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改的初級階段

跟著來的是一個批鬥的高潮期。

從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隔上幾天，總有一次批鬥。對此我已經頗能習以為常，「曾經滄海難為水」，我是在批鬥方面見過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這一條像駱駝鑽針眼似地揀來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圓明園了。

這一個高潮期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從開始直到次年的春初為批鬥和審訊階段；從春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為批鬥、審訊加勞動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批鬥的單位很多，批鬥的借口也不少。我曾長期在北大工會工作。我生平獲得的第一個「積極分子」稱號，就是「工會積極分子」。北京剛一解放，我就參加了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後來進一步發展，組成了教職員聯合會，最後才組成了工會。風聞北大工人認為自己已是領導階級，羞與知識分子為伍組成工會。后經不知什麼人解釋、疏通，才勉強答應。工會組成后，我先後擔任了北大工會組織部長，沙灘分會主席。在沙灘時，曾經學習過美國競選的辦法，到工、農、醫學院和國會街北大出版社各分會，去做競選演說，精神極為振奮。當時初經解放，看一切東西都是玫瑰色的。為了開會布置會場，我曾徹夜不眠，同幾個年輕人共同勞動，並且以此為樂。當時我有一個問題，怎麼也弄不清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在我腦海中。後來聽說一個權威人士解釋說：知識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我的政治理論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工人而能屬於工人階級？為了調和教授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心裡始終是胡裡胡塗的。不管怎樣，我仍然興高采烈地參加工會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遷到城外以後，我仍然是工會積極分子。我被選為北京大學工會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這個殊榮。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卻成了我的特殊罪狀。北大「工人階級」的邏輯大概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臭知識分子，得以濫竽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寬宏大量，現在竟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頭兒，實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對北大「工人階級」的這種邏輯，我是能夠理解的，有時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經談到，我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我有個人考慮。至於北大「工人階級」是否都是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當時還沒有考慮。但是對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卻大惑不解。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當了教授，當了系主任，甚至當了副校長和工會主席，可並沒有真正統治學校呀！真正統治學校的是上級派來的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些老革命個個都兢兢業業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勤勤懇懇地工作。他們不愧是國家的好乾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成了「走資派」，我覺得很不公平。現在又把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拉進了「統治」學校的圈子。這簡直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個問題現在暫且不談，先談我這個工會主席。我被「打倒」批鬥以後，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後。在對我大批鬥的高潮中，他們也擠了進來。他們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員和學生有所不同。

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頗為明顯的：工人比學生力氣更大，行動更「革命」（野蠻）。他們平常多欣賞評劇，喜歡相聲等等民間藝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大概發現了大批鬥比評劇和相聲要好看、好聽得多，批鬥的積極性也就更高漲。批鬥我的機會他們怎能放過呢？於是在一陣激烈的砸門聲之後，闖進來了兩個工人，要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批鬥。他們是騎自行車來的。我早已無車可騎。這樣我就走在中間，一邊一個人推車「護駕」，大有國賓乘車左右有摩托車衛護之威風。可惜我此時心裡正在打鼓，沒有閒情逸緻去裝阿Q了。

