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建與毛澤東（1960—1966）
從「大躍進」結束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這段時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可能是最模糊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中國當局對各種消息都採取了嚴密的限制措施，特別是報刊雜誌等新聞出版物嚴禁帶離中國，另一個原因是當時中國在國際上由於被封鎖而閉關自守，自從建國以來和西方的關係一直處於低潮，1960年年中，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也撤走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年的歷史背景又極易導致「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荒唐事件的發生，當時紅衛兵和那些支持毛主席的人幾乎給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扣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而且，這段時間的許多原始資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公開出版。這些出版物大都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組織編印的。這就是由早先的意見不一進而造成了毛和他的那些遭到攻擊的同事們之間的鬥爭。紅衛兵組織編印這些資料，主要是為增強他們自己的「兩條路線」鬥爭的觀點——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對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眾所周知這些資料並不可靠，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資料來源。①
鄧當然和毛的意見不同，當毛更關心修正主義的問題時，他們的意見分歧逐步升級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雖然鄧在過去也經常和毛有不同意見，但鄧從沒有認為這樣的分歧在他們的關係中會有所發展。事實上，毛和其他領導人有衝突也有合作。這一點，廬山會議前，許多領導人包括彭德懷在內都對此深信不疑。如前所述，毛澤東和鄧小平從來就沒有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這種關係能持續這麼久，而且在毛去世后其影響仍不減當年。毛是領袖，鄧是忠誠的部下，他們都曾相信彼此能繼續共事，象他們在外事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那樣。關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如果是毛由於鄧沒有向他彙報，受到漠視和迴避而批評鄧。②那麼鄧將通過改正自己的態度而作出反應。事實上，鄧就是這樣做的。1966年10月，鄧在自我批評中承認了以前毛對他的指責，不僅對其原因承擔了全部責任，而且表示他當時就已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行為：一份講清了事情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的聲明。③
廬山會議結束不久，毛與鄧的關係極為融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0年1月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毛在會上公開把鄧說成是他的副手。④這種對中共領導層的傲慢態度不是毛的習慣作風。⑤而且他已經有了一個正式的副手劉少奇。實際上在當時官方的排名中，鄧名列第四。毛除了「放風」外，還以這種方式來考查當時的形勢和人。
這種關係從1962年才開始改變，但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明顯。
當「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展開時，毛和鄧的意見分歧可能比以往更明顯，但他們依然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見，個人之間的矛盾並不突出。如鄧在「文化大革命」中後來沒有被官方媒介點名批判，只是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位於劉少奇這個第一號人物之後。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也準備把鄧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區別開來，甚至在1966年底鄧退出領導班子后，他仍堅持保留鄧的黨籍。⑦另一方面，這是鄧不依賴毛澤東而自己在政治上獨立發展的時期。中共領導班子內部關係的變化，使鄧和那些與他一道發起1978年改革的人們來往得更密切。事實證明許多政策，特別是六十年代早期為克服「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的那些政策，都是後來改革的核心基礎。儘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號是批判「劉、鄧」，但當時與鄧工作關係最密切的好象不是劉少奇而是彭真，鄧和劉少奇的關係並不特別密切，同周恩來也是這樣，他總是尊周為兄長（用他自己1980年的話來說），而不是認為他們之間是平等的。⑧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市長，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主要受害者。整個六十年代早期，他們攜手制定出許多領域的改革方針。
重建
1960年對於中國確實是個令人震驚的年頭。中央領導人不僅陷入「大躍進」失敗的困境中，而且被中蘇關係的破裂所困擾。農業產量下降到只有1958年3N4的水平，全國普遍遭受天旱災和飢荒。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人口數實際下降了一千三百五十多萬人，鄧在八十年代回顧這一段時期稱為「最困難的時期」。⑨
