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2)

從這些觀點看過去，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對資本主義的形成，都有相當的貢獻。我們雖不能稱他們為資本主義的思想家，但是他們的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和歷史主義(historicism)反映著16、17世紀的思潮。這思潮透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建立新興國家(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的階段結晶而為「勞力價值論」(labortheoryofvalue)。初看起來他們的思想有互相衝突之處，而骨子裡，卻有能前後銜接的精髓。

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論，人類歷史只有已經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數，要是不能生存，縱你說得道德高尚，仍是鏡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為惡，你也不能勉強把它說得為善。自存自榮既是天賦於人的一種本性，那也不能怪繼續這種功能是違反天意了。洛克糾正了霍布斯的悲觀，認為天賦民權仍可以在經過公意而組成的國家內保全，不一定要暴權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觀，卻和霍布斯的很少區別，他的勞力價值論認為天生萬物以養人，原來是全世界的資源，供全人類自由採用，只是某一個人將他自己的勞力與天生的資源混合，則成他的私產。私人財產與天賦民權互為表裡，那也就不應當受皇權的侵凌和中世紀傳統道德的拘束了。

我們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僅只用三兩句話把這些思想家的觀感概括說出，也感覺得到這樣一個思想系統的輪廓龐大，它提到自然法規、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義，而後面卻又挾帶著個私人財產權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發表著作的時間前後亘二百年，卻又還保存著這樣的一個直線式的發展(linearprogression)。這也就表示資本主義非一時突發的衝動，中國的思想史里就沒有一個類似的運動。不僅「楊朱為我」只有曇花一現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國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爾發表的文字，提及經濟政策應當稍微開放，商人對社會的貢獻不可全部抹殺，個人的私利無法洗刷得一乾二淨，都不能和西方同時的革命思想相比擬。講得徹底一點，此時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是通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範圍之下，有組織有系統地提倡資本主義，而不是偶爾地、稍微地，或曇花一現地提倡資本主義。

讀者看到這裡，也可以想象我們在70年代的中期，給我們自己找來的麻煩了。我們還沒有把自己的立腳點看清，就冒失地溜進了這個「資本主義」的大黑洞里去了。我們看到馬克思埋怨一個倫敦麵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時還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時。我們也看到桑巴特的論文有如賀閣茲(Hogarth)的油畫，也像薩克雷(Thackeray)的小說。我們雖已知道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一個連亘幾個世紀，產生劇烈的變化，牽涉到好多國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經看到它的大輪廓卻又無從說明它到底是飛禽，還是走獸。主要的困難則是這大題目不受學院門系的限制，而是inter-disciplinary的一種題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適當的程序，將這千頭萬緒的因素綜合起來。

現在事後想來，我們把這一段研究暫為擱置，在時間上不算是一個完全的損失。恰巧在這時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拘禁，中國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這是給歷史家看清局勢的一個絕好機會。寫歷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樣，要是順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過程，回顧上游的山脈形勢，則對其組織結構，更多了解。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說，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是同出而異途。我們觀摩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是從中國的立場出發。倘使我們對中國更了解，同時也在觀察歐洲的時候增長了眼光的縱深。總而言之，我們既已糾纏於一個歷史上的大題目之間，則我們身處其境的情勢愈澄清，我們的自信心會更堅固。

而且我寫的《萬曆十五年》，也並不是有些人認為的一本明史專書，而是傳統中國尚未與歐洲全面衝突時的一個解剖。書中說明中國的朝廷和社會，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組織和系統，做起事來，也有它特別的作風與節奏。間接上就表示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這些組織與作風，與西方的系統與節奏，有很大的差別。因之也是在「有」和「無」之間，反面檢討同一問題。

