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計程車上的男人

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我用筆名為一家不大的美術刊物寫一種類似「畫廊探訪」的文章。雖說是「畫廊探訪」，但由於繪畫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門外漢，也寫不出專業性報道，所以我的活計只不過是以輕鬆的筆調概括一下畫廊的氣氛及其主人的印象罷了。作為我也並非幹得怎麼起勁，開頭純粹出於偶然的機會，但結果上卻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活計。那時我自己剛開始寫小說不久，覺得將各色人等的談話整理成文對於創作也是大有好處的。我儘可能仔細體察世人在想什麼並如何將其訴諸語言，而後適當剪裁，再用來拼湊屬於自己的文章。

這系列報道持續了一年。雜誌是雙月刊，共寫了六篇。我讓編輯部（其實只有一個編輯）介紹幾家大約有些意思的畫廊，然後開動雙腿前去勘察，選出一家寫成報道。篇幅也就是四百字稿紙寫十五頁左右，但我這個人總的說來怕見生人又反應遲鈍，所以起初頗不順利，根本不知道該向對方如何發問如何歸納整理。

儘管這樣，在反覆摸索反覆出些小錯的過程中，我還是從中發現了一個訣竅（大約是訣竅），那就是採訪時應該努力去捕捉採訪對象身上非常人可比的某種崇高、某種敏銳、某種溫情。世上每一個人身上都必然有其人格上的光點——哪怕再小——若能成功捕捉到那個光點，發問自然水到渠成，報道也就栩栩如生了。關鍵需要理解和愛心，即使對方的話再陳詞濫調不過。

自那以來我進行了很多很多次採訪，直到最後也沒使我產生半點愛心的只有一次。那是為給一家周刊寫「大學探訪記」而去一所名牌私立大學採訪的時候。在那大學轉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所嗅到的氣味只有權威、腐敗和虛偽。包括校長和系主任在內採訪了十來名教員，只有一名說話還算地道，而這名副教授兩天前剛打了退職報告。

但這已經過去了，還是回到平和的畫廊上來吧。我所採訪的畫廊幾乎全是同權威不沾邊的小街上的畫廊。我同一個比我大三四歲的高個子攝影師搭伴前往，我聽畫廊主人說話，他在房間里拍照。

採訪快結束時，我總要向主人提一個相同的問題：這以前您所看到的畫作中最有衝擊力的是什麼。作為採訪提問算不得夠檔次，如同問小說家過去讀過的小說中最中意的是哪本，提問要點實在過於籠統。答話可想而知，不是說看得太多了記不清楚，就是不知講了多少遍的陳舊套話。然而每次我還是重複這一問話。一方面是因為對以美術為職業的人如此提問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覺得可能碰巧聽到什麼奇聞逸事。

給我講標題為「計程車上的男人」那幅畫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絕對稱不上美人，但長相嫻靜高雅，能使人心裡頓時充滿溫馨。她穿一件有長飄帶的白襯衫，下面是灰色粗花呢裙，腳上一雙流線型黑高跟鞋。她的腳天生有毛病，每次穿過木地板，空曠的室內都會打楔子般地響起不協調的足音。

她在青山（註：東京的地名。）一座商廈的一樓經營一間以版畫為主的畫廊。當時牆上掛的版畫即使在我這樣的外行人看來都很難認為是精品，但我覺得她人格中蘊含著一種類似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環繞她的種種事物生髮出超過實際情況的耀眼光彩。

採訪大致結束時，她收起咖啡杯，從餐櫥里拿出紅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給我和攝影師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纖細，水靈靈的。裡面房間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防水布雙帶風衣和開司米圍巾掛在一起。工作台上擱著鴨形玻璃鎮紙和金黃色小剪刀。時值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著聖誕節頌歌。

她起身穿過房間，從哪裡拿了一盒香煙來，抽出一支用細長的金色打火機點燃，唇間吐出細細的煙縷。只要足音不響，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麼地方不自然。

「最後還有一點想問，如果可以的話。」我說。

「當然可以，請——」她說，隨即莞爾一笑，「不過這種說法不有點像電視劇里的刑警么？」

我笑了，攝影師也笑了。

「您以前接觸到的作品中最有衝擊力的是什麼呢？」我問。

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煙灰缸里熄掉煙，看著我的臉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衝擊力』一詞的含義，也就是說要看『衝擊力』指的什麼，是指藝術感染力呢，還是指質樸的震撼力、爆發力？」