「大躍進」在經濟上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農業產量持續下降，糧食嚴重缺乏，以農業為原材料的工業處於下降狀態。據各地彙報的數字，輕工業的產值：1960年比上年下降10％，1961年比上年下降22％，1962年比上年下降8％；重工業遭受的衝擊更大，1961年比上年下降41％，1962年比上年下降22％。⑩即使當時的報紙，特別是地方報紙也帶有它的痕迹：標題中提到中共領導人時都直呼他們的名字而不是稱姓，為的是使大家在危難中感到一種凝聚力，此外，新聞紙的質量下降得太厲害；以攻致報紙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
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中央領導面臨的任務就是恢復經濟。1960年下半年召開的緊急會議終於給「大躍進」劃了個句號。會議決定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儘快恢復生產。經濟要重新調整，用漸進主義代替跑步主義。農業被看作是經濟的關鍵。經過重新調整的人民公社，在組織上成為合理的、易管理的單位。只是有些地方的經濟狀況似乎特別嚴重，以致集體經濟完全解體，重新恢復了單一的耕作。
儘管領導班子基本是團結的，但在下一步該幹什麼的問題上還是意見不一致。對過去的錯誤，究竟是錯在哪一步、原因是什麼，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這些事，毛最初的態度認為是他的責任，「大躍進」儘管有錯誤但這是可以理解的，黨應該把整個過程看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儘管其他人還不傾向於與毛對抗，但也堅決認為象「大躍進」這樣的歷史悲劇今後決不應重演，應儘快把經濟恢復到基本正常運行的狀態。
鄧起初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務實的輿論，制定一些符合實際的新的政策。他的這一設想得到毛的贊同，確實取得了成功。1961年3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這以前鄧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進行過調查，所以有了準備，特別是鄧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沒有作認真的調查和充分的準備，毛接受了他們的調查和結論，不過他仍認為他們的調查僅是中共需要學習的經驗的一部分。⑾
由於毛的批准，要對政府各方面的工作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建立了幾個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每個委員會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領導人主管並負責起草有關政策文件。比如毛負責公社，薄一波負責工業，李先念負責財政，周揚和陸定一負責文化，彭真負責教育，整個過程由鄧小平通過書記處來具體協調，書記處還另外建立了三個協調委員會，分別負責經濟、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這分別由陳雲、彭真和鄧本人主持。⑿
六十年代初的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義。當時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躍進」時的政策：發展的動力是經濟而不是政治；現代技術是一種新的推動力，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從外國引進；以資本為主的投資，逐步地取代了動員群眾；公社要建得小一點，基層單位仍然恢復到生產隊——相當於1955年後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區）；重新強調教育質量；重新重視農業技術。當時提出的這些想法成為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實行改革的理論基礎。⒀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揚、陸定一、彭真、陳雲和鄧在後來改革中如他們在經濟恢復初期一樣，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鄧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個知識分子和領導幹部相結合的「智囊機構」來幫助他們調查和研究，後來在八十年代，這樣的機構正式建立起來，而且發揮了相當顯著的作用。因這個機構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樓內開會，所以那幢樓得名為「暢觀樓」，它通過縱觀「大躍進」時期的所有主要文獻和一系列更詳細的調查，為兩位中共領導準備好了關於一系列問題的報告，他們的結論是支持以計劃而不是以動員為基礎的政策。⒁在整個五十年代，也可以說在更早的一些時候，發動群眾和「群眾路線」對鄧來說都是很關鍵的問題。也許他關注的是「群眾路線」的概念，不能認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就是「群眾路線」。特別在1961—1962年期間，他多次對「群眾路線」的實質進行了解釋，提出動員群眾的方法不止一種。在經濟工作中，群眾運動可能是既不妥當又有礙生產。正如他在中共八大會議的講話中所強調的，執行好群眾路線還需要講究方式方法。事實上，如果要使黨和人民保持密切的關係，也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才不會導致對運動的厭倦。
鄧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
話中繼續討論了這個問題。這次召開的有700人參加的會議，得出了對「大躍進」的評價，決定了將來的行動計劃。鄧再一次強調了黨的紀律、黨內民主和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會議沒能解決造成「大躍進」問題的原因及將來發展的戰略。倒是對自我批評的必要性說了不少——比如毛明顯地堅持說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評，鄧也提交了一份中央書記處的自我批評。儘管這些領導人的觀點在當時並不是特別的極端，但他們堅持的觀點確實不同，一種觀點認為「大躍進」是一次經濟性的大災難，決不應該再發生，將來的政策應以經濟為基礎。另一種觀點認為外部因素（天氣、蘇聯援助的撤走）和沒有使群眾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將來的成功要取決於黨內整風運動和對群眾的政治教育，這些就是接下來的「四清」中的首要問題，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階級鬥爭