聽說，北大工人今天本來打算把當過北大工會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來，一起批鬥。如果真弄成的話，這是多麼難得的一齣戲呀！這要比楊小樓和梅蘭芳合演什麼戲還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經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另一位不知為什麼也沒有揪著，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是，「咱們工人有力量」，來一個就先斗一個吧。就這樣，他們仍然一絲不苟；並沒有因為只剩下一個人，就像平常勞動那樣，偷工減料，敷衍了事。他們決不率由舊章，而是大大地發揮了創造性：把在室內鬥爭，改為「游斗」，也就是在室外大馬路上，邊游邊斗。這樣可以供更多的人觀賞，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別的什麼心。我糊裡糊塗，不敢抬頭，不敢說話，任人擺布，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觀禮」者有多少人。從鬧哄哄的聲音來推測，大概人數不少。口號聲上徹雲霄，中間攙雜著哈哈大笑聲。可見這一齣戲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脾氣：理論講得少，拳頭打得重，口號喊得響，石塊投得多。耳光和腳踢，我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忤。這一次不讓我坐噴氣式，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會的風暴還沒有完全過去，北大亞非所的「革命群眾」又來揪斗我了。人們幹事總喜歡一窩蜂的方式，要麼都不幹，要麼都搶著干。我現在又碰到了這一窩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據教委（當時還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見，成立了亞非研究所。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親自找我，要我擔任所長。其實是挂名，我什麼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利害衝突，我覺得關係還不錯。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顯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別的什麼性，決不能放過批鬥我的機會。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總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園的所里，進行批鬥。批鬥是在室內進行的，屋子不大，參加的人數也不多。我現在在被批鬥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爐中鍛煉過的孫大聖，大世面見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還真看不上眼。這次批鬥就是如此。規模不大，口號聲不夠響，也沒有拳打腳踢，只坐了半個噴氣式。對我來說，這簡直只能算是一個「小品」，很不過癮，我頗有失望之感。至於批鬥發言，則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說八道，百分之九是羅織誣陷，大約只有百分之一說到點子上。總起來看水平不高。批鬥完了以後，我輕輕鬆鬆地走回家來。如果要我給這次批鬥打一個分數的話，我只能給打二三十分，離開及格還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東語系的批鬥會上—順便說一句，這樣的批鬥會還是比較多的；但是，根據生理和心理的原則，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漸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記住了—，我瞥見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對立面井岡山的面孔。這兩派雖然鬥爭極其激烈，甚至動用了長矛和其他自製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勢。然而，從本質上來看，二者並沒有區別，都搞那一套極左的東西，都以形而上學為思想基礎，都爭著向那一位「紅色女皇」表忠心。現在是對「敵」鬥爭了—這個「敵」就是我—，大家同仇敵愾，聯合起來對我進行批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鬥爭的主題是從我被抄走的日記上找出的一句話：「江青給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針嗎啡，他們的氣焰又高漲起來了。」這就犯了大忌，簡直是大不敬。批鬥者的理論水平極低—他們從來也沒有高過—，說話簡直是語無倫次。我坐在噴氣式上，心裡無端產生出卑夷之感。可見我被批鬥的水平已經猛增，甚至能有閒情逸緻來評斷發言的水平了。從兩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記中關於江青的那一句話，證明我的派性有多麼頑固。然而時過境遷，我認為對之忠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對立面攜起手來對付我了。我邊坐噴氣式，邊有點忿忿不平了。

這樣的批鬥接二連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靜。我想得很多，很多；很遠，很遠。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鄉下的話，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個半文盲。我們家裡大約只有一兩畝地。我天天下地勞動。解放以後還能撈到一個貧農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識分子了。生活當然是清苦的，「人生識字憂患始」，我可以無憂無患，多麼舒服愜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學教授，可謂風光已極。然而一旦轉為「反動權威」，則天天挨批挨斗，膽戰心驚，頭頂上還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頂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麼後悔呀！造化小兒實在可惡之至！

這樣的後悔葯沒有什麼用處，這一點我自己知道。我下定決心，不再去想，還是專心致志地考慮眼前的處境為佳，這樣可能有點實際的效益。我覺得，我在當時的首要任務是鍛煉身體。這種鍛煉不是一般的體育鍛煉，而是特殊的鍛煉。說明白一點就是專門鍛煉雙腿。我分析了當時的種種矛盾，認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於坐噴氣式，能夠坐上兩三小時而仍然能堅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倘若在批鬥時坐噴氣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後患簡直是不堪設想。批鬥者一定會認為我是故意搗亂，罪上加罪，拳打腳踢之外，還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懲罰我哩。我必須堅持下來，但是堅持下來又是萬分不容易的。坐噴氣式坐到半個小時以後，就感到腰酸腿痛，渾身出汗；到了後來，身子直晃悠，腦袋在發暈，眼前發黑，耳朵轟鳴。此時我只能咬緊牙關。我有時也背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的潛台詞是：「下定決心，不怕苦痛，排除萬難，去爭取不要倒下！」你別說，有時還真有效。我堅持再堅持。到了此時，台上批鬥者發言不管多麼激昂慷慨，不管聲音多麼高，「打倒，打倒」的呼聲不管多麼驚天動地，在我聽起來，只如隔山的輕雷，微弱悠遠而已。

這樣的經驗，有過多次。自己覺得，並不保險。為了徹底解決，根本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我必須有點長久之計。我於是就想到鍛煉雙腿。我下定決心，每天站在陽台上進行鍛煉。我低頭彎腰，手不扶膝蓋，完全是自覺自愿地坐噴氣式。我心裡數著數，來計算時間，必至眼花流汗而後止。這樣的體育鍛煉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如果我不講出來，決不會有人相信，他們一定認為這是海外奇談。今日回想起來，我真是欲哭無淚呀！

