初期，也即是明朝萬曆、天啟年間，大批白銀由西班牙自西半球輸入，引起歐洲物價陡漲，英國內地情形也受國際戰爭及對外貿易的影響。地主則不能保持他們的產業，商人則不願付額外之稅，皇室則因軍備增加而無法籌餉，一般貧農及小市民為生計所迫，有時感情衝動，宗教上教義抽象之處更給他們火上加油，所謂君權民權的衝突，兩方各以成例為自己辯白。而實際上則成例已無法概括現狀。即克倫威爾代表議會派軍事上勝利，其標榜的方案仍行不通，因為社會本身還沒有改革，上層機構不能以理想方式將其法令下達於農村的下層機構也。

1689年不流血革命之後，即無此現象，以前的問題，掀動了半個世紀，至此漸漸銷聲匿跡，宗教派別的衝突，也好像被遺忘了。其中最大關鍵，則是兵戈擾攘之後，土地所有已漸漸規律化。英國在17世紀，當然談不上平均地權，只是內部較前合理，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產業在何處，大佃戶(chieftenant)不知何在，以及種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短期賃戶或者倒是半個業主的糊塗情形，也隨大時代的大動亂而掃除，很多地界不明的情形經幾十年的鬥爭也弄得清楚了關於英國17世紀地產與革命的影響，下述兩篇論戰文章，為初學者所必讀。此即R，「TheRiseoftheGentry，1558-1640，」EconomicHistoryReview，11(1941)，pp1-38.AndTrevor-Roper，「TheGentry，1540-1640，」EconomicReviewSupplementI(1953)。其背景則可見LawrenceStone，TheCaueseoftheEnglishRevolution(London，1972)，關於戰前地產無法規律化的情形，見TheAgrarianHistoryofEnglandandWales,,(Cambridge，1967)，閱於1692年土地稅，見Bromley，ed.，CambridgeModernHistory,(Cambridge，1970)，pp285-286.但直到18世紀初封建性的地產關係仍若干待肅清的例子，見G，EnglishEconomicHistory(London，1970)，p108及，TheGentry：TheRiseandFallofaRulingClass(London，1976)，p173.。這經過的情形使唐尼(RHTawney)幽默地指出，地歸業主，以打仗的方式執行，要比法庭告狀訴訟便宜得多了!而普通法庭至此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種進步的徵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是一種法律觀念，等於習俗說「照天理良心辦事」。在英國初行時只限於英皇的「特權法庭」(prerogativecourts)，有格外開恩之意。在這種安排之下，普通法庭逼於情勢，起先對公平法讓步一二，以後積少成多，公平法不顧成例的辦法也自創成例，於是兩種法律觀念對流。1689年賀爾特(JohnHolt)為首席法官，他命令普通法的法庭茲后與商人有關的案子，照商業習慣辦理關於公平法與普通法的情形，可參考基本著作，如TheodorePlucknett，AConciseHistoryoftheCommonLaw,5thed.(London，1956)，EdwardJenks，TheBookofEnglishLaw(reprint,Athens,Ohio，1967)在光榮革命后的影響，可見Plucknett，pp245-248,664亦見Clark，TheWealthofEnglandfrom1496to1760(London，1946)，。這樣一來，英國內地與濱海、農村與工商業的距離縮短，資金對流，實物經濟蛻變而為金融經濟，前述資本主義的三個條件，都行得通。一方面這可以說英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的時代；另一方面則是一個這樣相當大而有農業基礎的國家，能夠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以操縱金融的辦法管理全國，和自由城市的形式一樣，已經史無前例。所以它能夠以這些條件作本錢，稱雄世界幾個世紀。至於資本主義的弊病，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從以上各國歷史的摘要看來，資本主義的形成，不是預訂計劃、按部就班地完成，而是世界的交通通訊進步，商業展開后，這種需要用數目字管理的趨勢，從小國推展至大國，從海上的國家推展到濱海的國家，從沒有農業基礎的國家推展到農業基礎甚堅固的國家。這種情勢所至，內外兼逼，以致每個國家都要照自己歷史地理的情形，作必要的調整，然後社會組織法制思想宗教等等也會作同樣的調整。

