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4)
結論
明朝是中國最後的一個「內在的朝代」(indigenous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dynasty)有別],受外間干預的成分少,內在的性格強。我們發覺它對我們當今問題的解釋,經常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照前述設計的排列,即使將它與唐宋帝國的擴張性比較,和清朝與民國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國傳統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響拿來作側面見證,更和同時期西歐資本主義的生長成育對照,就產生了一個綜合的看法,有如中國傳統所謂,「中前左右後」。但是我們注重各種因素互相牽連的關係,自信可以避免過度主觀的成分。用這樣的方法掌握明史,並不是抓住偶爾相似的地方作諷刺性的批評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種「主義」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為主。
這研究的成果,則屬於「大歷史」的範疇。其中列入的因果關係,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細端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認作次要。
因為如此,我們也顧慮這種立場會遭物議。作史者似乎缺乏評議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說會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倫理道德可以全部擯棄不顧。然則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們在20世紀的末期,寫作最大的困難,不是缺乏道德的標準,而是各方標榜的道德標準過多;各種道德體系的衝突,尤其可以危害人類的安全,歸根究底,我們要認清所謂道德,仍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它必定要透過真人實事,才有具體的價值。以今日世界變化之大,道德的標準也不得不隨時修正。一個顯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準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紀初期,還有相當高的道德意義,今日我們雖對他用心欽佩,卻不能照他的立說行事。它的用心設計,對其他人的關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橫蠻地強迫執行這種思想,則是另一回事。
上面這一圖說,可以解釋我們提倡大歷史的立場。這弧線上的實線部分,代表人類的歷史,我們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間擴大的箭頭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實際歷史所定的路線。很顯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聖賢,也不可能一個國家、一個朝代所做的事統統與人倫物理無虧。所以我們用向內的箭頭,表示各人私利觀所打的折扣,沒有存心的錯誤,以及歷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壞影響。在這關頭,我們不能像宋明以來的理學大儒一樣,認為「人慾」一定要洗磨得一乾二淨,才能皈依「天理」。我們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認為「最初基本的過失」(原罪,originalsin),無可避免。歷史是這兩種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壞的摻和,也是陰與陽的折中。它吸收了人類的過失,也能繼續讓他們改造進步。
我們無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揚除。在大歷史上講,「一切重來」,不可能全部兌現。世間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發生一次;但是后一代的人總要在前一代人的腳跟點開始。這也可說是「定命論」(predestination)。而新舊接替,也等於印度婆羅門教和佛教所說「因果」(karma)。
大凡我們處理人類大問題時,在檢討生命的真意義之際,不期而然地就產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們的出發點不是神學。只能說是在明史里鑽出來,看到它與中國通史的關係,更聯想它在20世紀末期,與世界史的關係,就逼出一個哲理的觀點,用它做綜合歷史的工具,倒很合適。
這種觀點也和所謂「歷史主義」(historicism)相近。我們既認為歷史是前後連亘不斷的事迹,則在以技術觀點品評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為之後,實無再向他們及和他們類似的大人物拚命以道德作非難的必要。他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場。這立場既受他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則其道德標準也不是自然法規(naturallaw)面前的絕對標準。反面來說,我們自己也創造不出來這樣一個絕對標準。既有這種領悟,我們更要相通道德是一種絕對性的品質,它是人類最高的理想,我們寫歷史的人不要輕率地把它提出。因為用它的名義,則必須評判是非,再無妥協轉圜之餘地。在大歷史的範圍內,我們寧可以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作評議的標準。
大歷史有什麼好處?答案乃是它的大範圍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調和並升華各種道德的標準。說到這裡,讀者也須想到儒家之「恕」,僅決於「忠」,道家則連「有」和「無」都當做同出而異名。如果學歷史的人以這樣的眼光工作,則雖沒有用道德作口頭禪,也用不著害怕自己在漠視道德了。
大歷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長、寬、高之外,另有第四尺度,此即是時間。歷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發現而推陳出新;歷史上的解釋也因為我們觀點改變而推陳出新。人類以文字記錄的歷史,不過幾千年,用這短線條去窺測生命宇宙的真意義,大部仍靠猜想。人類的旅程在歷史經驗之外的部分,我們用虛線。我們用虛線在圖上表示,有如康德(ImmanuelKant)所說noumena,可謂為「事物的根源」或者「根源的事物」。我們只能假設它們的存在,不能決定判斷thingsinthemselves的真實性格。
今天我們提出這段歷史觀,有一種雙重意義:第一,這提醒我們:我們做事,總要出自前人留下的腳跟點,不能天馬行空。有些年輕人要求中國立即變為美國。他們忘記了西方的自由(liberty)以中世紀城市的特權(municipalfranchise)作基礎;美國開國時即已得到了英國的經驗,已經使農業和工商業合為一元,也經過各種奮鬥,最重要的是內戰四年,而它在一個空曠地區內發育成長,遲至1862年的「自耕農屋地法案」(homesteadact)還能夠讓一般公民以極低的代價向政府購地,每家一百六十英畝。今天美國公民的自由,就出於經濟發達,高度分工,法律上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情形的一種保障,沒有人可以全部抄襲。而且美國也仍有它獨特的問題。第二,又有些像我一樣的人,早逾中年,自己年輕時的理想沒有達到,又要堅持下一代照他們的路走,甚至效法蘇聯,稱好多理想上的空計劃為「人類歷史上無可避免的階梯」。這現在看來,也是同樣不實際。中國傳統歷史和帝俄歷史相差很遠,而且從今日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十月革命后的很多措施也沒有離開「在數目字上不能管理」的一時權宜之計,更不容抄襲。
圖解上的虛線向前的部分,也似如傑弗遜(ThomasJefferson)所說「世界屬於生存者」(EarthbelongstotheLiving)。我們只能說歷史的發展有它一定的規律,但是實際情事展開時,仍有無數意料不到的因素,這樣才能使生活保持它的神秘和它的興趣。我們教歷史的人至少還可以對下一代的年輕人說:潘多拉(Pandora)的盒子還沒有完全打開,你們仍舊有你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