「我想沒有必要是藝術感染力，」我說，「我指的是皮膚性、生理性的衝擊。」

「沒有皮膚性衝擊，我們的職業就無以成立。」她邊笑邊說，「那種東西橫躺豎卧，任憑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說是藝術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濕嘴唇，「問題是，」她繼續道，「任何人都不誠心尋求感染力。不這樣認為？你也摘創作，不這樣覺得？」

「或許。」我說。

「藝術感染力的一個不便之處，就在於無法用語言把它恰當表達出來，」她接著說，「即使表達出來，也徹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談……像談恐龍似的。所以大家都尋求更為單純、簡便的東西，尋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電視遙控器那樣能咔嚓咔嚓變換頻道的東西。皮膚性衝擊、感性……怎麼稱呼都無所謂。」

她往兩個空杯里倒了葡萄酒，又點上一支煙。

「話說得夠繞彎子的了。」

「非常有趣。」我說。

空調器微弱的震顫、加濕機的排氣聲和聖誕節頌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構成了奇妙而單調的節奏。

「如果是既談不上藝術感染力也不屬於皮膚性衝擊那樣的東西也無妨的話，我想我是可以講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畫的，或者更應該說是關於一幅畫的故事——講這個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說。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說，「本來我是為當畫家去美國東部一所美術大學留學的，但為了畢業后能留在紐約養活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才華已不抱希望也未嘗不可——我做起了類似畫品收購商那樣的生意。就是在紐約年輕畫家和無名畫家的畫室轉來轉去，看到大約素質不錯的作品就買下來寄給東京的畫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東京畫商從中挑出合意的，我在當地買下。後來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決定買什麼，直接買下。加上我已同格林威治村的畫家群體有了關係，或者說有了可靠的信息網，所以，例如某某搞什麼特殊名堂啦某某手頭拮据啦之類的消息全都能傳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時的事可知道？」

「是大學生了。」我說。

「那麼是知道的。」她一個人點點頭，「那裡無所不有，真的無所不有，從最高檔的到最低檔的，從頂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那一時期的格林威治村簡直是座寶山。只要眼力夠用，絕對可以碰上別的時期別的地方很難見到的一流畫家和嶄新的力作。事實上當時我寄給東京的好多作品現在都已價值不菲，假如為自己留下其中幾幅的話，如今我也該是有幾個錢的人了。可當時真的沒錢……遺憾吶！」她手心朝上地展開放在膝部的雙手，很好看地笑笑。「不過只有一幅，的確只有一幅畫我破例為自己買了下來。畫的名字叫『計程車上的男人』。遺憾的是這幅畫藝術上並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找不到粗糙中蘊含著才華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無名的流亡畫家，早已經在無名中銷聲匿跡了，當然談不上賣高價……嗯，您不覺得奇怪？為別人選的都是值錢畫，為自己選的卻分文不值，而且只一幅。肯定這樣想吧？」

我適當地應答一下，等待下文。

「去那個畫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雨剛停，紐約簡直整個成了一座烤爐。畫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東歐人的名字很難記，除非改成美國式的。把他介紹給我的是一個學畫的德國學生，他和我住同一棟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門時這樣跟我說：『喂，敏子，我朋友中有一個非常缺錢的畫家，可以的話，明天順路去看看畫好么？』『OK。』我說，『不過他可有才華？』『不怎麼有，』他說，『可他是個好人。』這麼著，我們就去了捷克人的宿舍。當時的格林威治村有那麼一種氣氛，怎麼說好呢，就像大家一點點往一起湊似的。」

她在捷克人髒亂至極的房間里大約看了二十幅畫。捷克人二十七歲，三年前偷越國境逃出來的。他在維也納住了一年，之後來到紐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留在布拉格。白天他在宿舍作畫，晚間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飯店打工。「捷克沒有言論自由。」他說。但他所需要的是比言論自由更現實的東西。如德國學畫生所說，他缺乏才華。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該留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處的，尤其是著色，有時令人一震。筆觸也相當嫻熟。但僅此而已。在內行人眼裡，他的畫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維的延展。同樣是停止，但他連藝術上的「死胡同」也沒進入，只是「夭折」罷了。

