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與英國權力的根基

1820年，英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原則聲明，旨在推動一系列的變革，這些變革的一個結果是導致了一個世紀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悲慘後果。

在以英格蘭銀行、巴林兄弟商業銀行的亞歷山大·巴林為中心的倫敦航運與銀行利益集團的推動下，國會通過了一項原則聲明，支持所謂的「絕對自由貿易」。這一概念由幾十年前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議會廢除旨在保護國內農業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後，這項聲明才正式生效。廢除《玉米法》主要考慮的是倫敦金融城金融與貿易集團的利益，對世界金融和貿易的壟斷賦予了他們決定性的優勢，他們把這種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如果他們壟斷了世界貿易，「自由貿易」將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優勢，與此同時，貿易欠發達國家將付出代價。

在自由貿易的霸權下，英國商業銀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國的鴉片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潤。在鴉片戰爭中，英國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國開放「自由貿易」口岸，增加英國銀行業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倫敦金融城商業和金融業利益集團的新周刊——《經濟學人》創刊了。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動廢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羅伯特·皮爾爵士的領導下，英國保守黨推動廢除了《玉米法》。這不僅是英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經濟衰退的開端。廢除玉米法打開了大規模廉價農產品貿易的大門，這給英國，乃至其他國家的農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低買高賣」這一商人的簡單格言上升為國家經濟戰略。消費成為生產的唯一目的。

因為廢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護，英國本土農業與農民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愛爾蘭農民也深受其害，廢除《玉米法》導致了他們最大的出口市場突然出現食品價格的狂跌。19世紀40年代末期，愛爾蘭出現的農民飢荒和大規模移民現象——如1845～1846年間慘不忍睹的愛爾蘭馬鈴薯飢荒和後遺症——都是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直接後果。英國早先對愛爾蘭的政策是禁止愛爾蘭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保持經濟上的附屬狀態以滿足英國的「菜藍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謂的自由貿易的過程中，這個「菜藍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後，英屬殖民地印度的農民收入微薄，他們與英國和愛爾蘭農民爭奪英國「消費者」市場。英國國內的工資與麵包價格同步下降。在為那些工資收入低於人類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補助時，英國法律允許將補助額與麵包價格掛鉤。因此，一旦麵包價格下跌，英國人的生活標準也會隨之下降。

廢除《玉米法》這一保護主義政策，實際上打開了整個英帝國「廉價勞動力政策」的閘門。廉價食品率先急跌之後，唯一獲利的是倫敦的國際貿易大公司以及給它們融資的商業銀行。貧富懸殊加大，極少數富人與絕大多數窮人對立，英國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這就是「自由貿易」關於1851年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曾經幫助亞伯拉罕·林肯設計經濟戰略的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凱里的評論為：

這一制度既不符合自然規律，也不完美，為了解釋不該出現的貧窮與悲慘而產生的理論也是如此。愛爾蘭的不幸被認定為是人口過剩所至，儘管在這片世界上最高產的地區只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為肥沃良田的土地還有數百萬畝，儘管愛爾蘭人民被迫浪費勞動，而花幾倍的錢去購買服裝和鋼鐵……人口過剩是一個錯誤制度所致惡果的最好借口，因此，這一錯誤還將繼續，直到錯誤制度行將結束。為了維持這一制度，英格蘭的勞動價格必須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這樣才能夠在運費和關稅各方面具有優勢，勝過印度、德國和美國……

很長時間以來，機械行業一直被英格蘭壟斷，她擁有競爭對手不可能輕易擁有的人才；與此同時，通過對人口的不恰當分類，她還維持了比鄰國相對低價的資本和勞動價格……她的企業都是大公司，隨時準備挫敗企圖與其競爭的對手；她還不停地改變金融安排，利用殖民制度，把自己的損失迅速轉嫁給與之有聯繫的所有國家。

凱里列舉了美國1837年經濟蕭條的例子。這次蕭條便是始於銀行業恐慌。19世紀20年代之後，美國的信用越來越多地被倫敦城的銀行所控制，完全背離了李斯特的國民經濟概念。

在英國，關於自由貿易對勞動的影響，他寫道：「婦女已經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數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婦女，勞動時間也儘可能地延長，議會幹預已是絕對有必要」。他對試圖利用壟斷機械對世界課稅的可怕後果給予了強烈指責。對道德的影響也同樣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當棉花……他們普遍採取降低質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國家逐出同類商品生產為目的，鐵就是其中一例。

凱里把1846年廢除《玉米法》作為政策的分水嶺：1846年玉米法廢除案后，愛爾蘭立即表現出對英國的依賴，讓我們先來看看其結果。伴隨著巨額的糧食進口，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在失去了製造業和商業之後，愛爾蘭人民只能靠農業生活。靠農業生活只能勉強維持，而且要看她的鄰居是否滿意。愛爾蘭產品價格與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品之間有個價差，英國需對造成價差的勞動進行補貼，英國要願意支付這一補貼才行……關於廢除玉米法，理由是錯的，結果是貧窮、悲慘和飢餓，維持人們的生活成了愛爾蘭地主的責任，無論他們是否工作；這是在一個不幸的國家裡重建奴隸制的條件之一。一個食品出口大國，如今變成了一個進口大國。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場是愛爾蘭——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產僅供本國消費……整個系統的目標就是增加調停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人員數量……因此，像愛爾蘭這樣的國家，如果全力生產鐵並用鐵交換用英格蘭的棉花和羊毛製成的衣服，每年可以節約大約三倍的勞動。

關於英帝國的自由貿易霸權主義對19世紀50年代的世界經濟的影響，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強烈反對者美國經濟學家皮塞·史密斯在當時的著述中總結道：自由貿易政策仍然控制著英國的立法機構。實際上，它從總體上把國家看成是一個與世界其他國家做生意的鉅賈，這個鉅賈支配著巨大的商品存貨，其目的不在於使用，而只為銷售。這個鉅賈努力降低生產費用，這樣就可以用比競爭者更低的價格售出商品，同時把付給本國人民的工資視為利潤損失。

皮塞·史密斯把亞當·斯密等英國人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商人」的學說與19世紀50年代在歐洲大陸出現的日益受到關注的國民經濟思想相比較，尤其是與德國的關稅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國民經濟政策作了對比：他們的政策將受到生產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為對國家繁榮的度量，他們只關注生產總量，而不是貿易中的利潤率。因此，像法國、俄羅斯以及德國這樣的大的大陸國家，聯合起來組成關稅同盟或者稱為海關聯盟——這實際上是對長期以來主導英格蘭的重商主義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學識且受人尊敬的英國作家約瑟夫·凱描述道：除了還未開化的俄羅斯與土耳其、受奴役的義大利、政府管理混亂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蘭從重商主義政策中得到的是，「貴族階層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更富有、更有權利，窮人比其他歐洲國家的更壓抑、更貧窮，相對其他階級數量更多、更無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場旨在建立英格蘭主流意識形態的運動開始了。在這場思想論戰中，人們使用錯誤的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而不正視對新的生產技術投資不足這一事實。把無情的經濟政策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並將這樣一種政治教條稱為英國自由主義。從本質上講，到19世紀末，英國自由主義的概念才真正確定，這一概念為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的帝國精英階層提供了正當理由。這個精英階層代表無數粗俗無知的群眾進行統治，因為這些無知群眾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紀英國政府和公眾事務中的自由主義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和服務於少數私有權力者的利益。在19世紀的後期，這些私有權力集中在倫敦金融城中的少數銀行和機構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