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2)

一、商人之成員

明代商人多系繼承祖業。《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明》，即《喻世明言》，下同)云：「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從幼跟她父親出外經紀，因父親年老，受不得風霜辛苦，因此把本錢與小生，在此行販。」又黃老實將女兒假充男子，自思：「我如今只說是張家外甥，帶出來學做生理，使人不疑。」可見父子舅甥相繼，是為常態。幼輩在十餘歲時，即伴行學習經商。

《楊八老越國奇逢》稱楊「祖上原在閩廣為商」，所以楊往漳州商販，是為繼承祖業。《閑雲庵阮三償冤債》(《明》)敘宋朝事，但仍稱「他哥哥阮大，與父親專在兩京商販」。亦系父子同行。《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明》)稱「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倒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商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

但商人子孫並非必須經商。《范巨卿雞黍生死交》（《明》)以東漢為背景，但稱范氏「世本商賈，幼亡父母，有妻小，近棄商賈，來洛陽應舉。」棄商而以舉業入仕，實為明代富商子孫之常情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NewYork，1962).Ho，「TheSaltMerchantsofYangchou,」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7(1954)。即前述楊八老重理祖業時，亦系因功名不利，所以才廢學從商。他曾對妻李氏云：「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道消乏。」可見如讀書科舉事業成功，將必拋棄商業。在相似情形下，《旌陽宮鐵樹鎮妖》(《通》，即《警世通言》，下同)篇中，慎郎自稱：「金陵人氏，自幼頗通經典，不意名途淹滯，莫能上達，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

從此觀之，小地主及自耕農之改業為商者，必所在多有。《桂員外途窮懺悔》(《通》)敘元朝事。其中桂富五稱：「某祖遺有屋一所，田百畝，自耕自食，盡可糊口。不幸惑於人言，謂農夫利薄，商販利厚，將薄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兩，販紗赴燕京。豈料運蹇時乖，連走幾遍，本利俱耗。」

反之，如經商成功，或由其他機緣獲致資金，其人通常將一部資金購置田產，而成為商人兼地主。經營典當業者，尤多採取此兼業。《宋小官團圓破氈笠》(《通》)，宋金致富之後，「就在南京儀鳳門內買了一個大宅……門前開張典鋪，又置買田莊數處，家僮數十房，包管事者數千人。」其辭似嫌誇大，但其經營當鋪，又兼為地主，則甚合實情。《徐老僕義憤成家》(《恆》，即《醒世恆言》，下同)敘述一忠僕，因主人孤幼，遂決心為主人重振家業。但其資金積至二千兩時，即計算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著許多財物，不是耍處。倘有跌失，前功盡棄，況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算。」也是農商兼業。其重點是商人獲利速而資金不安全，農業則反是。司馬遷在西漢時即稱：「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史記·貨殖列傳》，當時稱工商為末業，農耕為本業。其間一千七百年，基本觀點不變，因商人始終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會地位低，旅行時又不安全，而貿易時又多帶冒險性，此當在下文詳述。在商人成員之觀點言之，則成功之商人，常有改業之趨勢，中國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此實為重要因素，因商業資本，常轉變為田產，而脫離商業16世紀無錫鉅賈鄒望身故之後，二子鬩牆招恤，親朋分黨，斷送衙門，「想貽未讀書之故」；另一商人華麟祥，則「捆載而歸，訓二子讀書」，亦為商人改業之例證。詳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1956)，頁25……

官僚地主以其剩餘資金放債，實仕農商不分。明代習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滕大尹鬼斷家私》(《明》)一篇中，稱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後，「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但此人衣飾，仍是「紗帽皂靴，紅袍金帶」，保持其官僚身份。其實明朝朝貴，利用官員聲望，漁獵商利者，所在多有。16世紀末葉，宣大山西總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學士張四維之父，在私人生活為姻兄弟，均為大鹽商，專利河東《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頁278~279。寺田並提及兩家並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弟自修，亦為商人。，為藉仕宦權勢自肥之顯例，《三言》尚未提及此類顯官鉅賈。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動範圍為高利貸，亦非純粹商人資本。因高利貸有如典當業，通常盤剝窮蹙之借貸者，借款用於窘迫間之消耗，利潤又多為放款者輾轉購置田產，對促進商業，絕鮮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