1962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沒有在未來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見，不久之後發現經濟危機比原來最悲觀的預料還要糟，這就使事態更加惡化。政府面臨比原來想象的更大的預算赤字和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此，鄧提出生產是首要的，並強調「只要我們能很快恢復生產，不管怎樣做都沒有關係」。⒂他在1962年7月對共青團的一次講話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是：「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⒃鄧對團員的講話不是偶然的，當時團中央書記是胡耀邦，他從40年代以來就是鄧的部下，後來在80年代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⒄
鄧的講話和動員群眾的政治理論直接發生了對抗，而後者正是他從1943年2月在太行山區對黨的幹部的講話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會上的講話中一直所持的觀點。⒅他把動員群眾的理論批評為極易導致過分熱情和過左的行為。他引用來自工業和農業的例子，但省去了對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評。他認為這兩者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都來得太快，結果生產不能持續進行。他討論了各種解決辦法，包括對所有集體的土地進行重新劃分，但鄧在當時似乎沒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試驗那樣把整個土地進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試驗就是70年代後期所引入的，當時他贊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儘管當時把所有這些建議和主張用作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候，這些主張都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鐵證。
毛對中共領導班子面臨的問題所作出的反應與鄧不同，他提高調子號召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在中共1962年召開的夏季工作會議上宣布的，並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接受——他發起了針對農村幹部和黨組織的整風運動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通過強調過去的革命性來把今後的發展重新調整到毛所指引的方向上去。毛以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會動員廣大農民起來監督他們的黨的地方幹部，就像他所想象的1957年「雙百運動」期間知識分子會糾正城市地區共產黨的錯誤一樣。他號召對過去不公正的做法和階級鬥爭進行研究然後成立貧下中農聯合會。然而這一運動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阻力不僅來自黨內幹部而且還來自農民。
1963年夏天，鄧和彭真忙於從事另一項調查，這項調查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⒆中國西南部在50年代早期是鄧的管轄區，當時他仍舊和那裡保持頻繁的聯繫，這次他們到那裡是為了調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帶來的一些問題，還要對新的發展進行試驗，在此過程中，他們發現在西南部的農民聯合會組織得不好，他們建議運動要由城市派到農村來貫徹運動的工作隊來領導，運動的首要目標應該是黨、政機關幹部而不是農村中的最基層幹部。結果運動的焦點從鄉村移到了黨、政機關所在的城鎮，有效地把整風轉變成了黨內問題，而農民聯合會則更沒事可幹了。「文化大革命」中這當然又被說成是故意違背毛的本意而搞的一次行動。
1963年到1964年期間，運動呈多方向發展。比如劉少奇把經濟腐化而不是把政治上的修正主義作為主要目標。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有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議並沒有反對毛的意思。同時，象在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形成和內容時一樣，關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黨內開始出現了更激進的意見。
1965年早些時候，毛澤東試圖重新得到主動權來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向。現在的目標是修正主義的各種表現，這時，毛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已經有出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可能性。但這段時期在他的心目中還沒有認為某個特定的人有這個嫌疑，事實上，這個高層領導班子也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意圖，那麼，似乎他指的更可能是那些偶然而不是故意地成為修正主義分子的地方幹部。在兩年的時間裡，修正主義代表著不祥的含義。到80年代，鄧小平仍然承認毛當時確實是擔心修正主義。⒇