站在陽台上，還有另外一個作用。我能從遠處看到來我家押解我去批鬥或審訊的紅衛兵。我脾氣急，幹什麼事我都從來不晚到。對待批鬥，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鬥也能正點開始。至於何時結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陽台上，還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有一天，我在「鍛煉」之餘，猛然抬頭看到樓下小園內竹枝上坐著的麻雀。此時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萬木枯黃，葉子掉得精光。幾桿翠竹更顯得蒼翠欲滴。坐在竹桿上的幾隻小麻雀一動也不動。我的眼前一亮，立刻彷彿看到一幅宋畫「寒雀圖」之類。我大為吃驚，好像天老爺在顯聖，送給我了一幅畫，在苦難中得到點喜悅。但是，我稍一定神，頓時想到，這是什麼時候我還有這樣的閒情逸緻。我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真可謂頑固至極，說我「死不改悔」，我還有什麼辦法不承認呢？

類似這樣的奇思怪想，我還有一些。每一次紅衛兵押著我沿著湖邊走向外文樓或其他批鬥場所時，我一想到自己面臨的局面，就不寒而慄。我是多麼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裡逃呢？現在走在湖邊上，想到過去自己常在這裡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曬蓋。一聽到人聲，通常是行動遲緩的王八，此時卻異常麻利，身子一滾，墜入湖中，除了幾圈水紋以外，什麼痕迹都沒有了。我自己為什麼不能變成一隻王八呢？我看到腳下亂爬的螞蟻，自己又想到，我自己為什麼不能變成一隻螞蟻呢？只要往草叢裡一鑽，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飛的小鳥，自己又想到，我自己為什麼不能變成一隻小鳥呢？天高任鳥飛，翅膀一展，立刻飛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總之，是嫌自己身軀太大。堂堂五尺之軀，過去也曾驕傲過，到了現在，它卻成了累贅，欲丟之而後快了。

這一些幻想毫無用處，自己知道。有用處的辦法有沒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確實認真考慮過這一件事。關鍵是逃到什麼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鄉，這是最蠢的辦法。聽說有一些人這樣做了。新北大公社認為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鄉，把他揪了回來，批鬥得加倍地野蠻殘酷。這一條路決不能走。那麼逃到哪裡去呢？我曾考慮過很多地方，別人也給我出過很多點子，或到朋友那裡，或到親戚那裡。我確曾認真搜集過全國糧票，以免出門挨餓。最後，考慮來，考慮去，認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險，還是留在北大吧。這是一條最切實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難忍受的路，天天時時提心弔膽，等候紅衛兵來抓，押到什麼地方去批鬥。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東語系公社的領導派人來下達命令：每天出去勞動。這才叫做「勞動改造」，簡稱「勞改」，沒有勞動怎麼能改造呢？這改變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暫時略有喜意。

從今以後，我就同我在上面談到的首先被批鬥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勞動。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時，在外文樓批鬥這一位老教授，我當時還濫竽人民之內，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同志」。人世滄桑，風雲變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們這一對難兄難弟，東語系的創辦人，今天同為階下囚。每天八點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個工人監督下去干雜活。十二點回家，下午兩點再去，晚上六點回家。勞動的地方很多，工種也有變換，有時候一天換一個地方。我們二人就像是一對能思考會說話的牛馬，在工人的鞭子下，讓幹什麼幹什麼，半句話也不敢說，不敢問。據我從旁觀察，從那時起，北大工人就變成了白領階級，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頭禁子，自己什麼活都不幹，成了只動嘴不動手的「君子」。我頗有點腹誹之意。然而，工人是領導一切的階級，我自己只不過一個階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膽也不敢說三道四了。據我看，專就北京大學而論，這一場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工人整知識分子的運動。在舊社會，教授與工人地位懸殊，經濟收入差距也極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頗有些「教授架子」，對工人不夠尊重。工人心中難免蘊藏著那麼一點怨氣。在那時候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解放以後，情況變了。到了十年浩劫，對某一些工人來說，機會終於來了。那一股潛伏的怨氣，在某一些人鼓勵煽動下，一古腦兒爆發出來了。在大飯廳批鬥面壁而立時，許多響亮的耳光聲，就來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與某一些教授的臉相接觸中。我這些話，有一些工人師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要實事求是，事情是什麼樣子，就應該說它是什麼樣子。不接受也否認不了事實的存在。

我現在就是在一個工人監督下進行勞改。多臟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動，我就必須去干。這位工人站在旁邊頤指氣使。他橫草不動，豎草不沾，就這樣來「領導一切」。

