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儘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法國農民在18世紀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其後果值得單獨加以詳細考察。

自17世紀初期，據佩雷費克斯說，亨利四世便抱怨貴族拋棄鄉村。到18世紀，逃離農村幾成普遍現象；那個時代的所有文獻都指明了這點，並為之感到痛惜：經濟學家在他們的書里，總督們在通信中，各農業協會在論文中都指出這點。在人頭稅登記簿里可以找到確鑿證據。人頭稅是在實際住所徵收的：所有大貴族和部分中等貴族的人頭稅都在巴黎徵收。

農村裡幾乎只剩下家道小康、無力脫身的貴族。他們與農民為鄰，朝夕相處，其處境在我看來，是富庶的所有者從未見過的。既然不再是農民的首領，他們也就不像昔日那樣有心照顧、幫助和領導農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農民一樣承擔公共捐稅，他們就不會對農民的凄楚抱有滿腔同情，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歷；也不會分擔農民的苦衷，因為他們無切膚之痛。這些農民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他們也還未成為農民的同胞：這種現象是史無前例的。

這種情況導致了一種心靈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比嚴格意義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頻繁、更有效。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貴族常常抱有他不在鄉間時他的管家的種種觀點和感情；像管家一樣，他認為佃農只不過是債務人，對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規或慣例屬於他的東西都不放過，結果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時代還要苛刻。

他經常負債纍纍，始終窮困潦倒，在城堡里，一般過著極端吝嗇的生活，心裡盤算的只是攢錢，以便過冬時進城揮霍。老百姓說話通常一針見血，他們給這類小貴族起了個名字，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種來稱呼他：燕隼（lehobereau）。

無疑，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佔據歷史。誰能否認在當時也有很多富庶的所有者無時無刻不計利害地關心著農民的福利？但是這樣做的人恰好與他們新的社會地位的規律相抵觸，不管他們願意與否，這條規律促使他們對農民漠不關心，同樣也促使他們從前的附庸心懷仇恨。

人們常把貴族離棄農村歸因於某些大臣、某些國王的特殊影響：有些人歸之於黎世留，另一些人歸之於路易十四。確實，君主制最後三個世紀中，使貴族與人民分離，將貴族吸引到宮廷進入仕途，這差不多一直是歷代君主的主導思想。特別是在17世紀，當時貴族階級還令王權生畏。向總督提出的種種問題中還有這樣的問題：「你的省里的貴族願意留在老家還是願意離開？」

有一個總督寫信答覆了這個問題；總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內的貴族不願在國王身邊盡義務，反而甘願和農民呆在一起。

不過請特別注意這點：這裡談到的省份乃是安茹；這就是後來的旺代。據說，唯有這些拒絕向國王盡義務的貴族，後來拿起武器，捍衛法國的君主制，並為之戰鬥捐軀；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榮耀，全在於他們能夠把農民吸引在他們周圍，儘管有人指責他們樂於在農民中間生活。

然而，當時構成民族頭腦的那個階級離棄農民的現象，決不能歸因於某幾個國王的直接影響。這種現象的首要而持久的原因不在於某些個人意志，而在於各種制度的緩慢而不斷的運動；18世紀政府欲割除弊端，但連弊端的擴展也無法控制，這就是明證。隨著貴族徹底失去政治權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貴族的遷移增多了，人們無須再去引誘他們出走，他們已無心留下：田園生活對他們已變得興趣索然。

這裡我論述貴族的話應理解為全國各地富有的地產主：中央集權的國家，開明有錢的人紛紛離去的鄉村；我能否更進一步說：中央集權的國家，耕作粗放陳舊的國家，並評論一下孟德斯鳩深刻的話語，同時明確其含義。孟德斯鳩說：「土地出產之少主要不在於土地肥沃程度，而在於居民是否享有自由。」不過我不想離題太遠。

我們在別處已經談到資產者拋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市找一棲身之地。舊制度的全部文獻對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時至今日，法國種田人對使其致富的這個行業還常常表現出一種奇特的厭噁心理，這種現象應上溯到這個時期。原因已消失，但後果尚存。

真正說來，長期居住在農民當中並和農民保持不斷聯繫的唯一有教養的人，或按英國人的說法，唯一的紳士，就是本堂神甫；儘管伏爾泰有言在先，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樣緊密地、明目張胆地同政治權力制度相聯繫，他本可以成為農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權力制度固然給了本堂神甫許多特權，但是他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對這種制度所產生的仇恨。

就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與那些本來能夠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鄉親們也疏遠了。這些人有了知識，富裕起來，就避開農民；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下來，扔在一邊。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這在歐洲任何一個文明大民族都未曾見過，即使在法國，這也是晚近現象。14世紀的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拋棄農民。