1962年後，毛的關心不只限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60年代期間，當地方黨內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時，越來越多地強調在各種領域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文化和教育領域，文化和教育領域對毛澤東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領域。因為他對在文化教育領域中這種政治化變革的重要性，幾乎達到了著迷的程度，由此他才用「文化」這個字眼來命名「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觀點來看，所有的文化和教育運動都是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的，誰控制了這些領域也就控制了整個社會。
黨內最高層領導人中毛尋找那些願意幫助他使中國重新政治化的人，其中之一就有國防部長林彪。他首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內部發起了一項政治教育運動。然後毛於1963年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項「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的運動，這次運動的政治入門讀本是毛的著作——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鄧的觀點和鄧以前的態度是一致的，他的反對是雙重的，首先，正如他經常極力強調的那樣，應把毛澤東思想看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毛的個人財產；第二，他反對的是那些教條主義者：並非毛的一切話都是適應於一切的指南，更不等於是毛澤東思想。正像他在1980年指出的那樣，即使是毛本人也曾違反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21)
毛尋求幫助的另一個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她曾是一個演員，毛委任她整頓文化藝術界，從1963年開始直到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成功地使中國文藝變了個樣子，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使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革命化」和「現代化」了。正如毛所下的定義，文化是反映階級鬥爭、為動員群眾而服務的：英雄的工、農、兵要同萬惡的地主、資本家和舊社會作鬥爭。特別是由她主要負責發起的八個革命芭蕾舞劇和革命京劇逐步主宰了1966年—1976年中國的表演藝術。隨著她對中國文化的整頓，她的政治地位也不斷提高，「文化大革命」中終於憑著自己的權力成為中共領導班子中的一員。(22)但鄧對她明顯地不服氣，並公開地這樣說過，如果事先他們之間還沒有產生對立的話，那麼現在他們的矛盾開始公開化並變成死敵。「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中共領導人都被迫去看這些新的現代革命京劇和芭蕾舞劇的演出。甚至在當時就有傳說鄧曾設法逃避，但最終沒能逃得脫。他倒是去了，但在演出期間卻睡著了，藉此表明他的觀點。(23)
中蘇分裂
毛和鄧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仍然能夠繼續密切合作的一個領域是在中蘇關係的處理上——事實上他們似乎在這個領域一直合作得非常好或至少可以說彼此十分滿意。毛澤東似乎特別讚賞鄧和蘇共的談判。(24)而鄧也極力強調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是正確的而且非常成功，特別是在80年代早期當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作用被重新評價的時候。(25)發起「大躍進」的決定所針對的，以及在6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基本背景就是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在50年代中期和之後，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尋求無疑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固有的民族主義，但這也是中蘇關係惡化的結果。儘管細節很不清楚，但鄧小平似乎在中蘇關係破裂的政治活動中起了主要作用，事實上，早在從50年代初開始，在對蘇聯關係的處理上鄧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個作用似乎由於他和毛澤東的特殊關係而又一次得到發揮，這可能與他曾在莫斯科受過政治組織的訓練有關。但在那幾年中許多其他中共高級領導人均堅持說毛只是讚賞他處理與蘇聯關係的那種方式。(26)當然他的堅定不移和對蘇聯有點敵對態度似乎是鄧在進入80年代後期的政治特徵，不過這可能也反映了毛澤東的態度。(27)在1956年到1963年期間，他曾經多次出訪莫斯科，甚至有時當他不是中國代表團的正式團長時也要就談判的結果向中央作彙報，就像在1958年那樣。(28)
60年代當蘇共和中共的論戰公開化時，鄧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寫作組的正式首腦——反修正主義寫作組——正是這個組起草了中共就當時問題的辯論稿。(29)
中蘇聯盟總是有點不自然，往往是中美關係而促成的，而不是中共發自內心的願望。從2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與蘇共的關係一直很艱澀：40年代初的整風運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蘇聯的影響，從而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民族化。兩黨奪取政權的道路的截然不同，從而導致意識形態上的競爭。在此衝突的影響下，廣闊的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相互期望、發展與合作很快轉變為積怨。開始雙方的期望可能都不盡合理，中國尋求軍事和經濟援助的程度令人咋舌。50年代的大部歲月幾乎完全依靠蘇聯的幫助。由於中蘇關係日趨緊張，60年代初這些援助突然撤走，從而使「大躍進」以後災難性的經濟狀況愈發糟糕。蘇聯所付出的代價一度是很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恢復時期以及在東歐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時，蘇聯幾乎承受不起這些負擔，而中國則還希望蘇聯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將其核技術傳給中國，如果發生地區衝突時還要提供軍事援助。