在這幾年之間，我也常想到歐洲資本主義的事。要是資本主義的形成，不能離開法律，而法律須要有國家作主宰，則我們應該先分就國家的畛域看，不應當先把中國的萬曆十五年看成了歐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國、荷蘭、比利時的事和英國的事籠統敘述。我已經看清了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而且它又有一個直線式的發展，並且到了某一階段，就變成了無可逆轉的形勢，可見「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李約瑟和我，又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和文藝復興及宗教革命有關，有前面所說的銀行出現的次序為證，那我們何不也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同樣分作三段，從義大利到北歐再集中眼光於英國?這樣一來，我在1975年寫下的一段，說到現代商業組織的三個條件，可以當做我們的檢查單(checklist)用。只要我們把這三個地區達到這商業組織的程序按時間記下來，就應當對資本主義的形成，有一種明確的線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國的時候，在行李中帶著三十多本書和一大堆草稿。這時候李約瑟交卸了凱易思學院院長的職務，他的新辦公室喬遷到劍橋火車站不遠的波克蘭茲街(BrooklandsAvenue)，稱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這圖書館現屬「李氏研究所」(TheNeedhamResearchInstitute)，新地址在劍橋雪爾威斯特路8號(8SylvesterRoad)。——編者注我們綜合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讀過，經他批評后修訂。事實上義大利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歐的一部分，則用荷蘭共和國(TheDutch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已經符合我們的目的。只有英國的這一部分才比較詳細。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講，說到我們對這問題已有新看法，后經當地《新民晚報》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還是1983年在紐約。據他的計劃，這批材料將來還是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裡面去，至於如何收納，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從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張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訂正重寫，因為《中國科學技術史》雖然是一種學術上的著作，其寫法仍有個人風格。他的英文長達四五行一句，卻又念來流利，也是沒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約瑟收集了此書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來越多，原來一卷是一本書，現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還仍在繼續膨脹，連他自己也說，「有幾何級數的姿態」。最近甚至書數倒出，節三十三出版於節三十二之前，他又說「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約，則是我也可以利用這草稿，作我個人出版和演講之用，但是總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國科學技術史》。事實上我和他在1972年開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劍河旁邊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難說哪些意見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參入。所以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就覺得把我們這段奮鬥一併寫下，才容易讓讀者看出這問題的複雜。並且在評介之間，也可以說明我們自己達到未定稿的思想層次。也算是在貢獻一個不同意見之前，對我們自己的立場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這篇文章雖用1978年的資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見，所以仍是文責自負。這樣我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洋洋大觀撐腰，卻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個明眼的讀者，在嘆賞李約瑟博士慷慨之餘，也一定會了解到一個突破環境首先著書的識見度量，和茲后搜集資料，解決技術問題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後者的工作，現在又因時間上的需要，為這篇評介的文章，就在已經複雜的場面中添入更多的複雜了。

提到資本主義形成的作家，雖說意見分歧，卻有一點共通的看法。從馬克思到桑巴特，從皮永恩(HenriPirenne)到布羅代爾，都承認它歸根溯源始於14世紀前後的義大利。其間的原因很多，如羅馬法受了早期商業的影響，不受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所束縛就是。但是事實上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則是教皇與西羅馬帝國爭權，義大利半島上好多城市，在此兩方顧盼不及之間獲得自由。其間取得一馬當先的地位者則是威尼斯。

這城市處在亞德里亞海的末端，構成西歐大陸和東羅馬帝國間的一個樞紐。又因為它在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陸有兩英里半淺水之隔，所以受大陸的影響小。簡略地說來，威尼斯的人口從14世紀以來至現代，長期的穩定，總在十萬內外。雖然黑死病使這數目急劇的減少，卻又能有計劃地招募移民抵補，後來縱有現代生活的條件，也不像別的地方一樣，會成直線式的上升FredericCLane，Venice：AMaritimeRepublic(Baltimo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貴族，有些能追溯族譜，算是大陸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世紀之後，都是島上的鉅賈大閥，沿成例操縱城中政治。並且他們又常與平民結婚，子孫的社會地位，由父系決定，這樣造成了社會地位的流動性。有時平民也能因軍功提升為貴族，譬如1381年在打敗熱內亞之後，一次就有三十個平民因各種勛績成為貴族，內中也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別提出一項公款，去津貼沒有經常收入的貴族Lane，pp252-253；JohnJuliusNorwich，AHistoryofVenice(NewYork，1982),pp257-258;JacobBurckhardt，TheCivilizationofRenaissanceItaly，Middlemare譯自德文(NewYork，1958)，VolI，。所以威尼斯的貴族，通常在一百家至兩百家之間，雖然有時也分派系，發生衝突，大致上仍是一個很穩定的集團。