她瞥了一眼德國學畫生，他的表情在無言中所流露出來的結論也和她一樣。如此而已。唯獨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道了謝準備離開捷克人房間時，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門旁放著的一幅畫上——一幅二十英寸電視熒屏大小的橫置油畫。與別的畫不同，這幅畫里有什麼在喘息。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實在微弱得很，盯視之間很怕它萎縮消失。但它的確是在畫中喘息，儘管那般微乎其微。她請捷克人把其他畫撤去一邊，空出雪白的牆壁把這幅畫立起來細看。

「這是我來紐約后最先畫的。」捷克人局促地快速說道，「來紐約第一個夜晚，我站在時代廣場一個路口看街看了好幾個鐘頭，然後回房間用一個晚上畫出來的。」

畫的就是坐在計程車後座的年輕男子。以照相機來說，就是在鏡頭正中稍偏一點點的位置把男子攝了下來。男子臉側向一邊，目視窗外。長相漂亮，燕尾服，白襯衣，黑蝴蝶結，白飾巾。有點像舞男，但不是。作為舞男他缺少什麼——一句話說來，就是缺少類似被濃縮了的饑渴感的東西。

當然他並非沒有饑渴感。哪裡去找沒有饑渴感的年輕男人呢？只是他身上的饑渴感表現得實在過於抽象，在周圍人眼裡——即使在他自己眼裡——彷彿是有點特別的、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某種見解（pointofview）。就好像藍色的霧靄，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藍色的霧靄籠罩著計程車。從車后玻璃窗可以看見夜色，看見的也只有夜色。藍底色融入了黑與紫。色調非常雅緻。就像埃林頓「公爵」（註：DukeEilington(1899——1974)，美國爵士樂鋼琴手，作曲家。）管弦樂團的音調，雅緻而渾厚，渾厚得似乎手往上一觸，五指便會統統給吮吸進去。

男子臉歪向一邊，但他什麼也沒看。縱使玻璃窗外有什麼景緻出現，也絕不會在他心頭留下任何刮痕。車持續前行。

「男子要去哪裡呢？」

「男子要回哪裡呢？」

對此，畫面什麼也沒有回答。男子被包含在計程車這一有限的形式中。計程車則被包含在移動這一天經地義的原則中。車在移動。去哪裡也好回哪裡也好，怎麼都無所謂，哪裡都無所謂。那是巨幅牆壁上開的一個黑洞，既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說，男子是在看那個黑洞。他嘴唇很乾，彷彿急需一支煙。但由於某種原因，煙遠在他手夠不到的地方。他顴骨突出，下顎尖尖，尖得如被暴力削尖了一般。那裡有一道傷痕般細弱的陰翳，那是看不見的世界里一場無聲的戰鬥所留下的陰翳。白色飾巾遮住了那道陰翳的尖端。

「結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為自己買下了那幅畫。作為一幅畫的價錢，一百二十美元固然不多，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被剜了一刀的。那時我正懷著孕，丈夫找不到工作。丈夫是off—offBroadway（註：美國以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為中心進行演出的前衛劇團，一般譯為「外外百老匯」。）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說到這裡，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著問。

「畫並不中意。」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壞。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別的目的。捷克人為畫得到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畫的真正意圖。」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隨著「咔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果畫家沒當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我什麼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那畫上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畫掛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著它過日子。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麼想。但他沒有說對。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於看計程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錮在名叫平庸的計程車中，他無法掙脫出來，永遠，真正的永遠。平庸讓他在那裡棲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里，您不覺得可悲嗎？」她咬著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麼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沒有衝擊力，什麼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衝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畫，倒有這麼一幅，只此一幅。這樣理解可以么？」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什麼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各種麻煩事一個接著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允許我省略掉。那時我什麼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麼，包括那裡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我從朋友那裡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里所有東西運到空地，澆上煤油燒了。『計程車上的男人』也在裡邊。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適放感傷音樂？」

她微微一笑，我也報以微笑。

「燒畫我並不可惜。因為燒在使我本身獲得解放的同時也解放了他。他通過燒而得以從平庸牢籠中解放出來。我燒了他，燒了我的一部分。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個天朗氣清的下午。之後我回到了日本。您看，」她手指房間四周，「就這個樣子。我在經營畫廊，生意一帆風順。怎麼說好呢，我有經商才能吧，肯定。現在獨身，沒什麼難受的，也過得挺舒服。不過，『計程車上的男人』的故事並沒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紐約的一塊空地上結束，還有下文。」

她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用打火機點燃。攝影師輕咳一聲，我在椅子上換個姿勢。煙徐徐上升，被空調機吹散消失。

