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長征
1931——1935年鄧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時候，李立三實際上在負責黨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當專橫。現在時隔一年，李立三應莫斯科之召，離開了上海，前去解釋他的路線失敗的原因。共產國際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相繼對他作了審查，追使他作了兩次丟臉的檢查，低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在這之前，他卻對幾位參加審查的官員說，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沒有資格領導中國共產黨。從而大大激怒了這些人（李立三還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國說過忠誠於共產國際是一碼事，忠誠於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另一碼事，也曾得罪過這些人）。他受到的惡罰是被扣留在蘇聯，不讓他過問任何事。將近十五年的時間裡，他一直無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審期間，當時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來到了上海。他的任務是敦促中國共產黨批判立三路線，重新組建新的領導機構，這兩項任務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開了為期一天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徹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線，然後更換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會議聽取了總書記向忠發及周恩來和翟秋白檢討工作中的軟弱和失誤。在新當選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至少有三名年輕人曾在中山大學讀過書，是米夫的親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開除出了政治局。
這些做法導致了新的領導集體和一群老資格的勞工領導人之間的分裂。這些勞工領導人曾抵制過李了三和立三路線，同時也反對黨中央自己改組黨中央的做法（他們要求召開擴大範圍的緊急會議），反對米夫擬定的候選人名單。這些人於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后被轉交到國民黨手中，2月初被槍殺，黨內十分懷疑是新領導層中的某個人出賣了他們集會的時間和地點。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起災變。4月，在周恩來手下負責黨中央情報和反情報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黨逮捕。他顯然沒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住址。幸虧共產黨在南京的反諜報人員及時向中央通報了顧泄露的機密，否則共產黨在上海的大多數高層要員，包括鄧小平，都將在劫難逃。後來總書記向忠發5月份被埔，6月被處決。顧的叛變並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國民黨認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報，便把他殺掉了。據說，作為報復，在周恩來的命令下，共產黨開槍打死了顧的好幾名家人。這個說法共產黨從未正式否認過。
向忠發遺留的總書記一職並未補選，但王明和博古先後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即所謂"負責全面工作的同志"。(此處有誤——譯註)
1931年夏未，鄧小平從上海來到當時的中央根據地。他的官方傳記稱他是"經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兒的，這意味著是他先提出了請求，從他本人及共產黨的處境來看，他的這一做法是不難理解的。
鄧小平先到達廣東省的汕頭港，從那乘輪船或汽艇沿涵江進入閩西，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元帥的聶榮臻也曾於1931年底走過這條路線，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里說，這條路線是1928年開通的，"許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同志"都走過這條路線，而且所有從香港和上海購買的醫療藥品和無線電設備也是經由這條路線運往根據地的。②聶榮臻說，那次他們一行人都身穿長衫，打扮成讀書人的模祥，在路上儘可能少地與人說話，以免他們的口音引起懷疑。從汕頭海邊到福建省界大約需要五天時間。
到1931年年中的時候，中央根據地已頗具規模。其中心地區包括跨江西、福建兩省一萬平方英里的山區農村。紅軍在區內擁有絕對的軍事統治，地方政府也通過各區、縣蘇維埃的形式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糧食自給有餘，但基本上不存在工業，因此像棉布、藥品等工業用品必須通過交易購買。鹽也一樣。那裡的氣候夏季乾旱炎熱，冬春季非常潮濕，經常大霧瀰漫，這對紅軍的軍事行動反而很有幫助。
紅軍向根據地周圍地區發動了多次進攻與反攻，但始終沒有完全控制這些地區。共產黨往往在農村地區佔有優勢，很多村裡都建有黨支部，而國民黨在城鎮占更大的優勢。一旦交手，紅軍通常可以擊敗地主的民團。到了1931年紅軍的實力已經相當於幾個獨立旅、師或甚至軍，但由於裝備太差，因此無力去攻佔一些防守堅固的城鎮。在鄧小平到達根據地數月之後，紅軍儘管動用了上萬兵力發動數次進攻，但未能攻佔江西南部重鎮贛州、而守城的敵軍只有幾千人。紅軍在江西一直沒有解決彈藥及其他重型武器匱乏的問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後來蔣介石的中央軍在1934年向根據地進攻時採用了鞏固新占陣地的堡壘主義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紅軍失利。
儘管有些時候在程度上有所變化，但總的來說，毛澤東1931年在根據地已經是主要的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了。在軍隊中，他是第一方面軍的政委和前委書記。當時的第一方面軍有三萬人，是在同李立三的軍事路線進行反覆鬥爭后建立起來的。在黨內，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蘇區中央局委員。蘇區中央局是黨中央為協調所有蘇區的前敵委員會和黨支部而於1931年設立的（當時仍在上海的周恩來是該局書記）。毛澤東的聲望來自於他所取得的成就。贛南和閩西的每一個農民都知道他1929年帶領著一支二千人的隊伍來到了這個地區。那支隊伍缺衣少槍，裝備極差。但經過兩年半的時間，他已經使這支隊伍擴大了二十倍，並在這個地區創立了一個小政權，不再讓國民黨的縣長和地主管事。他讓農民參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給很多勞工和佃農。對許多人來說，他就像中國歷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農民領袖一樣，是一名英雄。