這樣勞動，我心裡有安全感了沒有？一點也沒有。我並不怕勞動。但是這樣的勞動，除了讓我失掉鍛煉雙腿的機會而感到遺憾外，仍然要隨時準備著，被揪去批鬥，東語系或北大的某一個部門的頭領們，一旦心血來潮，就會派人到我勞動的地方，不管這個地方多麼遠，多麼偏僻，總能把我手到擒來。有時候，在批鬥完了以後，仍然要回原地勞動。坐過一陣噴氣式以後，勞動反而給我帶來了樂趣，看來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無論是走去勞動，還是勞動后回家，我決不敢，也不願意走陽關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紅袖章手持長矛的紅衛兵，三五成群，或者幾十成群，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概。像我這樣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幫」分子。我們滿臉晦氣，目光獃滯，身上鶉衣百結，滿是塵土，同叫花子差不多。況且此時我們早已成了空中飛鳥，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們一拳或一個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動」，這能表現「革命」的義憤，會受到尊敬的。連十幾歲的小孩都知道我們是「壞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丟一塊石頭，吐幾口吐沫，可以列入「優勝紀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著石灰向我們眼裡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夠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敢還口，更不敢還手。只有「夾著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手裡拿著一塊磚頭，命令我：「過來！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幾步，逃跑。我還不敢跑得太快，否則嚇壞了我們「祖國的花朵」，我們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時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隻腳」，那可真是如墮入十九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陽關大道怎麼辦呢？那就專揀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間，北大這樣的小路要比現在多得多。這樣的小路大都在老舊房屋的背後，陰溝旁邊。這裡垃圾成堆，糞便遍地，雜草叢生，臭氣薰天。平常是絕對沒有人來的。現在卻成了我的天堂。這裡氣味雖然有點難聞，但是非常安靜。野貓野狗是經常能夠碰到的。貓狗的「政治覺悟」很低，完全不懂「階級鬥爭」，它們不知道我是「黑幫」，只知道我是人，對人它們還是怕的。到了這個環境里，平常不敢抬的頭敢抬起來了。平常不敢出的氣現在敢出了，也還敢抬頭看蔚藍色的天空，心中異常地快樂。對這裡的臭氣，我不但不想掩鼻而過，還想盡量多留一會兒。這裡真是我這類人的天堂。

但是，人生總是禍不單行的，天堂也決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著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還有殘留的釘子。我一不小心，腳踏到上面，一寸長的釘子直刺腳心，鞋底太薄，阻擋不住釘子。我只覺腳底下一陣劇痛，一拔腳，立即血流如注。此時，我們那個牢頭禁子，不但對此毫不關心，而且勃然大怒，說：「你們這些人簡直是沒用的廢物！」所謂「無用的廢物」，指的就是教授。這我和他心裡都是明白的。我正準備著挨上幾個耳光，他卻出我意料大發慈悲，說了聲：「滾蛋吧！」我就乘機滾了蛋。我腳痛得無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隻腳正式走路，另一隻是被拖著走的。就這樣一瘸一拐地走回家來。我不敢進校醫院，那裡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見了我都會怒目而視，我哪裡還敢自投羅網呢？看到我這一副狼狽相，家裡的兩位老太太大吃一驚，也是一籌莫展，只能採用祖傳的老辦法，用開水把傷口燙上一燙，抹點紅藥水，用紗布包了起來。下午還要去勞動。否則上邊怪罪下來，不但我吃不消，連那位工人也會受到牽連。我現在不期望有什麼人對我講革命的人道主義，對國民黨俘虜是可以講的，對我則不行，我已經被開除了「人籍」，人道主義與我無幹了。

此時，北大的兩派早已開始了武鬥。兩派都創建了自己的兵工廠，都有自己的武鬥隊。兵器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一點。掌權的公社派當然會闊氣非凡。他們把好好的價值昂貴的鋼管鋸斷，磨尖，形成了長矛，拿在手裡，威風凜凜。井岡山物質條件差一點，但也拼湊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據幾座樓，相互鬥爭。每一座樓都像一座堡壘，警衛森嚴。我沒有資格親眼看到兩派的武鬥場面。我想，武鬥之事性命交關，似乎應該十分嚴肅。但是，我被監工頭領到學生宿舍區去清理一場激烈的武鬥留下的戰場。附近樓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滿了磚頭石塊，是兩派交戰時所使用的武器。我們的任務就是來清除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頭，瞥見一座樓的窗子外面掛滿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驚，繼而在心裡莞爾一笑。關於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經談過。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徵著什麼，它象徵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爺」。我真覺得這些年輕的大孩子頑皮到可愛的程度。把這兵戎大事變成一幕小小的喜劇。我臉上沒有笑意已經很久很久，笑這個本能我好像已經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個輕鬆的插曲。

但是，真正的武鬥，只要有可能，我還是盡量躲開的。這種會心的微笑於無意中得之，不足為訓。我現在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兩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敵人。我若遇到武鬥而躲不開的話，誰不想拿我來撒氣呢？我既然憑空撿了一條命，我現在想儘力保護它。我雖然研究過比較自殺學，但是，我現在既不想自殺，也不想他殺。我還想活下去哩。

勞改初級階段的情況，大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