「去年夏天，在雅典街頭遇上了他，是他，是『計程車上的男人』，沒錯，的確是他。我在雅典計程車的後座同他坐在了一起。」

那完全是偶然。她正在旅行，傍晚六時許從雅典埃及廣場前搭計程車去巴西里西斯·索菲斯大街，那年輕男子在奧莫尼廣場那裡上來坐在她身旁。在雅典，只要方向一致，計程車盡可讓客人同乘。

男子身腰頎長，非常標緻，穿燕尾服打蝴蝶結（這在雅典是很少見的），一副前去出席重要晚會的樣子，從頭到腳沒有一處不同她在紐約買的那幅畫中的男子一模一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產生了天大的錯覺，就好像在錯誤的時間裡跳進了錯誤的場所，又似乎自己身體浮在離地十厘米的空中。她頭腦一片空白，好一會才一點點回過神來。

「哈啰！」男子微笑著向她打招呼。

「哈啰！」她幾乎條件反射地應道。

「日本人吧？」男子用漂亮的英語問。

她默默點了下頭。

「日本去過一次。」他說。然後像要測量沉默的長度似的抬手伸開五指。「公演旅行。」

「公演？」她仍有些神思恍惚地插嘴道。

「我是演員。希臘國立劇院的演員。希臘古典劇知道吧？歐里庇得斯、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

她點點頭。

「總之就是希臘，古代的東西再好不過。」說到這裡，他微微一笑。話題告一段落，他修長的脖頸扭向一邊，觀望起了窗外的風景。經他一說，看上去他的確只能是演員。他久久目視窗外，紋絲不動。斯坦丁奧街擠滿了通勤車，計程車只能緩慢移動。男子毫不在乎車速，只管盯視著商店陳列窗和電影院廣告。

她拚命清理思緒，將現實放進真切的現實框內，將想象歸入確切的想象之中。然而情況仍毫無改變：她在七月雅典街頭的計程車中同畫上的男子相鄰而坐，千真萬確！

如此時間裡，車終於通過斯坦丁奧街，穿過辛塔格瑪廣場，駛入索菲斯大街。再過兩三分鐘車就開到她下榻的賓館了。男子仍默然眼望窗外。傍晚愜意的和風輕拂他的軟發。

「對不起，」她對男子說道，「這就去哪裡出席晚會么？」

「嗯，當然。」男子轉向她說，「是晚會，非常盛大的晚會。各種各樣的人前來碰杯。大概要持續到天亮吧。我倒是要中途退席。」

車到賓館門口停下，負責計程車的男侍應生把門打開。

「祝你旅途愉快！」男子用希臘語說。

「謝謝。」她應道。

目送計程車消失在傍晚洶湧的車流之中，她走進了賓館。淡淡的暮色如隨風游移的薄膜在城市的上空往來彷徨。她坐在賓館酒吧里喝了三杯摻有奎寧水的伏特加。酒吧悄無聲息，除她之外沒有別的顧客，暮色還沒有降臨到這裡。她覺得簡直就像自身的一部分忘在了計程車里。彷彿她的一部分仍留在計程車後座，正同那穿燕尾服的年輕男演員一起往一處晚會廳趕去。那是一種殘存感，一種和下得搖搖晃晃的船而站在堅固的地面時的感覺完全相同的殘存感。

經過長得想不起有多長的時間，當心中的搖擺結束時，她身上的某種東西永遠地消失了。她可以清楚感覺到它的消失。那東西沒有了。

「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仍然真切地迴響在耳畔：『祝你旅途愉快！』」說到這裡，她在膝頭合起雙手。「不認為這句話很妙么？每當記起這句話時，我就這樣想：自己的人生已經失去很多部分，但那不過是一部分的終結，而往後還是可以從中獲得什麼的。」她嘆息一聲，嘴角稍微拉向兩側笑了笑。「『計程車上的男人』的故事這就結束了，完了。」她說，「抱歉，說這麼久。」

「哪裡哪裡，非常有趣。」我和攝影師說。

「這故事裡有個教訓，」她最後說，「一個只能通過自身體驗學得的寶貴教訓。那就是：人不能消除什麼，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

她的話就此終止。

我和攝影師喝乾杯里剩下的葡萄酒，道謝離開畫廊。

我很快將她的話整理在稿紙上，但因當時雜誌篇幅有限，怎麼也沒能報道出去。現在能以如此形式發表，我感到無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