鄧小平到達根據地后擔任了中共瑞金縣委書記，屬中上級職務。以中央委員會的前任秘書長資歷來說，他應該可以要求擔任更高的職務。但從另一方面看，上級要他擔任這一職務也許是為了應付當時瑞金的危機狀況。當時該縣有很多幹部有問題，民眾情緒普遍不滿。
這一危機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一場武裝衝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澤東在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支持下，與當地的一批軍事領導人和政府領導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來。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譯註)中部的一個小城鎮，當地的紅軍把這些領導人從監獄里放了出來。這些協助被關押的幹部越獄的紅軍隨即被開除黨籍，後來也全部被逮捕。接著又對他們的支持者進行請洗，可能有幾百人被處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團，而實際上他們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對埃德加·斯諾這祥形容他們③）。毛澤東在得知李立三失寵后便開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贛西南肅反中提供的線索，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和紅二十軍的肅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紅二十軍的八個主要領導人。9日，他又到東固幫助紅二十軍肅反，同一個團政委劉敵談話時透露要該軍肅AB團。劉敵鼓動獨立營包圍軍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該軍軍長等，釋放以AB團嫌疑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12日，劉敵、謝漢昌率該軍直屬隊四百餘人，乘夜沖向富田，包圍江西各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懷疑為AB團而關押審查的二十餘人，這就是由肅反擴大化引起的有嚴重錯誤的"富田事變"。富田事變發生后，謝漢昌等把紅二十軍主力帶到贛江以西地區，提出了分裂革命隊伍的口號，井製造假信以反對毛澤東，犯了進行挑撥離間和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譯註)對其大加批判。
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說，鄧立即著手"為前一時期蒙受過免屈的幹部和群眾平反"④，但並未說明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說他們的罪名是"AB團"的成員。那麼在遠離富田一巨英里、清洗運動已開始九個月之後依然受到這祥的指控就令人費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鄧小平作為黨內一個較為低級的幹部（他當時仍未進中央委員會），而且剛剛到達根據地，竟然敢為被毛澤東本人親自整肅的人平反。然而沒有記錄說明當時還發生過(此處與史實不符——譯註)任何其他的政治鬥爭。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他所幫助的這些人的確受到指控是"AB團成員"，而插手幫助他們是因為黨中央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指示他這祥做的。這種解釋與當時江西的各種情況都吻合，現在也有材料表明當時在上海對清洗運動的過份嚴厲發生了爭執。
在瑞金工作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會昌縣委書記，之後又在會、尋、安三個縣負責"指導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他的職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鄧小平第二次結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維映也是共產黨員。朋友們都叫她阿金。看來她是一個活潑的年輕女子。一年後，她離開了他並和李維漢結了婚，她是三十名參加長征的婦女中的一位，但長征使她健康嚴重損壞。一、兩年後，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裡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後接替他擔任了黨的實際領導）和洛甫（當時是政論局委員）從上海來到中央根據地，馬上開始排擠和懲罰反對他們路線的所有地方領導人，因為他們批評政治局的"前進和進攻路線"。
《鄧小平傳略》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對者的觀點：他們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兩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反對"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這些都是毛澤東的觀點，並且自從他成為共產黨的無可爭議領袖之後，這些觀點一直被奉為是正確的。但博古和洛甫沒有指名批判毛澤東，因為他在當地很有威望，也許還因為共產國際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開與他作對。而毛本人也很謹慎。他沒有去保護受到點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還公開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春季反蔣介石第四次軍事圍剿的勝利應歸功於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堅決地"反對低估革命形勢，反對那些要在敵人的（下一次）……圍剿之前驚慌逃跑的機會主義分子"。⑥