中國共產黨不願意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滿足蘇共的軍事基地和合作的要求，即使這麼做可能會危及中共自身的安全也在所不惜。如1958年中方曾要求蘇聯援助發展一支海軍，當蘇聯建議共有這支海軍的條件時，毛和鄧的反應特彆強烈。
1954年9月，赫魯曉夫來北京進行50年代中期中共與
蘇共領導人之間的許多談判中的第一輪談判。中方由周恩來負責，鄧是五個談判成員之一。在一系列廣泛的問題包括蘇聯的最後撤軍、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和給予中國大量的經濟援助等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事實證明，這是達成有效而持久協議的最後一次機會。
1956年2月，朱德率領的包括鄧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作為蘇共的里程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赫魯曉夫批判了個人崇拜。儘管毛後來對這件事的反應也是持相同的意見——抨擊個人崇拜，但當時這件事對中共代表團來說還不是那麼令人吃驚的，最糟糕的則是赫魯曉夫接受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和平共處而影響了中國希望能夠從蘇聯得到的援助數量。很明顯，在代表團中仍然抱有一線希望——蘇聯將會提供給中國較多的援助，包括所要求的核技術。(30)當1957年鄧陪同毛澤東參加蘇聯革命勝利第四十周年慶祝大會時，這樣的協議似乎已經達成，儘管這個諾言從未實現過。
然而，1958年中蘇聯盟開始遇到麻煩，後來再也沒有恢復關係。中共在核能問題上的堅持與赫魯曉夫的試圖緩和，並推行他的全球政治戰略發生了越來越多的衝突。「大躍進」的發起意味著對蘇聯自稱在共產主義大道上遙遙領先的一次重大思想挑戰。赫魯曉夫和毛的個人關係日趨惡化，中國也加入到了反對莫斯科的歐洲共產主義的政治活動中。到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中共代表在國際共產主義者的各種會議上攻擊蘇共，兩黨開始出版各自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評論文章，1960年6月各國共產黨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召開會議，在這次會上，彭真和赫魯曉夫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此後，蘇聯援助完全從中國撤走了。以劉少奇為領導包括鄧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調解世界共產主義內部不和的兩次會議。會上，赫魯曉夫和鄧進行了一系列交流，這是胡志明親自把他們倆撮合到一起的。如果不是胡志明從中進行調解的話，將不會以一致同意的公報作為結束。這樣一來，妥協簡直就是對於團結和再見面的一種含糊的許諾。
一直在避免的公開不和終於在1963年發生了。從1960年起，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北越共產黨，一直想努力把中共和蘇共帶到談判桌前。1963年7月，鄧帶領一個包括彭真在內的小型代表團去了莫斯科。這次中蘇關係未得到任何改善，小型代表團被當作戰勝修正主義而歡呼，於是中共領導人湧向機場來迎接鄧從莫斯科歸國。(31)從那以後，這個爭端通過中蘇之間一系列對抗性的公開信而公開化了。如前所述，鄧是中國方面起草這些公開信的那組人中的負責人。
文化大革命
不清楚毛是什麼時候決定發起「文化大革命」，對中共領導班子進行這樣大規模攻擊的。1980—1981年期間中共正式重新評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和毛澤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時，鄧有一次說毛實際上從來沒有打算對老幹部進行這樣殘酷的打擊。(32)有一種很容易被人接受的觀點，認為毛一旦起用了一些關鍵人物，並賦予他們權力，於是就產生了新舊矛盾的衝突，從而推動了矛盾鬥爭的發展。在鄧看來毛所起用的那些關鍵人物包括林彪、「四人幫」、康生及那些和他們有關的人物，必須對「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後果負責，並包括在1966年底之後他自己的命運。
人們根據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職前後的一貫表現，認為鄧現在把他說成是始終忠於毛的支持者，也似乎是合乎情理的。總的來說無論鄧可能對個人崇拜有什麼保留意見，就他的政治觀點來看，這些保留意見似乎都不是針對毛澤東個人的。整個60年代，他不僅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強調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的關係。比如在1962年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他強調說，幹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導的那些東西。(33)這些年中鄧小平的講話幾乎很難得到。但在那些就像1964年6月19日對共青團的講話——「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促進中國青年革命化」——他都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政治學習的首位。(34)
在1966年間，當鄧接受批判時，他做了自我批評，鄧堅信和毛的關係，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其它活動。羅瑞卿是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65年底毛堅持說應該解除他的職務，儘管鄧不相信對羅的指控，但還是接受了毛的決定，並參加了那次對羅進行處分的會議。同樣他不僅在1966年5月參加了毛主席的解除彭真職務的會議，而且和劉少奇一起繼續領導新的「文化大革命」組織。即使在他本人作了自我批評之後的8月和10月，也繼續參加了紅衛兵接見。
