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內容提要］「你的身份證，學歷證？」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長就問我。她那眼鏡片后是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著有點心顫。
陰曆八月已經過去，九月隨著一陣一陣的秋風來到了北京。淡淡的雲，紅紅的霞，高高的天空。北京的烤鴨有多香，北京的商場有多忙。滿街人來人往，熱鬧異常——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時節。在這段涼爽的時間裡，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如同鐘錶上緊的發條，晝夜不停地旋轉。書桌上擺滿了一大堆我已經撰寫的文稿，一共10篇，全是散文隨筆。也許感覺很有成就感，我的心一直沉醉在一種久違的勝利與自豪里。當然，這有點阿Q精神，自慰。
然而，按照?P洛伊德的意思，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座幽暗的花園，這花園裡惟一一間閃亮著光的木房子，它細小的光亮，照耀不到四周廣袤的黑暗。說實在的，我來北京這麼長時間了，至今還一事無成。我寫那幾篇文章又算什麼？周圍的一切，還不是黑洞洞的？?P洛伊德說得多好啊！
好幾天都不見我去公司了，楊小小很納悶也很惦念。她撥打了鍾離東的電話。
「李湘輝呢？」
鍾離東開了個玩笑，「他呀，回湖南去了。
「是……是嗎……」楊小小一顫，差點沒握住話筒，眼淚差點滴了出來。
鍾離東感受到了她的震動，笑了「逗你的。他什麼事都想干，什麼事都幹不成，還說當自由撰稿人，搞幾天寫作。這不，這幾天聽他說寫了10篇隨筆。今天準備到一家小報去應聘——晚上，你過來吧。」楊小小既不安又興奮，眼淚又掉了出來。
的確，對我這樣不安分守己的人來說，總是會尋找機會的。干推銷於我，也的確勉為其難。就是楊小小自己，在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內向的性格不太適宜這項工作。儘管她兢兢業業，每月也才300元工資，老闆這時不段發出要「勸退」她的信息。就在這個時候，家裡來了，讓她回去。她心裡像亂麻，亂急了。她很想找個人傾訴傾訴。
我的確要去一象報社應聘了。當時我在華堂商廈推銷的時候，有人在那兒放報紙，我要了一份。原來是一家名不見經傳，但已有10年創辦歷史的行業報紙，現在要改版。面對日益變化的市場，他們急於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報。」這不，為了擴大影響，這家報紙在北京各大商場免費發放試刊報樣了。
1994年的仲秋北京，街頭很是熱鬧。每天除了堵車堵塞得水泄不通和各大商場喋喋不休地打商戰外，就是鋪天蓋地包羅萬象的廣告和廣告方式，報刊、電台、電視台和街頭人行天橋、電線杆及公共廁所的牆壁上，各式各樣的廣告充斥著視野，灌滿耳鼓。還有許多公司堂館、民辦學校等，乾脆就印刷一些報樣廣告，派人直接在街頭髮放。有一個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廣告紙，竟有幾本書厚。像這樣四開十六版的報紙，也不惜血本將報紙送人，為的就是「擴大影響，提高知名度」。
我看了這家報紙的招聘啟事，對他們要「招聘若干釆編人員」一項很感興趣，雖然啟事中強調要有大專以上學歷和兩年以上工作經驗，但我還是決定去試一試。我雖然僅是高中畢業，但我畢竟是省作家協會會員，是一名小有名氣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證」和帶來北京的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開機遇的大門。
那天，我不顧一切地往回趕，也顧不上去公司交差，當夜趕製了一份簡歷，並將文章和作協會員證全部複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趕到朝陽區來應聘了。
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婦女，她自我介紹是這家報社的人事部長。
「你的身份證，學歷證？」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長就問我。她那眼鏡片后是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著有點心顫。
「我是外地來的……」我似乎答非所問。我知道自己那個高中畢業證書是絕對不行的。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學歷的人實在冭多，隨便在街上問一個人，十有八九是大學本科生。這個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說是全國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負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麼東西。
人事部長不耐煩了：「證件，拿出你的證件來！」我急忙從包里拿出一沓複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協會員證。「您看，這些東西可以嗎？」人事部長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說：「我現在可沒功夫看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證、畢業證和在京務工證！如果沒有的話，等有了再來吧！」說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揮，叫下一位進來。
我還沒有機會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協會員證展示自己的才華，就灰溜溜地被轟了出來。我的計劃全流產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報社。看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喪失了。「學歷，學歷！戶口，戶口！」我憤恨地自言自語。走到宣武門，看見新華社那高聳的灰玻璃大廈，我忽然有一種要想爬到那20多層樓頂再跳下來的衝動。我不承認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學生差，甚至認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廈里去工作，只是我的運氣太差。我少了一張大學畢業證書。多少年來，積澱的苦楚，使我有一種欲大哭一場的感覺。
在這裡，沒有人會輕易承認我。他們不理解我。他們粗暴地拒絕了我。人事部長那雙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裡又閃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顫。楊小小的笑臉就在這個時候浮現出來。我紀起了那天我和楊小小在街上見著的一幕。
那天和楊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們看見新建大廈頂著巨幅的廣告高聳入雲，街上并行著轎車、摩托車、公共巴士，喧鬧聲依然嘈雜異常。這時，一個傻乎乎的女人從街口竄出來跑著、跳著、大笑著，目光獃滯，旁若無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駐足回眸，有人視而不見。楊小小說：「你看見那個女人了吧，就站在我們面前，前不久瘋的，真可憐。」楊小小嘆息著。