鄧小平則成為這一運動鬥爭的目標。4月15日，洛甫在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與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李維漢，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號召對他進行"殘酷的鬥爭"。李維漢指責他反對黨的"前進和進攻路線"，公然反對進攻大城市和把紅軍發展到百萬之眾的決策，對黨的新領導集體缺乏信心，不相信共產國際。最後的這一項指控最耐人尋味。這表示，無論鄧小平對李立三路線的觀點如何，至少他們都是一樣的愛國主義者。李維漢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到鄧小平是在何時及如何表達他的觀點的。但可以明顯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這一關口，鄧小平也不屑於掩飾他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看法。
鄧小平也許曾被拘禁。他當然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他的槍支被解除，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根據地北邊的一個縣擔任一名"區巡視員"⑦。
據一位中國史專家的說法，當時黨的領導可能是害怕鄧小平在那個偏遠的縣城"會出事"⑧。不管是不是這個原因，只過了幾個星期，他就被凋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這意味著他得到了完全平反。這要感謝王稼洋和羅榮桓。王稼祥是回國留學生，羅榮桓是職業軍人。王稼祥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響的人物，但他的職位在黨內畢竟低於博古和洛甫，因此這一舉措顯示了相當大的勇氣。
1933年夏天，鄧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傳處擔任新創建的周刊《紅星》報的主編。在這項工作崗位上，他平靜地度過了一年。他遠離前線（但從1934年春天以後離前線就越來越近）；而且也處於決策圈之外。當時蔣介石1933年10月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正威脅著根據地的存亡。
蔣介石為了發動第五次圍剿，調動了將近百萬大兵。其中近半數屬於由南京國防部直鏡統率的中央軍。在進攻前，蔣對七千多名軍官進行了特別的訓練，包括政治教導，並且制定了全面的戰略方針和詳細的作戰計劃。他的戰略方針是從北面進攻根據地，並封鎖其它三個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戰計劃的要點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間，國民黨軍隊在根據地周圍和內部共修建了一萬四千多個堡壘，有一些規模很大，可以容納幾百人。
紅軍對此束手無策。毛澤東後來聲稱如果繼續運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間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特別是採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就可以保住根據地。事實上蔣介石正是針對共產黨的機動靈活的戰術制定他的作戰策略的，他在前線的指揮官都非常謹慎避免被誘莽撞前進，同時在前進時注意相互照應。毛澤東並不比當時負責指揮作戰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蔣的進攻。當時負責指揮的是周恩來（第一方面政治委員）、博古（黨的領導）和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周恩來於1932年10月接替毛澤東擔任該職——原文注）但這三個人的失敗在政治上給毛澤東提供了最終贏得黨的領導權的機會。
夏天，周恩來、博古和李德認為無法守住根據地，為了生存。必須撤離，並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隊伍帶著大批輜重物資作戰略轉移，行軍了兩個星期以後，國民黨才察覺，而等到再調兵攻打時，隊伍已經走出五百英里遠了。當時他們尚未決定大隊人馬應該向何處去，而只有一個臨時的目標：前往湖南南部的偏遠農村。從那裡有幾條路線可以選擇，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個小根據地；一是向西進入由軍閥控制的地區。當然，他們之中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所策劃和執行的這項行動，當時稱之為"轉移"，結果卻變成了"長征"，足足走了一年，長達二萬五千里。
在長征開始時，鄧小平仍是《紅星》報的編輯。軍(應為主編——譯註)隊出發時攜帶了大量裝備，肯定也包括編印報紙所需的設備。但11月底，在他們橫渡廣西東北部的湘江時受到三面夾擊，大部分裝備被迫丟掉了。儘管如此，六個星期後，當軍隊在貴州省遵義進行第一次休整時，還是出版了一期綜合性的特刊。鄧小平一定參與了特刊的編纂。另外，他又一次擔任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這是他第二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此處有誤。鄧穎超只擔任過管理檔案的秘書——譯註)手上有很多工作要處理。
1月15日到17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使遵義聞名遐邇。正統的毛主義者認為，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中央的領導。實際上，會議的結果並沒有這樣明確。現有的資料表明毛澤東只是成功地促使參加長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員中的大多數同意開會討論江西的失敗；並抓住這個機會作了精心準備的發言，抨擊周恩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戰略，得到了與會大多數人的支持。在會上，或會議一結束，他就成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核心機構，並在黨內成為周恩來的軍事助手。三周之後，他才獲得了徹底的勝利。在離遵義很遠地方召開的又一次更大範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包含毛遵義發言主要觀點的各項決議獲得通過，黨的高層人事進一步發生變動。曾在遵義支持毛澤東的洛甫接替博古成為"負責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鄧小平並同樣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為正式的政治局委員。在軍隊中，毛澤東在3月份擔任了新成立的前敵司令部政委，並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一直擔任總司令的朱德曾經平靜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國人的領導，現在同樣平靜地接受了新的變動。已經不受歡迎的李德被派到一個基層指揮部視察前線指揮情況。
