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4)

三、坐商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恆》)中之高贊，即為一例。此人「少年慣走江湖，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托有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經常坐商不兼做客商，因兩者經營，均須親身預聞，坐商即不領瑣務，亦須密切監視。《劉小官雌雄兄弟》(《恆》)中之劉方、劉奇在河西務開有布店。河西務為運河北段商業重鎮，此布店當代表一般情形。但業主因店務忙迫，竟不結婚成家，以便專心照管。劉奇云：「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他事?」又《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明》)托稱為宋朝事。新橋巨富吳防禦開了個絲綿店，又在五裡外灰橋設有分店，勢必令子吳山照管。「吳山每日早晨到鋪中賣貨，天晚回家。」他曾對金奴云：「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鋪子，是我自家開的。」此鋪店雖有主管一人專理買賣出入，吳山仍須「逐日將賣絲銀子賬來算」。

明代商人除鹽商及木商外，罕有批發商。因坐商既不往出產處收購物資，對收購物資之客商又無所統治，則其經營必仍以零星收購零星販賣為原則。前述盛澤鎮綢店，客商則「蜂攢蟻集，挨擠不開」，機戶則「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則經營綢店者勢無批發之可能。上段所敘吳山為當地巨富，但其對主管云：「我入城收拾機戶賒賬，回來算你日逐賣賬。」則其所收絲，仍系零星賣與生產者，或以賒賬方式而附行高利貸。此與其他文件記載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紡紗者，「里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日復抱紗以出」原載《圖書集成·職方典》松江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224……又張瀚為1535年進士，後任吏部尚書，其敘述彼祖先在15世紀及16世紀之交以織絲致富，常被若干學者摘錄為資本主義萌芽之例證。其實其原文云：「購機一張，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五之一。積兩月，復增一機，后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原載《松窗夢語》，卷6。《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36。張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敘商人，則又與小生產者機戶直接接觸，商業經營仍不出傳統方式，即織即賣，全部重點為現金交易，無資本主義象徵。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購物資出售於消費地坐商之詳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稱之阿寄販漆於蘇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販佈於贛州石城縣，及呂玉之販佈於山西，均以零星出賣為主，暗示當地坐商，亦以極為緊縮之資本，逐日經營，無力大規模收購囤集，以掌握市場。茲項情形，與吾人所知之明代商業習慣相符。因消費地之坐商，逐漸成為批發商，則必管制客商之攜貨入境者，或放債於後者，或投資而互為契約。若真如此，則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必為改觀，結果為資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數目減小而其經營範圍擴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獨立性而成為坐商之僱員。此情形繼續發展，商業資本終必投資於生產。但此諸條件始終未能在中國傳統社會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蛻變為批發商，以促進資本主義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資金欠集中，亦可於商稅規制中窺及，如北新關在杭州城市內外課稅於各行商，至17世紀之初，其所課者為「區船一千二百餘只，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季鈔少者僅二三十貫」《北新關志》，摘錄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冊32……如批發貿易發達，則其稅收無待於針對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於1602年呈萬曆帝之奏疏，稱稅使四齣，商人避稅歇業。文內稱河西務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家矣。臨清關往年伙商三十八人，今獨存兩人。臨清緞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今閉門四十一家《神宗實錄》，頁7073……文中稱布店、緞店及雜貨店，當系零售商無疑。其店數之多，亦顯系其業務非批發。如尚有批發商在此縷述店數之外，則增進商稅當應從批發商著眼，零售商數目之多寡與稅收數量無關宏旨，戶部尚書之呈奏仍計算後者為文不對題。

又前述陳繼儒之《布稅議》，在敘述「鄉人轉售於庄，庄轉售於標」之餘，續稱：「其近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於九邊，以清源為綰轂。出長江之口，徑楚蜀，而散於閩、粵、秦、晉、滇、黔諸郡國，以蕪關為綰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車負載，晝夜馳騖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脈也。」除提供清源及蕪湖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稱二處有批發商。

坐商之資本擴大時，多轉業典當，因其獲利多而冒險性小。《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通》)中之張皮雀斥典當鋪主：「你自開解庫，為富不仁，輕兌出重，兌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才足了年數，就假託變賣過了，不準贖取，如此刻薄貧戶，以致肥饒。」其實全文為典當業一般經營之常態，非一人一店之貪酷情形。

《三言》中稱典當業業務發達之情形，前後不絕。如《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恆》)中之張俊卿為宋代開封府「萬萬貫財主」，此人「門首一壁開個金銀鋪，一壁開質庫」。一般人士向典當鋪質典及購買已絕贖之物品，亦為常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通》)中之李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張廷秀逃生救父》(《恆》)敘一木匠，因荒年失去主顧，「將平日積些小本錢，看看用盡，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賣油郎獨佔花魁》(《恆》)中之秦郎嫖妓前，「到典鋪里買了一件現成半新半舊的綢衣。」則典當鋪除將坐商資本吸收於非正常商業及不生產之高利貸外，亦束縛生產。因其為半新半舊之物資開設銷路，即減少新綢新衣之市場也。

牙商為明代商業中不可或缺之成分，已在文中提及，其業務亦在前節敘客商時闡明。根據明代法令，牙行埠頭，為官廳所承派，不僅為買賣之中介，並因其住址固定，足以負責客商及船戶之行止。《明戶律》云：「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型大小，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會典》，卷164……此顯為明初法令，在明末未能全部實行，除政府之管製鹽商及進出口商，尚採用此原則如廣州在16世紀通商時，海道副使汪柏設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冊44。關於鹽商，詳藤井宏《明代鹽商の一考察》，《史學雜誌》，54之5，6，7號(1943)及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220-221.外，一般商業，似未能如此管制。16世紀管理北新關商稅之一主事云：「行戶四散，或居山僻之鄉，」是以促其納稅不易，其建議為：「市鎮在百里內，許牙行不時告認，其餘屬地方，一切停罷。」所稱牙行散居鄉間，亦與《三言》所敘符合。傅衣凌認為中國農業和手工業直接結合，如明清松江之布，均系農村女工所產，限制手工業脫離農業副業而獨立《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1956)，頁31……其實商業亦被此農業副業所吸引，而進出於鄉村間，其結果為遲滯銀行業務信用貸款之發展，因鄉間交易，其往來均為單元，毋須撥兌划賬也。

《三言》中之牙商，對客商言為「主人」。兩者間之關係除商業外，尚有超經濟之情誼。如客商患病，牙商之為主人，通常加以照顧。蔣興哥之能在廣東重理祖業者，亦因當地牙商顧全其父祖之交誼。是以蔣一到當地，「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閑。」明律又定牙商不得操縱市場，尤須平定價格《大明會典》，卷164……《三言》中無資料證實此規定已全部遵守，但亦未顯示其已違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