「澳，難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輕。」我驚愕地說。隔一會兒，我好奇地問：「她是什麼瘋的，上次我看見時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一下子就瘋了呢。」
「聽說她那男人喜歡『修長城』，欠了一屁股債，後來又逼她去做『雞』，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離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鎖在屋裡，這樣的折磨不瘋也會氣死。」楊小小幽默地說。
我想到這裡，喃喃地說：「我怕也要變成瘋子啊！」便去撥楊小小的電話，卻沒有人接。才無可奈何地放下話筒。
東方一笛一開始就不贊同我把興趣轉移到「新聞」上來的。他說：「新聞很無聊。你一旦塾悉這一行業，就會發現真的好無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題材抄來抄去，二是同行之間又那麼犯忌……我厭煩死了。真的，還不如閉門做學問，寫小說當作家，或者出國混幾年。」
東方一笛講到這裡，又望了我一下，說：「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衚衕旯旮里轉轉，那些狹長陰暗的小巷子里倒還是有些真實的東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後在文化圈子裡結識幾個人，有人提攜你的時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東方一笛強調的是我這樣的人成材的「關鍵」，是鼓勵我去鑽研人際關係學了。當然他說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卻不以為然，這當然我也能從中感到他有點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來，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東方一笛這些年變了許多，有一種玩世不恭、傲視一切的神態。這次國慶45周年慶典活動之後，他更把現在的中國說得一無是處，說什麼一味的歌舞昇平盛世，中國人的憂患意識那兒去了？他似乎一副優國憂民的味道，對現實充滿著悲觀。他認為，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是他的理想棲身之地。現在他在補課，在「充電」，準備考托福，然後去美國或者歐洲箅了。然而，油於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說什麼了。對於我，當前最要緊的是儘快在這裡找到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決了生存問題，爾後才有可能大張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總的說來，此時的我已經喜歡上北京了。
只有鍾離東對東方一笛的話漠然視之，從不評論。有幾次，我要他發表「高論」，他總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說的話也是小人物的話。」東方一笛也知道鍾離東不喜歡他的「論調」，便在這個時候把頭扭過去，不看我們。
我實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帶來的錢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經花完了，現在是鍾離東用他那並不高的工資來支付兩人的伙食費、房租和零用錢。這樣一來，這間可憐的小屋身價已經漲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時的月工資了。今天鍾離東領了工資，便立即抽出三張「老人頭」扔給我，這是給我的「零花錢」。
我默然地收起了錢。沒有說「謝謝」，說也是廢話。我和鍾離東之間，不是一句「謝謝」能夠可以表達的。這個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人與人之間，親戚朋友與親戚朋友之間，能夠達到我與鍾離東這樣默契、這樣真誠、這樣純潔的話，實在是鳳毛麟角了。在這物慾橫琉的時代，金錢與吞噬了人間許多人的善良與真誠。在城信與友誼純度大減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與鍾離東了。東方一笛做不到這一點。「人生難得一知己，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我感嘆道。
但我明白，雖然我沒有一些負債感，但卻又因此多了一份責任，一份不辜負朋友的責任。我如果不努力儘快改變現狀，只會給鍾離東帶來更多的麻煩，甚至因此拖垮他。對於花錢，我開始不像剛來時那樣毫無節制，而是變得謹慎了，甚至準備戒煙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給杜鵑紅的那三萬元錢，想起了她的來信。杜鵑紅呀杜鵑紅，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這個名字。當初唐姨知道我給杜鵑紅借款並決定自己承擔那份高額利息時，恨得直磨牙：「你這個傻瓜，我要是你的親姨，非甩你幾個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親姨，但在我心裡她比親姨還親。話又說回來，唐姨是我在一次舞會上結識的。後來接觸多了，便親密起來，可以說唐姨待我勝似親侄。我們的交情，早已勝過了那份血緣關係。就是我李湘輝與情人的銷夢，也能說給唐姨聽。在我心裡，我感覺她比自己的母親還好。
雖然，我不是說我母親不好。在我心裡，母親是一個偉大而平凡的農家婦女。她生活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鈴的公婆（也就是我爺爺奶奶），還要照顧我和姐姐、弟弟三個兒女，可謂重擔在肩。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農村還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吃糧還得靠掙工分換取。重活生產隊不派我母親去，干輕活時間長，掙的工分卻少。我父親當時是生產隊的會計，整天忙碌於生產隊的事，常常是早出晚歸，家裡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親獨自一人承擔了。母親為了全家能填飽肚子，一有空就到家裡的自留地里鋤草、上豬糞。她琢磨著種些既長「頭髮」又生「蛋」的菜來幫助家裡人充饑，如紅薯、南瓜等。嫩綠的紅薯殃、南瓜藤用來當菜吃；成熟的紅薯、南瓜摻面蒸當飯吃……有時為了給我們調口味，就把紅署切成丁和米同時倒進沸水鍋里煮成紅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親有個習慣，即飯菜做好以後，總要張羅一聲：「你們先吃飯。」我們便吃飯，我奶奶這時便顫顫顛顛地走過來對我母親說：「你快去吃飯，我來餵豬。」我母親這時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飯菜。
母親把紅署和南瓜視為家人的「救命菜」。記得有一次，調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轉悠，看見南瓜藤爬在紅薯殃上，擔心不利於紅署生長，便四回家拿來鐮刀，一袋煙工夫就結束了掛滿燈泡時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內強的母親，看見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臉上的平和頓時全消，眼淚潸然而下，埂咽著：「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救命菜』啊！」當我聽了母親這句發自肺腑的傷心話時，十分懊喪。