迄至15世紀，威尼斯沒有農業的基礎，它的糧食來自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甚至遠至小亞細亞和黑海之濱。它寧願做糧食的轉運商，無意自己經營農業，所以後來雖佔領在大陸的領土，卻不受大陸農業社會的影響。通常在大陸用兵以雇傭的軍隊(condottieri)為之，佔領下的城市，也讓他們自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海外殖民地與商業攸關，則全力經營，不遺餘力，也不讓本地人預聞。克里特(Crete)島為威尼斯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戰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在這裡經營了幾個世紀，他們也經常與本地人衝突。

歐洲從中世紀轉變到近代的時候，一個妨礙商業發展的因素，則是天主教會對「高利貸」(usury)作極廣泛的解釋，12世紀之後，連一般信徒也受限制。但是威尼斯的商業習慣，早已奠基於此時之前，所以對這些禁忌，置之不顧。名義上教會仍受教皇約束，但是威尼斯的天主教堂則依據傳統屏聲息氣於本地政府羽翼之下，各市區的神父尚是由居民推舉。教皇曾數次與這自由城市衝突，也曾將全市「開除教籍」(excommunication)不止一次，但是始終無法改變這城市的獨立作風。

威城的主要工業限於造船業、食鹽的煎曬和玻璃工業。本地的紡織業曾一度出頭。但是因城中缺乏不含鹽分的清水，製造不便。15世紀以前出口的織品，多為米蘭(Milan)及路卡(Lycca)所制，而非土產MMPostanandEERich,，，(Cambridge，1952)，p351，393。

這城市裡的各種手工業，可以組織工會，但是海員卻不許有這樣的組織。而且海軍的兵員徵集於全市的市民。徵兵的方法，預先將壯年的男子組成十二人的集團，並且早已編排了被徵召的次序，有需要的時候就按次序地應召入伍。威尼斯最強盛時，經常維持了一部有力的海軍，其艦隻之galley，在中國俗稱「蜈蚣船」，因為每船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為划槳手，兩舷槳數之多，有如多肢的爬蟲，取它的行動迅速，而且作戰時這些人員也投入戰鬥。我們一般從電影小說得到的印象，則是划槳手都是奴隸及囚徒，但是在威尼斯，這種辦法開始於16世紀中葉，其時這自由城市，業已中衰。在它最強盛時，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我們要如此不厭其詳地講到這些細節，目的是要強調這自由城市舉國皆兵的形態。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業又是國營，商船又經常組成護航隊，所以商業艦隊與海軍的關係，極為密切。

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形成時，如果先用歐洲大陸的資料作基礎，則看到市民向封建君主要求自由，有由一個單元的社會嬗變到多元社會的趨勢。但是從地中海內資料著手(事實上這也是資本主義發生的正確歷史程序)，則可以從威尼斯的歷史中，看到一個商業的組織，在一種特殊環境下獨立自主地成長，而且它罷斥與它不相容的因素，用不著革命，也自成一個單元社會，凡事以商業為始終。

寫威尼斯歷史的人經常提出兩點好像自相矛盾的特徵。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制度，如「統領」(doge)由選舉而誕生，有選舉權的四十一位貴族，自成一集團(electoralcollege)，執行此特權時用秘密投票(secretballot)。又有參議院(senate)和眾議院(generalassembly)。而經常獲得公意的辦法，是幕後徵集意見，有如caucus或利用streeringcommittee。另一方面則是實施特務政治，密探的活動廣泛，對謀反的立法嚴格。其實兩點都可以用威尼斯單元的商業組織解釋。威尼斯的民主，並不是以民主為目的。而是在商業眼光下，凡事都可以用數目字計算，所以只要集思廣益徵得與這城市商業共利害的人士參政，權力的分配又和財力的分配相似，則政局可望穩定。然則在擴充商業，掌握制海權，和動員作戰間，不見得所有的決策都符合十萬人的公意，所以政府對一般民眾，不免疑忌，而最怕敵國煽惑。好在威尼斯最大的工業——造船業——始終受政府密切監視，其他工業如五金業、肥皂工業，員工分散可以通過工會管制。而且社會流動性不算，匠工寡婦，只要稍有積蓄，也可以用他們的本錢，以股份(colleganza)的方式投資於貿易，海員也可以附帶經商。所以過於誇張威尼斯的民主，和當日情形不能相符；過於強調它的特務政治，也與事實相違。