顯而易見，評估「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陰謀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是很難的。至少儘管搞陰謀的細節是很難找到的，但是由毛澤東培養起來的中共政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似乎很快開始利用集權政治體制的各個不同部門，部署他們的行動計劃，並設法貫徹他們自己的各項政策。在隨之而來的混亂中，在來自決策機構外紅衛兵的各種壓力之下，政治生活變得雜亂無章。然而1965年的某一個時候，毛本人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央的部分領導，特別是羅瑞卿在1965年底被免去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還有劉少奇也需要被免去職務，這也似乎是可能的。(35)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早的公開受害者，他在60年代明顯地被毛考慮為可能的接班人，在1965年分配給彭真的任務是把整風和政治化運動擴展到教育界，成立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當這個小組在1966年2月彙報工作的時候遭到了反對，導致了彭真在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免職。和他一起被免職的還其他幾位領導人，包括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
儘管毛當時沒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的部署進行的。並建立了一個新的由劉少奇和鄧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小組。鄧再一次儘力減少損失，主要通過保證彭真的北京市市長職務的接替：任命的是李雪峰。李是鄧以前的一個部下，然而，形勢基本上還是無法控制的，主要是因為新的「文化大革命」小組也包括像康生、江青和張春橋之類的人，他們此時正極力提倡實行動員群眾的政治路線。
到8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時，鄧發現自己和劉少奇一起在黨的會議上反覆受到批判，而當他參加群眾會議時，也時常不正式地受到紅衛兵組織的批判。當被批鬥時，他的反應像往常一樣，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表明自己的意圖是好的。(37)在一次「文化大革命」小組會議上，據報導說他被陳伯達列為「錯誤路線的先鋒」，儘管人們說毛曾經又給過鄧和劉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38)然而到了10月，鄧的處境更惡劣。他被迫交出一分正式的自我批評——詳細敘述他一度是怎樣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39)
即使在那種情況下，鄧也明顯地認為他的工作不過是暫時停止而已，他繼續參加批鬥會和紅衛兵接見會，在12月初他還參加了林彪召集的討論工業和交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0)關於在1967年中及1967年以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資料很少。1967年2月，其他未遭批判尤其是那些老的領導人，都明顯地呼籲停止黨內領導集團的內部鬥爭。然而，此舉不僅未能奏效，反而導致批判「二月逆流」以及更多的高級領導人被免職。從鄧對「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來看，他不僅把毛澤東的行為與林彪、江青、康生及其支持者們的行為區別開來，而且還特別指出：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發生的事件，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是對林彪、「四人幫」的正義鬥爭。(41)
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和所有被清除的共產黨領導人一起被污衊為「混進黨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儘管他沒有被官方直接點名，而僅僅是間接地批判為「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牆上的大字報和紅衛兵的出版物都詳細地分析了他的罪狀。根據這樣的一些記錄，可以知道，他當時不斷地通過他在1933年所做的事來表明他是無辜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對鄧的批判雖未經官方正式傳達過，但卻詳細論述了鄧對修正主義政策的擁護和他的個人行為。毛的主要不滿之一是鄧在「大躍進」后以各種方式來使毛退下來。這時，他也許忘了退居二線是他自己提出來的，而不是出於劉和鄧的建議。另外，據毛所說：在開會時，鄧常常儘可能坐到遠一些的地方，這樣可以不必聽主席在說什麼——儘管鄧的右耳極度失聰。
註釋——
①洪雲利：《紅衛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0—1969年〉》紐約，M·E·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
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報導的對鄧這樣的批評在下列資料中可以找到：北京紅衛兵1967年1月19日《戰役》第3期，譯自《***小平的觀點和實踐的文獻》，出自《中國共產主義分類文獻選集》，國際關係學院、國立城池大學，中華民國P台北，1978年第249頁。
③《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自我批評》載於《中國法律與政府》第3卷第4章第287頁。
④中國的史料都對此進行了確認，包括1993年6月2日與李銳的談話。
⑤F·C·泰維斯：《毛與他的助手們》載於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1988年第19N20期。
⑥短語「NumberOne」和」NumberTwo」是典型的中國式英語，此處由於已成習慣用法，所以保留了其原狀。更準確的英語應是『first』and『second』。