母親足是個持家能手。她精打細算，靠賣雞蛋供我們姐弟三人讀書，靠積攢分分角角的錢換取油鹽。母親一生多磨難，含辛茹苦地把我們撫養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當想到那滿臉皺紋的母親，心中總是不能平靜。母親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續著中國的美德：尊老愛幼。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母親非常堅強。因為堅強，母親承受著生活的艱辛；因為堅強，母親對我們每一個家庭成員都關愛有加，讓我們苦中有樂。
在我頭腦里，一會兒是唐姨，一會兒是母親，就像一幅幅美麗的畫面疊映著……我們無法說請對我來說她們誰對我來說占的份量大還是小，因為她們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過去一向認為，我與杜鵑紅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這個「介紹人」，可以看得出，唐姨總覺得對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釋說，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不要把金錢看得那麼重，成為金錢的奴隸。如果這樣的話，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樂趣。面對我的固執，唐姨也只好默認，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錢的誘惑。真的，金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金錢卻萬萬不能。如果有錢，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學續讀書，或者自己專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學……但是，現在錢給我直接的概念是：為了生存！我現在是為自己謀生存而渴望錢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學無術的人，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是那樣輕鬆，那樣自在，我甚至懷疑自己這樣活著值不值得。有時我也想像海子那樣結束自己，這樣的話我也許會一舉成名。但我反而又想，這樣成名又有什麼意義呢？自己死了，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我李湘輝不能就這樣結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與人其實一生下來就不平等。你看，在鍾離東他們公司，有一個北京人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幹，就因為父親是高幹，公司里接納了他，讓他專門守傳達室，每月工資卻2500多元，比鍾離東這個正牌大學本科生畢業的還要高。我當初也憎恨這種現象，憎恨社會上許多不平的現象，總認為這是腐敗。但憎恨也好，你說腐敗也好又如何？並不因為有人憎恨，這些腐敗現象就減少了，結果是反而增多了。這樣一想，反倒理解東方一笛的情緒和牢騷了。
是啊，在這個社會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來都是一樣赤條條的來到這個世界，只存在性別的差別而已。可是，因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後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區咧了。一個農民子弟，拚命地讀書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戶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來就是「城市戶口」，奮鬥的歷程與艱辛因此卻大大減少。臨到大學畢業，擇業時又因社會人際關係的不同，同樣的優秀人才卻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還是贊同靠後天努力，靠自己奮鬥而改變這才是公平的。於是我自已，也正開始這樣的奮鬥，這樣的歷程。
我無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溜達，滿腦子胡思亂想。不知不覺，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人頭攢動。天空中那幾隻游弋的風箏，似乎想要飄得更高更遠，卻因為身下有根線牽扯著，它的命運只能在原來的位置上飄動了。可惡！
風箏的命運一旦掌握在人的手裡，縱有更大的本領和抱負，也只能徒勞地掙扎。此時，我想起那家報社的那個人事部長，想起了那些只憑文憑和戶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風箏？他們把握我的命運嗎？我自己問自己。
我一直圍著天安門廣場走，就那麼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記不清了。後來，我又走到天安門城摟毛主席像前。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停頓了許久。隨後，我隨著緩緩的人群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城樓上，我站在毛主席當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地方浮想聯篇，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他們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麼樣子呢？說真的，我也說不清楚。不過總的來說，中國在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帶領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中國正在走向富強，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於是，我又豁然開朗了，便在城樓上特地購買了一個「天安門參觀紀念」證書。上面是這樣寫的：
李湘輝於1994年某月某日某時登上天安門城樓。
特發此證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
從城樓上下來，我莊重地在天安門前留了個影。這時，兩個外國人攔住了我，請我幫助他們照相。我接過他們的照相機，在鏡中窺視他們的時候，我突然閃過一個無聊的想法，於是把鏡頭往底下移動了一下，只對住他們的四隻腳，按下快門。兩個老外連用了兩句生硬的中文「謝謝！謝謝！」后就離開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後悔。天知道底片沖洗出來后，他們會怎樣大罵中國人的可惡，可惡之極！作弄了無辜的老外，我彷彿舒暢了一點。這才到故宮門前，在一家公用電話亭再次撥打了楊小小的電話。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