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症患者

1958年6月晴朗的一天，一個身穿栗色衣褲，頭上系著紗巾、架著一副墨鏡的漂亮女人走進她靠近海德公園的家。她叫若安·奧阿拉，是一位電視明星，全英國的人都認識她。她剛打開家門，年輕的女演員就嚇了一跳：套間里被翻得亂七八糟。粗粗一檢查，發現她的獺皮大衣和首飾被竊。幾分鐘后。電話鈴響了：

「喂，是可愛的若安家嗎？」

「是我。」

「我很抱歉參觀了您的家……就這樣無禮地闖進了一位漂亮女人的套間。我知道這並不怎麼得體……但是盜竊是我的職業……別怪我啊。」

一個外國男人的聲音，口音很怪，用詞不怎麼得當，好象是個北美人。

若安沒有反應過來，不知道怎麼答對。

「喂！西弗曼小姐？」

這次年輕的女演員又嚇了一跳。

「您一直在聽嗎？西弗曼小姐？」

「我在聽。」她終於說道。

「您一定喜歡我稱呼您若安吧，」陌生人繼續說道，「我理解您，叫您西弗曼不那麼親切，您大概是德國人吧，當然是猶太人了。所以我細心地保存了在您家裡找到了兩個護照……一個護照上寫的是若安，另一個是西弗曼。您放心，我不會給任何人看的。當然除非您不起訴。我甚至準備把護照還給您。但這是寶貴的文件，很值錢，您說呢？」

「您要多少？」若安問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非常想見到您把護照親自還給您。至於其他的，給3千英鎊吧！」

「您瘋了！」若安叫喊著，她生氣地掛上電話。

不幸的是，日復一日，可憐的女演員家裡電話聲不斷，同樣的沙啞嗓音，奇怪的口音，同樣的北美人的用詞。一會兒是越來越大膽地獻殷勤，一會兒是越來越急迫地要錢。若安的神經無法忍受這種無休止的折磨，她病倒了。而整個英國都將為此感到震驚。

敲詐者是這樣一個人：倫敦，一個晴空萬里的日子。有一個將近30歲的男人走進公共電話亭。他的頭髮是棕色的，高高的前額和他的目光說明他是個聰明人，右邊的眉弓上有一道傷疤，鼻子筆直，雙耳緊貼在頭上，一直到上嘴唇為止都長得有模有樣，可以算得上是個美男子，至於下邊就很糟糕了，下唇往後縮著，沒有下巴！

那男子走進公共電話亭，大概是在肯辛頓或切爾西還過去一點的電話亭。他從口袋裡掏出紅皮電話本，尋找著電話號碼，一邊望著玻璃門外的行人，一邊撥著電話。

「喂？」一個女人的聲音。

那男人正把硬幣往電話要里塞，但是他沒有繼續往下做這個動作。幾米以外的地方，兩名穿制服的警察盯著他。他馬上明白：若安報警了。這是第三次他在同一個電話亭里打電話。警察局有時間確定電話是從哪裡打來的。男人放下電話機，一肩頭撞開門，想逃跑。但是恐懼使他窒息，他喘著氣、淌著汗，聽著警察的腳步聲，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完了。

以後發生的一切猶如一場惡夢：一個警察離開了，另一個警察站在他身邊，他肯定是在等警車。突然，那警察的眼睛睜圓了，然後倒在馬路上。那個男人跑了，他手上的手槍還發燙。敲詐犯成了殺人犯。

在英國人眼裡，法律就是遊戲的規則，人們遵守法律就象遵守橋牌或國際象棋的規則一樣。不能設想掏出槍來討論規則的某些條款。因為警察沒有帶武器，因此在英國殺死一個警察是不能饒恕的罪惡。拒捕而殺死警察將判處死刑。

躺在馬路上的警察是普爾迪上尉，他身後留下妻子和三個孩子。整個英國憤怒了。1萬7千名警察都投入了追捕兇犯的戰鬥。但是如何確定殺人犯的身份呢？目睹這一起兇殺案的行人說得不十分清楚；大約30歲左右，瘦削的臉，棕色頭髮，美國式藍墨鏡，穿著上衣，淺灰色運動樣，鹿皮鞋。在人山人海的倫敦僅靠這點線索找到兇手是很困難的。

