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3)

二、客商及其生活

客商為經常旅行之商人，以別於坐商。此種商人為明代商業之中堅分子，雖其資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與走販無甚差別。前述之李秀卿、黃老實、楊八老、蔣興哥、慎郎、桂富五均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經商路線，又多祖孫相傳，因各地方言、風俗、物產情形不同，客商又多與當地牙商熟識。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業，無通郵便利，又無大規模貸借之習慣，往各地採購物產之商人，須親攜現款，下榻於牙商之客舍中，臨時由牙商向出產者徵購其商貨。《徐老僕義憤成家》稱：「元來采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阿寄只有本銀十二兩，他向牙商央求后，那牙商「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亦可見當地無批發商囤備生漆應市，牙商亦須隨時隨地零星向產漆之戶收買，顯然其通常習慣為一手出銀一手收貨。

此種情形與其他文件記載相合，如陳繼儒之《布稅議》稱明末蘇州松江棉布發賣情形有如：「凡數千裡外，裝重貲而來販布者，曰標商，領各商之貲收布者曰莊戶。鄉人轉售於庄，庄轉售於標」《山西商人の研究》，頁192……其重點為「裝重貲」及「領各商之貲收布」，仍系銀貨當時交訖。

即使綢匹，在16世紀使盛澤鎮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離上述之規範。《施潤澤灘闕遇友》雖極端渲染，稱云：「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其唯一不同之處，為生產者，即俗稱「機戶」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須下鄉收購。因為「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綢匹，必積至十來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復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下文則稱：「施復到個相熟行家來賣，見門首擁著許多賣綢的，屋裡坐下三四個客商，主人家踮［站］在櫃身里展看綢匹，估喝價錢。」在此情形下，生產者和遠來客商狹道相逢，銀兩當可在行家櫃檯上立即換手，五六匹或十來匹綢亦非大規模生產，其癥結在信用制度未展開，機戶之外，無人投資於製造，生產零星，所謂行家或牙行，亦無資本墊借，因此客商必須單零每匹綢估價，無法以批發方式交易，無法預定貨品，尤無法避免親身旅行自攜現款。

客商旅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喬彥傑一妾破家》(《通》)敘宋朝事，稱杭州喬俊「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發賣，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內另一客商陳大郎，徽州人氏，「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每年常走一遍。」徽州水道通襄陽毋須數月往返，其所敘每年僅走一遍，當系因每次坐候收購物品，在牙商客店中遲滯之所致。

客商貨品出售時，經常亦無批發商承購。《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明》）故事中，敘「一個賣布的客人……口內打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匹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個主兒，情願讓些價錢。眾人中有要買一匹的，有要兩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哪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其所敘地方為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甚通水路，客商所存布四百餘匹，裝置船中，值銀二百兩，急時雖減價低於本錢，亦難覓得買主。如此城內有批發商承購，則故事不合情理。

買賣時賒欠，通常非客商之預籌，大概多因臨時貨物不能全部賣為現金。前述老僕阿寄所販漆，值銀僅十二兩，「遂雇船至蘇州，正遇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現銀，並無一毫賒賬。」阿寄來自浙江淳安，蘇州乃其新到之處，文中暗示，雖在此情形之下，通常賒欠為無可避免。又蘇州在16世紀為中國重要商業中心，油漆又為工業重要原料，其供應仍有賴此小販式之客商不時湊應，殊堪注重。此故事敘明代事，其地點乃《三言》作者馮夢龍之故鄉，如有大資本漆商經常囤集此物料，市場供應無缺，則作者無法自解。尤有甚者，此故事往下更稱：「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倒］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則杭州油漆之供應，情形亦不亞於蘇州。

客商所賒欠之賬，稱為「客賬」。因非預有籌劃之信用貸借，而系臨時付款人資金缺乏所致，是以其賬目亦須挨戶索討，尤不能轉划於信用貸款之店商，有如現代之銀行。索討欠賬，則經常曠日持久，有父子相承者。《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解釋蔣赴廣東遠行之動機為：「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賬，不曾取得。」《呂大郎還金完骨肉》(《通》)主角呂玉為一大本錢布商往山西發貨，「遇著連歲荒歉，討賒賬不起，不得脫身」。以後呂玉因嫖妓而患風流瘡。下文稱：「捱到三年，瘡才痊好，討清了賬目，那布商因為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其文中未及直敘者，則雖大本錢布商，其發貨亦系零售為主。其所賒欠之購貨者，必非僅只一家，亦甚難可能只三家五家，而大概為十家或數十家。此又可與前述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情形相印證。

《三言》中所述客商，通常搭雇內河船隻載貨，自備船隻者不可多睹。《蔡瑞虹忍辱報仇》(《恆》)敘明代事。內有卞福者，「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掙起一個老大家業，打造這隻大船。眾水手俱是家人。」此情形似為例外。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船主則以撐駕船隻為生，並不上岸貿易。《宋小官團圓破氈笠》描寫有一劉順泉者「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金，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行生理。」另一船戶，則租得仕宦之家船隻，載貨牟利。此為《蘇知縣羅衫再合》（《通》)所敘「儀真縣有個做慣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壩上街居住，久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