從歐洲歷史上來看，這推動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是商業，而不是工業。工業發達是以後的事。英國在1694年設立英格蘭銀行(BankofEngland)，為資本主義的中流砥柱關於英格蘭銀行組織的情形，以及立即吸引歐洲大陸各處的資本，支持英軍對法戰事見JohnGiuseppi,TheBankofEngland:AHistoryfromItsFoundationin1694(Chicage，1966)，and，TheEarlyHistoryofBankinginEngland(NewYork，1965)也可以參考PhyllisDeane，andWACole，BritishEconomicGrowth：1688-1959，2nded(Cambridge,1969),andPG：AStudyofDevelopmentofPublicCredit(London，1967).馬克思曾說英格蘭銀行是「放高利貸者，不再假裝偽善」，又說它「到底使商業得到活動的自由」。美國經濟學家介博茲(JohnKennethGalbraith)曾說：「英格蘭銀行在金融界的地位，有如羅馬聖彼德教堂在宗教上的地位。」見彼著Money：WhenceItCame，WhereItWent(Boston,1975)，p30.，事在清朝康熙年間，但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則展開於19世紀上半期，已在中國的嘉慶、道光年代。並且資本主義形成的條件，在歷史上講，有不可逆轉(irreversible)的趨勢。這也就是說資金廣泛的流通、企業在所有人之外僱用經理、技術上的全面合作三個條件一經展開，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把它們向歷史里退化地推回去。社會主義可以視為修正資本主義的辦法，但是在技術上講，仍是接受這三個基本條件，只是所有權不同，私人資本受節制而已。

這些歷史資料，可以給我們治明史的人相當的警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央集權的傳統強。國際貿易不容易給這國家以重大的壓力，促使它改變傳統的組織和習慣。明代嘉靖年間的御倭戰事，即表現傳統的農村經濟，仍能抵禦新興的商業組織。萬曆年間中國已經與新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力量直接接觸，雖然沒有節節戰勝，到底閉門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兩百年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使明朝以來所提倡的內向性格和非競爭性的組織，無法存在。我們談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其基本原因，無非這力量的不平衡。

所以我們指出明朝組織的守舊落後，是針對這種缺點而言。倘使不顧它以後的後果，寫歷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會寫得值人賞羨。例如朱明王朝的二百七十六年間，沒有一個帶兵的將領擁兵造反，讀書人一登仕途，中等生活容易維持，其優閑世無其匹，所以晚明文人寫的小品，稱「沖淡」。但是這和我們的處境相去太遠。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贊成傳統的習慣，認為外國有的事物，中國不假思索地「古已有之」。西方在這兩三百年既有資本主義的成長，中國明朝，也來一個「資本主義的萌芽」。現在看來，以這樣題材發表的文字給人印象無非「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作者既不了解資本主義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那他們搜集的資料也難能與以後發生的歷史事物相聯繫了。

第四，在大歷史的觀點看來，清朝因襲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歸原的改革少。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的很多問題的時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

明朝的覆亡，乃是財政破產，例如1632年(崇禎五年)，有三百四十個縣欠繳國家稅糧達半數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個縣全部拖欠《崇禎存實疏抄》（1934版)，2,72~89。。這情形不是全國沒有擔負這賦稅的能力，而是因為用兵加賦之後，這國家在技術上已無法管理。原來朱明王朝的財政組織，不以銀兩為基礎，而以實物為基礎。稅率低、公費少，軍隊又用衛所制度自己供應一部分消費，一到16世紀，很多地方情形已與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於沒有一種龐大的政治力量，足將全國大規模地改組。其實行「均徭法」及「一條鞭法」都是各地以遷就的態度作局部的更革，不過再度增加最低納稅人的負擔，不變更中央法制的形式。這種組織，本來脆弱，而全國銀兩，總數有限。16世紀下半期張居正撙節公費在內外倉庫積銀逾一千二百萬兩，各地即有銀根緊縮、物價降低的趨勢。何況17世紀初用兵於遼東，銀兩原應流行於南方，至此搜括使用於極北，而北方不是用銀的地帶。從熊廷弼的報告看來，各項物資不足，大量銀兩入境更只使物價陡漲見程開祜編《籌遼碩划》(1620版)，44,24。。監察官的報告，也是說明大批銀子送到前線，還沒有發生功效就立即內流。而西北流寇作亂，更增加備兵籌餉的困難。

明代的文官組織，也達到了無法管制的程度。萬曆(朱翊鈞)的不親朝，天啟(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賢，和崇禎(朱由檢)的剛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離散，造成地方政府質量全面降低的趨勢。