再說，兇手已藏了起來。他躲在克萊蒙旅館4層的一個半明半暗的房間里，百葉窗緊團著，房裡充滿了煙草味。一摞報紙堆在桌子上，旁邊是一個空花瓶和堆滿煙頭的煙灰缸。牆上貼著一個穿黃色上衣的高爾夫運動員的相片，後邊跟著戴黑帽子的檢球員。在壁爐上放著一把刷子，一把梳子，幾隻小瓶和一杯還剩下一點點礦泉水的杯子。

那人穿著衣服橫躺在床上，他睜著眼，瞧著他的手錶。5點鐘了，正是倫敦人擠公園喝下午茶的時間。但在這王子門街盡頭的克萊蒙旅館里卻是一片寂靜。除去他用耳機聽收音機之外沒有任何聲響，收音機一直開著，幾乎每分鐘一次報告他的犯罪的情況，追捕兇手的初步調查以及最新的進展。

被追捕的男人得知人們在公共電話亭的電話機上和門上取得了他右手的手掌印，還有一個小小的電話本。笨蛋！他本來是拿在手上的，為了往電話機里塞錢才放下來的。自從他發現有兩名警察盯上了他，就好象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遇他幹了些什麼。

那男人站起身來，把手放在嗓子上，他感到憋氣。對那一瞬間的回憶猶如一陣激浪。他成了殺人犯，他殺死了警察，一個有3個孩子的父親。他將被判處絞刑。他唯一的希望是警察查不出他的身份，但那個倒霉的紅皮電話本……紅皮電話本是倫敦警察署破案的主要依據。刑事部的警察仔細地分析著這個電話本。他們詢問了所有上邊記著名字的人。其中有幾家酒吧的電話號碼。一個酒吧老闆說道：「啊，上帝，這很可能是米克·科拉多的本子。」

「他是誰？」

「科拉多？我想是個美國人。愛胡吹，他有一枝手槍，怪嚇人的。」

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國人……刑警部的人都警覺起來。在這個小本里，有好幾個加拿大籍法裔的名字。如果是法裔加拿大人，那麼就可以解釋他那奇怪的口音了。警察立即徹底地搜查了在南奧普敦開往加拿大的沙克索尼亞貨輪。所有的船員和500名乘客全部經過了檢查。在利物浦的西爾瓦尼亞號船上也採取了同樣行動。

倫敦警察署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倫敦分部同巴黎和加拿大渥太華的國際刑警組織分部取得了聯繫：「我們給你們寄去的可能是法裔加拿大人的指紋，59年7月13日他殺死一名警察后潛逃，能否證明此人身份？」

當時還沒有象今天那樣的傳真設備，因此幾個小時后，在布爾蓋特，指紋照片由警察中的摩托手傳遞。

兇手的指紋同指紋檔案比照以後，發現一個叫貢塞爾·波多駝的指紋與兇手的指紋完全相同。此人1929年2月8日出生於柏林，單身，但有一個8歲的孩子姓他的姓。

人們在犯罪檔案里尋找是否有更詳細的材料，當檔案寄到倫敦警察署時已經有相當厚的一沓子了。

先是一份加拿大騎警隊1957年5月17日發往德國威斯巴登國際刑警組織分部的材料，有名叫蓋德·波多駝的照片和指紋，該犯曾因多次盜竊被判兩年徒刑，監禁在聖文森德保羅。蓋得·波多駝1952年以德國護照移民加拿大。騎警隊向德方詢問此人在德國是否有前科。

威斯巴登警察局的答覆：在西柏林聯邦警察局收集的罪犯指紋里沒有此人的指紋。1958年8月29日，加拿大騎警隊向威斯巴登國際刑警組織報告波多剛被釋放，現正乘七海號船回到德國，該船於1958年8月29日離開蒙特利爾。

克萊爾蒙旅館的老闆象往常一樣給住客分發「每日郵報」。老闆敲著15號房間的門。這房客名叫保羅·卡邁。他打開門，拿了報紙，道了謝。老闆發現他48小時以來沒有出過門。他沒有刮鬍子，神情疲憊不堪。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異常。