客商有專包一船載運其貨物者，例如《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中御史所化裝之客商。亦有多數客商積資合雇一船者，例如《楊謙之客舫遇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後者在明代似為常態。明末戶部尚書倪元璐呈崇禎帝之奏疏稱，客商之一稅單，常包括應稅貨物二三千餘件，為客商數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載《倪文貞公全集》，亦載於《續文獻通考》(《萬有文庫》本)，頁2938。本人節譯英文載於WilliamTheodoredeBary(ed.)，SelfandSocietyinMingThought(NewYork,1970)，。亦即內河商船一船搭載之狀態，此與各稅關報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見《北新關志》，節載於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及清代之《淮安三關統志》……

明清時代之商業書籍，亦著重於行旅，內中若干款目，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覽》稱「搭船行李瀟然，定是不良之輩」《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9。「瀟」字似誤筆……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又稱：「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卻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號，免他一路稅程，不要那官人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為孝順之禮，謂之坐艙錢。」此段出於《蘇知縣羅衫再合》。其敘述亦與晚明情形相符。17世紀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載棗貨與之并行，管理臨清商稅之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稅均免。祁雖未稱其接收坐艙錢與否，但因仕宦名勢免稅一節，似屬司空見慣。祁不但不加隱諱，並將其詳情，於其日記中敘述《祁忠愍公日記》(紹興，1936年版)，又周之龍《漕河一》，亦有類似之記載……

旅途遇盜，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內陳大郎所雇民船，在棗陽遇盜。本錢被劫一空，陳「走向船梢舵上伏著，倖免殘生。」有時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殺客商，以取得其財貨。《蘇知縣羅衫再合》中之船戶即為一例。所以明清商業書，均勸告客商，顧及旅途安全，所有財物，儘力掩飾。如「逢人不可露帛，處室亦要深藏，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財帛，均宜謹密收藏，應用盤纏，少留在外。若不仔細，顯露被人瞧見，致起歹心，喪命傾財，殆由於此。」又「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墜便灣船」見《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8~309……前後文字如出一轍。

商人在外，通常無法與家人通訊，亦不知目的市場及情形。蔣興哥去廣東一年有半，未曾有書郵到家，其妻室須請算命人問卦以卜其行止。陳大郎既被盜，又旅途害病，其致家書於其妻室，乃托傳遞公文之吏員代投。故事原文稱：「陳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商議，要覓個便人捎信往家中，取些盤纏，就要個親人來看覷同回。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個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極是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去五錢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

此一封書信，付費銀五錢，始能轉遞，而仍非普通一般人可經常央便者，因文內稱，此傳遞公文之承差，系牙商呂公舊識，又湖廣襄陽去徽州寧國，正當漢水及長江孔道，才有此種便利。不過明朝傳遞公文之差使為私人帶信，則亦為司空見慣。如復社之彼此通知，均利用公家驛傳，「名為公文，實私牘也。」《復社紀略》亦稱：「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以文郵置者」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1935），頁164，166。參見宮崎市定《張溥とその時代》，載《東洋史研究》33之3號（1974），頁338~339……亦系私信公傳。其弊在政府郵遞，不能任私人公開大規模使用。

如缺乏此種機緣時，客商只有托其他客商帶信。陳大郎對蔣興哥云：「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日侵早送至貴寓。」客籍商人有在他鄉開典當鋪者，仍與原籍鄉里時有往返，有時其差使亦替私人轉信。陳大郎在棗陽縣，時去大市街汪朝奉典當鋪打聽，其目的在「問個家信」。不過音訊往返，極不經常。如經常不斷時，則前述托承差轉信為不必要。

商業通訊不正規，為各地物價不正規之一大主因。前述阿寄販漆於蘇州，正遇蘇州缺漆之日，因此其利潤，「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對合有餘。」其販秈米時，則「興化米三石一兩，杭州石一兩二錢。」相去為三倍半以上。此段當然有誇大作用，但客商除往來於生產地區及消耗地區之間預期其物價高低足供牟利外，無法探知其一時之需要及供應詳情，則為事實。阿寄之數次獲利一倍以上，實為意外之幸運。其反面則為供給超過需要，尚可致客商賠本。亦即經商於明代，多少均帶有投機性質。16世紀末年其他文件有時亦論及此情形，如廣東之鐵，行銷於長江以南各省。「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近年惠、潮鐵罄，告開龍門鐵山，迄未准行，客商艱於得鐵，多懷空銀回家」霍與瑕《上吳自湖翁大司馬書》，見《皇明經世文編》，卷368……即可見生產地區無法供應，客商仍未悉其詳，必至耗費川資，徒勞往返。