有一位現代作家稱歷史上的威尼斯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和「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即是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統領就是它的總經理。它的參議院，就是它的董事會。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EdwardPCheyney，TheDawnofModernEra(NewYork，1936)，p11。雖然比喻得過分，卻可以讓讀者立即窺見到這組織後面的真性格。這種性格也可以代表初期資本主義的精神。

威尼斯的做法，不是其他義大利自由城市可以仿效的。以佛羅倫薩(Florence)為例：「它的經濟基礎，在許多方面較威城佔先。它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成為一個紡織工業的製造中心。它的銀行業，也很發達。在1422年，這城中的新市場就有七十二家貨幣交換的商店。它的銀行家也在歐洲各國家內為皇室貴族和各地主教做財政的經紀人。一部業務，即是將教會的收入匯划與教皇。但是佛羅倫薩為陸地所包圍，因地主則牽涉到農業社會的因素，因製造業就牽涉到很多工業社會的因素，所以起先就有製造商與當地貴族的衝突，在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爭權之時也不能採取中立。」茲后佛羅倫薩被投入「政治的試驗管」，曾經體會到「貴族掌政、暴權政治、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有限制與無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專政、薩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終至於美第奇(Medici)的獨裁」Cheyney,p42；Burckhardt，TheCivilizationofRenaissanceItaly,，102；OliverCCox，TheFoundationofCapitalism(London，1969)，pp143-144；LeonardoOlschki，TheGeniusofItaly(Oxford,1949)，。

在這情形之下，沒有人能說佛羅倫薩已進入某種「主義」的體制內，它既有「資本主義」的因素，也更有「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因素參見LauroMartines,PowerandImagination：CityStatesinRenaissanceItaly(NewYork,1979)，他的解釋是指出佛羅倫薩各種複雜的政治思想與文藝復興的關係。。可見單是有商人和商業資本，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縱使生產關係超時代的發展，在14、15世紀之間，就有了資本家與城市無產階級的對立，也不一定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時候，我們才更領會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互相印證，它\[本身\]即變成了國家」Braudel，AfterthoughtsonMaterialCivilizationandCapitalism,Patricia譯自法文(Baltimore，1977)，p69.。這中間有一個「全牛」(wholehog)的觀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歷史上，我們更可看出，初期資本主義的形成，不是由於構成國家的因素繁複，而是由於它的簡單，所以一切能用數目字管理。

歐洲從中世紀進展到現代的時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則是以前的「朝代國家」(dynasticstate)逐漸嬗變而為「民族的國家」(nationalstate)。在財政的組織上講，朝代國家的世襲君主不須向全民交代，而是他們自己對國計的盈虧一身擔當。因之他們常向商人借債，有時甚至將皇家珍寶作抵押。要是可能，他們即獨斷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賴債不還。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穩定私有財產權，同時也是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障礙。現代的新式國家，則行公債。政府的盈虧，不必由君主個人負責。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內商人借得十五萬銀馬克，開世界各國政府發行公債的先例。十一年後威尼斯銀行成立，政府即承認該行得以公債的債權作發行信用票據的張本，較英倫銀行(BankofEngland)同樣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TheFoundationofCapitalism,p81；CharlesAConant,AHistoryofModernBanks，4thed(NewYork,1909)，；Norwich,op,cit.，8。兩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說「capitalismtriumphsonlywhenitbecomesidentifiedwiththestate』whenitisthestate」的情形相符。在歷史上講，這就造成一個不可逆轉的形勢。因為政府既成為了一個公司性質的機構，則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礎。舉國如是，整個社會已向資本主義的方向進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