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根毛衣針

木匠凡桑·阿爾戴被殺死在自己的房間里，結果他性命的是一根長長的毛衣針。發現這恐怖場面的女傭失聲尖叫起來，警察趕到時，她已經喊啞了嗓子。那根纖細、閃亮的毛衣針不偏不倚刺進了她主人的心臟。

幾小時后，木匠的宅子里擠滿了利馬警察局的警察。這樁奇案發生在秘魯，時間是1962年。負責調查此案的是探長奧爾蒂，他的當務之急是詢問那位嚇破了膽的女傭。探長從她嘴裡了解到死者無論是被害的前一天或更早以前從沒有和任何人發生過爭執，他性情文靜，沒有仇敵。他手頭雖不寬裕，但也沒有背上債務。他一生未娶，似乎也心甘情願。總之，凡桑·阿爾戴是一位正直的木匠，如今已經年逾花甲，除了過幾天安閑日子就再沒有別的追求了。探長又調查了他的鄰居，他們都證明木匠近年來深居簡出，生活極其平靜，絕看不出為什麼會遭此毒手。而且兇器竟是一根毛衣針。

一定會有人看見兇手，因為阿爾戴住所周圍向來是人來車往的熱鬧場所，但即便有人撞見過兇手，也不會把他認出來。可以推測兇手是男性，因為用毛衣針殺人非有一定的氣力，動作還要準確、敏捷。至於其他情況，諸如罪犯的身高、穿著、年紀，都無從判斷了。

奧爾蒂探長是個五十齣頭的快活的胖警察，平素最管不住自己的嘴，可這一次，他卻在記者面前作了啞巴。幾日的調查一無所獲，他只得把這樁案於暫且擱起。

他對記者說：「我認為此案一定還會新的發展。如果木匠是挨了一刀、中了一彈死的，或是被勒死的，我還不會這樣想。可是，用毛衣針殺人的人絕不是個普普通通的兇手。他的動機一定非同尋常。這也許是一種帶有習俗色彩的犯罪。總之，兇手必定是個怪人，他還會露面的。我等著他的消息。」

三個月過後，消息果然有了。

1962年8月20日，晚上大約8點鐘，在夕陽的餘輝中，一艘屬於某家英國航運公司的客輪——「金輪」號由智利的聖地亞哥開來，剛剛在巴拿馬靠岸，連接碼頭的踏板還未放穩，巴拿馬警察便衝上客輪，穿過一段甬道，來到一位叫路易吉·阿爾瓦的統艙房門口。船長貼在門上的封條在警察局長的監督下揭了下來。雖然事先得到過無線電通報，局長還是驚呆了：一位六十歲上下的男子倒在艙房灰色的塑料地板上，一根明亮、細長的毛衣針筆直地刺進了他的胸膛。

「誰發現的？有人動過他沒有？」

船長告訴警察局長，屍體是客艙服務員當天早上發現的，除隨船醫生外，誰也沒有碰過屍首。而且醫生也不過是證實了一下遇害者已死亡多時。

「有誰在船上見過這個人？」

「在利馬上船的乘客登記單上有他的名字。登船時，大副檢查過他的證件，他按規定辦了海關手續。此後，昨天一整天，再沒有人看見過他。」

和警察同來的法醫檢查了屍體，當他揭開死者襯衣時，見到一塊不大的、已經變成深褐色的血跡。他翻開死者的眼皮，觸了觸他的四肢和肌肉，頗費了些氣力才拔出毛衣針，沒有出一滴血。這說明人已經死了三十六個小時，或者更長時間。局長皺了皺眉，問船長：「你們是什麼時候從利馬啟航的？」

「昨天上午10點，一共航行了大約三十六個小時。也就是說兇手完全可能作案后又在開航之前下了船。」

所以，兇手不一定在乘客里，他可以是任何一個人。局長對自己的最初判斷更加深信不移：兇犯決不致傻到把自己困在一條他要作案殺人的船上！除非這起兇案沒有預謀，或者只是一時性起犯下的。然而這顯然是一起經過準備的作案，用警察局長的話來講（他已經是第二位持相同觀點的人了）：一種帶有習俗色彩的犯罪。

兩天後，當負責第一起毛衣針兇殺案的奧爾蒂探長剛剛獲悉「金輪」號事件時，第三起案子又接踵而至。探長接到電話后急忙奔到現場——死者的家裡。這次的調查同上次一樣迅速：死者亞歷山德羅·甘泊是一位靠年金收入生活的老者，六十歲，沒有仇人，沒有欠債，也沒有放債，被害後房間里一應什物一件未少。一位鄰居對探長說：「他是個獵艷老手。」

「您為什麼這麼講？您認為可能是情殺嗎？」

「哦！不，您不是讓我提供情況嗎？」

「他常和哪種女人來往？」

「輕佻女人。他手頭好象很大方。」

除此之外，關於兇手的線索還是等於零。偵破工作毫無進展。奧爾蒂探長在記者招待會上滿臉愁容，他還從沒有這樣垂頭喪氣過。

「我料到了他還會露面的。但我沒想到他會這樣鋒芒畢露。」

「您不認為此案同『金輪』號一案有關嗎？」

「很可能有關。但我對那樁案子的了解不過局限在報紙上，並不比你們更多。我還在等巴拿馬警察當局的報告。」

「您的確毫無線索嗎？」

「我們有好幾條線索。」

這句話可是探長先生為了不丟面子才說的。實際上，他確實沒有找到任何「那總得讓我們有點東西可寫吧！您總會有些細節可供發表吧！」

「是的，」探長終於象是想起了一句俏皮話，「木匠和這個靠年金過活的今年都是六十歲。」

「是巧合吧？」一個記者問。

但是這一回，探長沒有作答。他似乎從自己剛才那句話里得到了啟示，正在思索著。他朝面前的記者揮了揮手，表示新聞發布會到此結束。他需要立即核對某個細節。他幾乎是不假思索說出死者都是六十歲的。但他們的生日也相同嗎？他查閱了手頭的檔案，結果吃驚地發現兩位遇害人都生在1902年6月11日。以前他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多奇怪的巧合。如果「金輪」號的死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那麼巧合就決不再是偶然的了。