在他的房間里，百葉窗一直關著。那男人臉色蒼白，兩隻手哆索著翻開「每日郵報」。報紙上的通欄標題是：已知殺死警察普爾迪的兇手身份；德裔加拿大人，蓋得·彼多駝。

蓋得·彼多駝！怎麼會這麼快就知道他的真名實姓！

波多駝！他緊盯著這個名字，現在……他感到汗浸濕了他的前額。恐懼令他癱軟。波多駝！波多駝！只有這個名字，敲打著他的太陽穴，使他腦袋脹痛，他把報紙揉成一團扔在床上。然後又一次癱軟地倒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地閉上眼睛，等待著惡夢的結束。

調查一步步深入。確定了一個人的身份，掌握了他的外貌，並不意味著已經抓住了他。最好是有一張他的照片……根據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的要求，威斯巴登寄來了波多駝的照片及補充材料。

波多駝原是良家子弟，中等以上智力，性情和藹。他很有前途。不幸的是希特勒侵略了波蘭，他父親死於斯大林格勒。波多駝飽嘗了戰後柏林的艱難歲月：黑市，各種小偷小摸。他與兒時的好友羅希結婚，1951年他們有了個兒子叫米基。但是羅希的父母不承認這樁親事。

1952年波多駝移民加拿大，並決心重新生活。他在一家農場當僱工，后因一個小女孩用噴水槍噴他，他嚇唬了這個小女孩而被解僱。他在蒙特利爾干過許多職業。他認識了一個德國女人企圖偷她的首飾。他因行為不規而受處分，被引渡回國。他坐七海號船一直到不來梅，然後到斯圖加特、杜塞爾多夫，最後到達倫敦，得到了三個月的簽證。倫敦警察署很快就掌握了波多駝以後的經歷：壞分子怎樣以米克·科拉多的名字成了索羅酒吧的常客，在那兒他顯擺了自己的手槍。他又如何淪為盜竊犯，一直到那倒霉的一天，他盜竊了若安·奧阿拉的套間。但是，蓋格·波多駝的故事還只是剛剛開始。

在克萊爾蒙旅館的小房間里，百葉窗一連四天都未曾打開過。波多駝在裡邊貓著，不吃飯，只是抽煙和喝水。在這四天中，他處在神經高度緊張之中，這樣便引出了故事的後半部。

在這四天中，他躲藏在這家旅館里，暫時逃脫了1萬7千名警察的搜捕。他時時刻刻地感覺到繩索正在慢慢地抽緊。抓住他只是個時間問題，也許只需要幾分鐘。

逃跑是很素的。所有的港口和機場都有了他的照片，因此，他只有等待。從收音機里他得知他的照片剛剛到達倫敦，已發到1萬7千名警察手裡。他還知道今天早晨報紙把他的照片也登出來了。從皮卡迪麗到索羅所有的報亭里都張貼著他的照片。

他聽到走廊里的腳步聲、門的撞擊聲、電梯上下聲。他們為什麼還沒有來抓他？這種難熬的等待他受夠了。

維巴爾偵探帶著一群警察來到克萊爾蒙旅館。他們的任務是謹慎地檢查一遍誘餌的所有住宅。他們毫無信心地干著。因為蘇格蘭場開始懷疑波多駝已經藏到東德他母親那裡去了。突然偵探的目光停留在一張住客登記卡上：一個叫卡邁的加拿大人，住在15號房間，已有三個星期了。

偵探要求增援部隊和警犬烏黑旅館。然後他要求旅館老闆敲敲4層15號房間的門，以證實卡邁是否在房間里。

在百葉窗緊閉的房間里，電梯上上下下的嗡嗡聲使房間主人心驚肉跳。走廊里的腳步聲近了。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誰？」

他半打開門，然後見到老闆微笑著：「對不起，打攪了。我來看看床鋪好了沒有。」

那人鬆了口氣。他同老闆的關係挺好。另外他居住時登記的名字是卡邁。他決定重新躺下，脫掉鞋，蓋上床單，再點上一支煙，打開收音機。溫柔的音樂蕩漾在整個房間里，他閉上眼睛，覺得不那麼恐懼了。