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作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他一定在準備和發布各項決議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後，他卻有很長一段時間無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義會議以後，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譯註)的家鄉四川的會理召開了另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為止。在這次會上，發生了對毛的反擊。儘管部隊在月初成功地渡過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價是沿貴州和雲南的西南部繞了一個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憊而死。一些高層指揮官抱怨部隊指揮不力。但毛澤東擊敗了他們，在捍衛自己方面，他同在遵義會議上一樣，所向無敵。
緊接著的整個夏天，是在毛澤東和張國燾間的談判中度過的。毛澤東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來的政治領導人的支持。張國燾是第四方面軍政委。第四方面軍從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帶活動，當時的兵力比第一方面軍強五六倍。經過八個月的征戰，紅一方面軍已經從七萬人減少到不到一萬人。由於這個原因，再加上張國燾很長時間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因此毛澤東一點也不敢小看他。
當時有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處於抉擇關頭，最重要的就是這支匯合在一起的七萬多人的隊伍該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蘇聯的地區推進？還是留在四川？因為四川遠離南京，政治上對它鞭長莫及。經過四次會次的討論，最後制定了一項新的行動計劃，確立了新的指揮系統，以及把部隊分成左右兩軍共同北上的計劃。毛澤東堅持北上的意見佔了上風；但張國燾替代周恩來成為紅軍總政委，同時使整個紅一方面軍成為他自己指揮部的下屬，由第四方面軍的人分別擔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終達成的這些方案只維持了兩個星期。9月初，張決定並下令整個部隊轉向南行。左路軍的全體和右路軍中他的部下聽從了他的命令。但右路軍的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頸導人拒絕服從。他們行使黨的權力命令張國燾繼續北進（"不得反對；不得拖延；不得違抗"）⑨，他們自己帶領約五千人開始向北走。大約是在夏天，鄧小平離開黨中央來到紅一軍團宣傳部。該部隊在長征中一直由林彪領導。鄧小平的任務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戰士（原有一萬八千人）解釋毛澤東的軍隊的奮鬥目標和理由。標誌毛澤東與張國燾徹底決裂的政治局會議於9月12日召開，傳達和解釋會議決議的任務自然落到了鄧小平的身上。這次會議決定。毛澤東的部隊要繼續北上（毛提出目標是，在臨近蘇聯的邊界地區開闢一塊根據地，然後再向東發展）⑩；紅軍隊伍要進行整編，由彭德懷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張國燾留在指揮部）；最後，紅軍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
毛的隊伍在出發幾乎整整一年之後，於10月18日抵達長城腳下小城吳起鎮，結束了長征。他們來到了由一小支紅軍1931年就在西北開闢的小根據地，最終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現存（大量）有關長征的出版物中沒有資料提到鄧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險。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沒有參加戰鬥和任何志願性質的攻擊任務。這些由小隊志願者參加的行動是為長征的軍事重點（有三次行動是奪取江河對岸的登陸點：最著名的行動發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戰士冒著炮火爬過拆掉木板的鐵索橋，後來有十八名勇士活下來）。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紅七軍從廣西到江西的遠征一樣，長征對鄧小平也是一次嚴酷的考驗。同樣長期的體力消耗，同樣惡劣的氣候，同樣為部隊的糧食來源擔憂。同樣隨時有受到敵人的襲擊的危險。在長征後期，隊伍兩次穿越條件尤為險惡的地區。一是四川西部荒無人煙、冰雪覆蓋的雪山，另一個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紅軍戰士犧牲在這裡。
毛澤東和彭德懷的這支小隊伍最終到達的是一個貧窮、偏遠、人煙稀少的地區。偏遠是一個有利條件。國民黨的將領都不願意把軍隊派到通訊條件不良、還離大城鎮的地方。但貧窮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條件，軍隊招不到強壯的新兵，也動員不到群眾支持紅軍。
這一地區屬於華北和西北的黃土高原，面積比法國和德國的總面積還要大，這裡的土壤都是強風帶來的淤泥，肥沃但容易沖蝕。這個沒有植被的地方氣候惡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來黃土就變成泥漿，洪水泛濫。春天，戈壁沙漠的勁風會帶來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開始，共產黨把總部設在保安（現稱志丹，以紀念1936年被殺害的一位當地領袖），這是一個全是黃土小屋的小鎮。1936年，總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牆，人口大概有二萬人。今天，城牆已不復存在。但一座九層尖頂塔依然矗立。留下來的還有黃土坡上挖出的窯洞。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在窯洞里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寶塔和窯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象徵——寶塔象徵著在艱難歲月中的驕傲和不屈，窯洞則顯示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人過著極具革命美德的艱苦生活，他們在延安的日子裡，身體力行，勤奮、簡樸和節儉。
註釋：
①《鄧小平傳略》第9頁。
②聶榮臻：《紅星之路》第110頁。
③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53頁。
④《鄧小平傳略》第9頁。
⑤同上書，第10頁。
⑥肖祚良：《權力關係》，第242頁。
⑦《鄧小平傳略》，第10頁。
⑧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第166頁。
⑨本傑明·揚著：《從革命到政治》第159頁。
⑩同上書，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