滿清入主中國，在外方面糾正了明朝的缺點。在華北實行「囤地」，當事者受害，卻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衛所制度，減輕明末募兵供應的負擔。用兵於前后「三藩」，軍餉浩大，但是銀兩流行於南方，不與民間經濟相衝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監，一朝罷廢，也節省了很多無益的浪費，而大量地肅清了阻撓地方行政的惡勢力。17世紀白銀又繼續不斷地流入中國，更造成有利的形勢。滿清君主以堯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入主，利用「薙髮」及「文字獄」的威嚇及修明史、征「博學鴻儒」的利誘籠絡人心，都有實效。這樣一來，在中國體制簡單的情形下，各項措施，都打入重點。而康熙帝(玄燁)在1661年(順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銷案大量打擊各地區「賴糧」的縉紳，並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編《賦役全書》，把明末稅收上很多不盡不實的地方，經過一番切實的整頓。所以17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又有新興朝代欣欣向榮的樣子。

然則滿清的改革與整頓，紀律與技術上的成分多，組織與制度上的成分少。開國以來各部尚書侍郎滿漢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額為永久丁額，以後丁田歸併，雍正(胤禛)帝執行「火耗歸公」在這問題上的最近新著為MadeleineZelin，TheMagistrate』sTael：RationalizingFiscalin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入「養廉」，並成立軍機處，使皇帝與重要官員經常接觸，對重要事件迅速處理，除了這幾項措施之外，我們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創舉。

而且在社會上講，清朝人口更多，領域更大，生產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質不能夠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別。它的文官集團仍是以四書五經為精神團結的依歸，社會組織仍是以尊卑男女長幼為綱領，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的聯繫，也全靠科舉制度維持。鴉片戰爭時，道光(旻寧)帝對林則徐的指示和駁斥，仍表示中國官僚制度的習慣，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辯白。耆英對皇帝的報告，以及後來倭仁反對設立同文館的奏摺，也仍表示傳統的內向及非競爭性之所在，不但明與清無異，即漢滿蒙也沒有根本的差別，因為這些文化的性格是長期歷史上的產物，不是民族遺傳的產物。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擯棄不要，從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國史?話也不能這樣說，當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別的地方，譬如廣州的十三行貿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與各邊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紀以後山西票號在中國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節目，這種題材，俯拾皆是，史不厭詳，這篇論文開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間，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歷史學家的考慮，也還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視的情形，將來一朝發現，可以改變我們對歷史的觀感。沒有人敢狂妄地說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秦漢帝國是一個階段，隋唐宋帝國是另一階段，而明清帝國已是第三階段。中國近代史中間有很多的問題，都須要將歷史的基點推后，用長遠階段的眼光看，才容易解釋得清楚。本文一開頭就提到「潛水艇夾肉麵包」及「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這種形態，以明朝最為顯著。要是我們採取大歷史的眼光，則可以從社會形態上看出道光帝與耆英的「籌辦夷務」，糊塗中仍有他們的邏輯，此乃因中國的簡單體制，無法容納西方的另一爐灶。十三行的貿易已經將例外的情形，扯開到最大限度。事實也證明，茲后簽訂《南京條約》，不僅是喪權辱國，而是使傳統組織更無法維持。同樣我們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國的失敗，不僅由於林鳳祥的北伐不徹底，或是楊秀清的狡詐巫術壞事，而是在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組織內，「良心上的自由」(freedomofconscience)沒有本身存在的價值，太平天國的濫用，更給曾國藩以口實，他就因之利用這機會，去增強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完成「中興」大業。同時我們也可從這簡單的結構中，看出康梁「百日維新」沒有出路。康有為的想象，近於「烏托邦主義」，他主張以發公債支持新政，又完全沒有把自己的腳跟點看清。總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題材中，明史的了解，可以使我們從基本的技術角度上把問題看穿，也可以把當事人的賢愚得失都視作次要的問題看待。

在歷史教學上講,我們也可以減少史跡在人事上的各種重複的資料，避免以謾罵作解釋歷史的壞習慣，直接而又冷靜地說明傳統社會不符合現代需要。中國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這一來就斷絕了高層組織與低層組織間的聯繫，各地區田賦的底賬，卻仍用明朝的記錄做根據SidneyDGamble，TingHsien：ANorthChinaRuralCom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為例證，其他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見同書，。民國成立后，國家自國家，社會自社會，也難怪立憲運動的沒有成效。法律必須有社會的強迫性(socialcompulsion)才行得通。民國初年的政客，都是社會上的游體(foreignbody)，軍閥的割據，今日看來，勢必為無可避免的形勢。因為農村經濟關係，無非土地的租賃及高利貸的借放。這些來往都在極小規模內實行，政府也無從干涉，此外社會上的尊卑男女長幼，更無法可以改造利用。邏輯上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可以控制這青黃不接的時代；而私人軍事力量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外有效。這幾句話，也可以概括五四運動前後國民革命尚未展開時中國的一般情勢。其癥結就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