然《三言》故事中，除《桂員外途窮懺悔》外，無直接記載營業虧本者。一般所敘，除描寫旅途不安，客賬難收，生活不定外，商人之經濟報酬，仍常豐裕。此甚可能為當日常態。明代末年，一般利息均在月利百分之二以上《中國貨幣史》，頁474。寺田隆信之估計為年利百分之三十，詳《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23……客商之經營，當必以超過此額或至低保持此收入為目的。如本利之間距離有限，則無人經營。又客商非親身往返不能成交，旅途又常遲滯逾月經年，則如近代資本主義商業之每次獲利微，但其規模漸次擴大，運銷漸次集中，而其轉載亦漸次經常之方式必難於中國實施。互相比較，明代商業以小規模高利潤，不定期運貨，而各客商間無直接競爭為原則。前述戶部尚書倪元璐呈崇禎帝奏疏，亦稱當日商人至北京崇文門所提供之貨單，尚列至「一裙一紗」此奏疏載《倪文貞公全集》，亦載於《續文獻通考》(《萬有文庫》本)，頁2938。本人節譯英文載於WilliamTheodoredeBary(ed.)，SelfandSocietyinMingThought(NewYork,1970)，。唯其如此，商人方能獲得高度利潤。萬曆時耿橘之《平洋策》稱：「商賈獲利三而勞輕……販鹽獲利五而無勞」此《平洋策》載《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善本)冊5，節錄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27……原文籠統欠確切，其前文則稱：「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則似稱商人獲利為其本金三倍。其系一年或一次旅行往返之成果，或多次經營之所致，則未闡述。唯其印象為商賈獲利多，則無可置疑。又多數日本學者，引證《史記》，亦稱傳統中國商人，縱忠實不苟且，每次資本轉運之餘，亦必獲利為其本金五分之一，稍急進者，則為其本金三分之一《山西商人の研究》，頁290……亦即三次周轉，本利相埒。若此為經常情形，則可知商業發展，不能與現代社會情形比擬。其背景為商業資本有限，信用未展開，安全無保障，非利潤高商人無法從事。商人雖在此情形下通有無，各地物價仍相差至巨，運輸腳力囤站盤剝稅金等，尚在前述利潤之外。是以物資流通有限度，各地生產亦受商業利潤之拘束，農村過剩之物資及勞動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經商之地均有接觸，則其經商多以兩端物資互相周轉。如阿寄之以銀換漆，以漆換米，又以米換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之呂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倉收買棉花、布匹，販運山西，回時又「收些粗細絨褐，轉來發賣。」因其旅途操勞，既有其一，不如並為其二也。

然物資周轉，不能隨時遍地皆然。長江三角洲地區，物產富饒，常為通商時銀貨入超之區。即該地區，稅收較各處為多，民間白銀既以付稅方式繳政府而轉運於華北，則必賴以當地土產吸收華北之白銀，方可在長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p80。是以商人經常攜帶現銀往該地區採購物資。清初葉夢珠云：「吾邑(上海)地產木棉」，所織標布，「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者，多或數十萬兩」《閱世篇》，卷7。節錄於《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1957)，頁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均似稱一年之內，商人攜現銀入境，可積累達數十萬兩。《三言》非研究商業之專著，無計算其總數之處，但各章節間，均有各地客商親攜現款之記載。《施潤澤灘闕遇友》稱施途拾包銀六兩，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拋妻棄子，宿水餐風，辛勤掙來之物。」足見客商身攜白銀，是為常態。《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稱客商有銀二百兩，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兩為重十二斤有半，其贅疣情形可見。《陸五漢硬留合包鞋》（《恆》)亦稱：「兜肚有兩錠銀子，每錠十兩重。」即《盧太學詩酒傲王侯》所稱盧楠，雖系地主而非商人，「僱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子，銀藏在兜肚中。」

即使資金超過「腰纏」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攜帶，此可在《三言》資料之外窺見。如《客商規鑒論》云：「身攜萬金，必以安頓為主。」所述「萬金」實際為白銀萬兩，為重六百餘斤，雖則文字為概敘，不必完全符合事實，但所攜之本銀，諒非小量。同書又云：「囊沉篋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須自挈，豈宜相托舟子車家」見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顯系白銀。

明代剩餘資金，因無信用存款之機構，除經商及高利貸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潤澤兩次掘地得銀，每次均在一千兩以上。《杜子春三入長安》(《恆》)敘隋代事，但其中所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想被他掘著了」，可視為明朝社會常態。《膝大尹鬼斷家私》內，倪太守竟埋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雖其數量可能為小說作家之渲染，然藏銀地下，則為富家習慣，其他資料，亦稱如是《中國貨幣史》，頁480；周玄《涇林續紀》（涵芬樓本），頁5。，情節確鑿，為中國商業資本不能發達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敘之客商，無一人攜眷經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則在客處娶妾。《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之薛婆稱：「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即指此種趨向。《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有詩一首，開句云：「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因此楊亦在漳州另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