老闆下了樓，對維巴爾偵探說：「他在屋裡，好象挺鎮靜，穿著襯衣，聽著收音機里的音樂。」

維巴爾偵探上了四樓，徑直向15號房間衝過去，想把門撞開。但他改了主意，先敲敲門：「開門，警察局的。」

在一剎那間，什麼反應也沒有。身體高大的尚貝爾上尉去撞門，沒受到什麼阻礙，門突然被打開了，正撞在波爾駝的臉上，使他打了個趔趄，先碰到椅子的扶手上，然後摔倒在地，頭撞在壁爐上。

體重100公斤的尚貝爾以全身力量壓上去，其他警察一擁而上，捆住了波加駝的雙腳雙手。尚貝爾發現波多駝眉肌處流血，就令他平靜些。波多駝掙扎了幾下，突然一動不動了。尚貝爾壓著波多駝足足有三、四分鐘，發現他失去了知覺，就讓他靠在床上。警察往他臉上潑了涼水，他才醒過來，眉骨處仍在流血，眼睛已經腫起來了。然而警察發現波多駝機警的目光正注視著他們的舉動，因此他們就把他雙手反綁在背後，檢查他的襪子里是否藏著刀片。

尚貝爾發現他渾身哆嘯得很厲害，似乎他很怕冷。於是尚貝爾給了他一條毯子。為了確定他的身體狀況，警察扶著他在屋子裡走了一圈，他一直在發抖。

當警察認為波多駝可以走動時，就把他帶出旅館。因為有許多記者在場，他們用上衣蓋住他的頭，以避免過早地辯認出其身份。波多駝被押到警察局。

後來後來警察局做出如下報告：他在警察局呆了36個小時，無法證明他有罪，因為警察局的醫生髮現無法同他交談，也沒有發現他作案時使用的手槍。因此，只好把他送到醫院。

根據給他作檢查的醫生說，乍一看，波多駝並沒有明顯的神經系統損害，但是他好象受到沉重的打擊。他拒絕吃飯，然而看管他的警察發現他好象明白他周圍發生的事情。

腦部透視：沒有骨折。腰脊穿刺：腦脊髓液有一點血。阿爾韋大夫的診斷是：大腦受到輕微的撞擊，但也沒法治。

新聞界對這次逮捕十分感興趣，有的報紙暗示，波多駝可能遭到要為同行報仇的警察們的痛打或警犬的咬傷。然而尚貝爾澄清說警察沒有使用警棍，也沒有一個人使用武器，警犬一直在窗戶外，好久以後才被放進屋裡的。

第二天，人們發現了波多駝藏在旅館閣摟里的手槍。7月19日波多駝的狀況有所好轉；他問他為什麼在醫院裡。阿爾韋醫生作證說，他的記憶遺忘症不是裝出來的。波多駝問看守要撲克，而且很正常地跟他們玩撲克。他甚至會下國際象棋，他說他自己從小就會下。

當指派給波多駝的辯護律師到達醫院時，醫生給他看了醫療診斷書。診斷書上說，波多駝無法接受提問。《每日快報多寫道：波多駝在睡眠中發癔症，受折磨，7月20日阿爾韋大夫宣布波多駝可以接受審問了，他可以懂得對他的指揮的性質，但是他的供詞的價值還不能保證，因為犯人住進醫院的原因是患了遺忘症。

波多駝的情況是史無前例的。可以審判一個對其犯罪毫無記憶的人嗎？但是他是真正的遺忘症患者嗎？專家們意見分歧。阿斯比大夫認為他是真正遺忘症患者，萊斯大夫卻認為他是假裝的遺忘症患者。勒里斯比大夫也認為是裝的。然而拉爾班和愛德華大夫認為是真正的遺忘症患者。

於是法庭作出不利波多駝的裁決。法庭沒有接受他患遺忘症的說法。

這個被專家們稱作「遺忘症患者」的人終於被留下他的全部財產——6個先令5個便士全部交給了被害者的遺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