⑦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頁；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新皇帝們：毛和鄧》第324頁。
⑧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頁。
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50年1月16日，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3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1977年8月18日，載於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黨風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3頁。
⑩問題的性質可參見劉綏年和吳群贛編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概況（1949—1984年）》載於《北京周報》1986年第260頁。
⑾參見首都商校紅衛兵的革命聯絡站《東方紅》1967年2月18日、第20頁。
⑿肯尼恩·G·里波撒爾：《大躍進與延安領導層內部的分裂》載於雷德里克·麥克法考爾和約翰·金·費爾班克編的《中國歷史》第14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部分：紅色中國的誕生（1949—196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322頁。
⒀歷史聯繫見D·J·塞林格：《重新組合后的經濟改革：右傾思想從哪裡來？》載於《亞洲評論》第21卷第9期第947頁。
⒁參加《暢觀樓事件》載於《東方紅》1967年4月20日。
⒂1962年2月21日關於農村「個人責任制」的講話，是由清華大學1967年3月8日出版的《井崗山》報導的。
⒃《怎樣恢復農業生產》1962年7月7日，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93頁。在漢語的原文中，貓實際上是黃的和黑的，但鄧的「黑貓和白貓」已經形成當代傳奇，似乎仍用這個習慣用語更合適一些。鄧的1962年的兩篇講話中的這個用語的起源，參見錢聽濤《鄧小平關於「黃貓黑貓」比喻的出處及針對性》出自《中共黨史通訊》第12期，1990年、第6頁。
⒄楊中美：《胡耀邦》第115頁。
⒅《根據地建設與群眾運動》1943年2月20日，見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69頁。
⒆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
⒇《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出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328頁。
(21)《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出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83頁和第285頁。
(22)羅克遜·威特克：《江青同志》倫敦·威德菲爾德與尼科爾森出版公司，1977年。
(23)鄧對江青的反感，從他在毛后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可以看出來，還有其他一些例子在下列書中均有記錄：迪克·威爾遜：《毛——人民的皇帝》倫敦，哈特切恩森，1979年第379頁。
(24)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新皇帝們》第154頁。
(25)《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自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頁。
(26)比如對李先念和胡華的報導，見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
第345頁。
(27)參見1962年2月6日鄧在中共七千人會議上的講話未經認可的譯文出自邁克爾·斯科恩赫斯：《編輯記錄：比較鄧小平在七千人幹部會議上講話的兩種譯本》第5頁；《問題與研究》1978年7月第103頁。
(28)《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決議》1958年5月23日，載於《新華半月刊》第23期，1958年，第11頁。
(29)M·斯科恩赫斯：《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和非官方史》載於《亞洲研究專刊》第48卷，第3章，第564頁。
(30)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新皇帝們》第154—159頁。
(31)廖義錄《鄧小平和蘇共二十大》第106頁。
(32)《北京周報》1963年7月27日。
(33)《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86頁。
(34)邁克爾·斯科恩赫斯：《編輯記錄：比較鄧小平在七千人幹部會議上講話的兩種譯本》第6頁。
(35)1964年7月6日的《人民日報》、當時出版的東西很少，資料幾乎無法搞到。這可能反映了對出版的政治控制，或者僅反映了鄧參與其他活動，降低他在政策問題上的公開形象。
(36)泰維斯：《毛與他的助手們》第33頁。
(37)參見《在北京的紅衛兵會議上的自我檢查》1966年8月2日，載於《鄧小平言論集》第72頁。
(38)郝夢北和段浩然（音）編著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二卷）北京、解放出版社，1984年，第二卷第587頁。
(39)關於鄧在1966年10月23日的自我批評，有許多類似的譯文，比較容易找到的譯本見《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自我批評》載於《中國法律與政府》第3卷第4期第278頁。
(40)翟泰豐、魯平、張維慶《鄧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2頁。
(41)《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88頁；《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