1962年的9月，秘魯正式加入了國際刑事警察組織，總部設在利馬。它受理的第一樁案子就是奧爾蒂手上的這一件。給奧爾蒂的答覆是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發出的：「金輪」號死者路易吉·阿爾瓦生於1902年6月11日。奧爾蒂探長腦子裡同時冒出許多設想。他終於有了可供思考的東西——一條線索。

遺憾的是；國際刑警組織的答覆遲了幾個小時，因為，這不，奧爾蒂桌上的電話鈴又第四次響了：是第四根毛衣針，不過這一次刺穿的是一個妓女的胸膛。探長感到自己的推斷立刻被推翻了：一個妓女決不會生在1902年，否則她早該停止出賣色相了。但他還是問了死者的年齡。從現場打來電話的警察嘲弄地打了一聲口哨說：「她可是有把年紀嘍！」

「總不致於六十了吧？！」

「這可說不定，探長。」

「見鬼！她有證件，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是！探長。在這兒：1902年6月11日生於利馬市。」

片刻過後，探長來到那家不大正經的旅館里的犯罪現場，他僅僅走了個過場，不過已經可以斷定此案一定是這女人拉到的一位客人所為。一個在場的警察說：「算她背運，拉了這麼個喪門星。」

奧爾蒂探長可不認為這是背運還是走運的問題，這樁案子決非事出偶然。他沒有時間去推測罪犯的特徵，這件事可以留到晚些時候再做，現在要緊的是設法阻止案件再度發生。為此必須拿到一份生於1902年6月11日的人的名單。對！應該去一趟市政廳。於是，奧爾蒂風風火火朝市政廳跑去，只恨再沒有二十歲時那副腿腳。

在利馬市市政廳，奧爾蒂對值班的女職員說：「警察局的。我要看1902年的戶籍登記。」

「1902年有好幾本。」女職員答道。

「我要看6月份的出生登記。」

女職員走進相鄰的一個房間喊來了檔案館主任。這是一位鬚髮稀疏的男子，他的頭象一個碩大的肉球，經一位笨手笨腳的雕塑家三擔兩斧造出了一個鼻子、兩隻眼睛和一個下巴，而那張嘴巴是用鉛筆后描上去的。

「您有事嗎？」主任問。

「我是奧爾蒂探長，」探長不耐煩地說，「我要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人的名單。要快！」

「當然可以，探長先生。很快就可以找到，您下午再來行嗎？」

「我現在就要，聽清楚了嗎？我是警察局的。」

「現在我拿不出來，」

探長真的動氣了，他繞過櫃檯，乾脆命令那位主任把他領到檔案室去。他很快找到了落滿灰塵的1902年的檔案終。這一年的4、5、6、7四個月專門有一卷檔案。他自己動手取下這卷檔案攤放在一張桌子上。檔案館主任不動聲色地往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這卷檔案正好缺了1902年6月11日一頁。

「這又怎麼解釋？」探長緩緩抬起頭問。

檔案館主任的臉色變得鐵青。

「沒法解釋，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五十年裡，什麼人都可能來過這裡，有什麼要緊？」

這一回，輪到探長注視這位主任了：他個頭高大，強悍有力。大約六十歲的年紀。雙眸中有一種奇特的火焰一現即逝，那是一陣強忍下去的狂暴。

「請問尊性大名？」探長漫不經心地開口問道。

「貝德羅·拉佐梅諾。」

貝德羅·拉佐梅諾眼睛里的狂暴幾乎完全消失了……「您的出生年月日？」探長心不在焉地接著問，他隱約有個想法，但並不真的相信，不敢相信！他也沒有時間考慮。

「1902年6月11日！檔案館主任忽然怪叫著撲向探長。

奧爾蒂的喉嚨被掐住了，他艱難地拔出手槍，頂在對手的腰上。拉佐梅諾放開了手，他從喘著粗氣的探長手中掙脫出來，跑去打開一扇窗戶，縱身一躍跳了出去。接著，樓下傳來一聲深悶的巨響。女職員尖叫了一聲，探長還在氣喘吁吁。

前後不過五分鐘時間。

貝德羅·拉佐梅諾的衣袋裡裝著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十二位秘魯人的名單。其中四位已經用紅筆勾去，不用說，正是四位被害者。現在還剩七位。

奧爾蒂探長隱約猜到犯罪動機，是因為他深諳秘魯文化，尤其是印加傳說。他知道印加人認為生辰相同的人只能分車一個靈魂、一條生命線，因此，同一天出生的人死去的越多，在世者的壽命也就越長。貝德羅·拉佐梅諾於是利用工作之便列出了與他生日相同的人的名單。如果他如願以償地把他們全部除掉，便可以獨霸一條生命線了。他正做著長命百歲的好夢。

至於他為什麼看中了毛衣針，如果我們只解釋說印加人祖先神聖的矛和匕首到他們這一代已經失傳，親愛的讀者肯定還不滿意。這裡還有一點情況可以提供：貝德羅完全可以叫個「貝德拉」之類的女人名字，他是把做毛線活的好手，身上穿的毛背心就是他自己的傑作。關鍵的是，對於衰老，他怕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