18世紀，村莊是一個共同體，一切成員都貧窮、蒙昧、粗野；村裡的行政官也同樣不識文墨，遭人輕視；村子里的理事大字不識；村裡的收稅人不會親手清理鄰人和自己財產的帳目。昔日的領主不僅已無權統治農民，而且在他們看來，介入村莊的治理簡直有損身份。制訂軍役稅，徵集自衛隊，決定徭役，這些都是卑下的行當，是理事的職業。只有中央政權才關注農村共同體，由於中央政權地處遙遠，對共同體中的居民尚無畏懼，所以它關注共同體只不過是想從共同體撈取油水罷了。

現在來看看一個被拋棄的階級的境況吧。既無人想對它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

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沉重的負擔無疑已經撤銷或減輕了；但是，有一點人們卻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負擔，也許較前更為沉重。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著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

眾所周知，兩個世紀以來，幾乎全靠農民的血汗，軍役稅增加了十倍。這裡必須解釋人們向農民徵收軍役稅的方式，以便說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紀里，有哪些野蠻的法律還能夠制訂或維持，而國家中最有教養的人卻無動於衷，並不想改變這些野蠻法律。

在1772年總監本人寫給各省總督的一封密函中，我找到了有關軍役稅的描述，這幅圖畫堪稱是一幀精確簡明的小小傑作。這位大臣說道：「軍役稅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徵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而不對物的，隨著每年納稅人的財產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幾句話便概括了一切；沒有比這幾句話更巧妙地形容這個人們以此自肥的弊端了。

教區每年規定應繳納的全部稅額。照這位大臣所說，稅額不斷變化，乃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在教區內，每年隨便任命一位農民為收稅員，由他負責將捐稅負擔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我答應要講一下這個收稅員的處境。讓我們來聽聽1779年貝里的省議會的發言吧；這個省議會是無可指責的：它完全是由不繳納軍役稅的、由國王選定的特權者們組成的。它在1779年說道：「鑒於大家都不願當收稅員，每個人就必須輪留擔任。因而徵集軍役稅的責任便每年委託給一個新收稅員，不論其能力高低，正直與否；每年納稅人名冊的制訂也就受到制訂人的人品的影響。收稅員的畏懼、軟弱或罪惡都可以在名冊上找到印跡。此外，他怎樣能把這樁事做好呢？他是在黑暗中摸索；因為誰確切知道鄰人的財富多寡，以及這份財富與那份財富之間的比例？然而這隻能憑收稅員的意見來判斷，他要以他的所有財產乃至人身，對收稅員的職務負責。通常在兩年之內，他必須花一半時間奔走於納稅人之家。凡不識字者必須在鄰居中找人替補。」

更早一些時候，蒂爾戈曾經講到另一個省的情況：「這一職務給那些任職者帶來絕望，幾乎總是以破產告終；就是這樣村裡全部殷實之家陸續被陷入貧困。」

然而這倒霉人的身上不乏橫徵暴斂的本領；他一身二任，既是犧牲品，又是暴君。在任期內，他不僅自己破產，他的手中也掌握著大家破產的命運。還是那個省議會說的好：「對他的親屬、他的朋友和他的鄰居的優惠，對他的敵人的仇恨及報復，對庇護者的需求，唯恐引起派活的有錢公民的不快，所有這些在他的心中與正義感搏鬥。」恐懼常常使收稅人變得殘酷無情；在有些教區里，沒有催稅員和執達員陪同，收稅員便寸步難行。1764年有位總督致函大臣道：「當收稅員不帶執達員前往時，該繳稅者就不願繳納。」吉耶內省議會還告訴我們說：「僅維勒弗朗什財政區一處，就有106個拘役傳令人和其他執達吏助理在大道上終日奔波。」

在18世紀全盛時期，法國農民為了逃脫這種橫徵暴斂的捐稅，也像中世紀的猶太人一樣：他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而實際上奮時並非如此；他的富裕理所當然地使他害怕：有一份文獻我不是在吉耶內，而是在距它百里之內得到的，它提供了非常明顯的證據。曼恩農業協會在它1761年的報告中宣布，它打算分配牲畜作為獎品，以資鼓勵。「這個想法被打消了」，農業協會寫道，「因為卑劣的嫉妒心會給獲獎者招致危險後果，使他們在以後幾年中由於強派的捐稅而煩惱無窮。」

在這樣的捐稅制度中，每個納稅人都確實有直接的和長遠的切身利益去窺伺鄰人，向收稅員告發鄰舍財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人們不是說，這種事是發生在印度斯坦的貴族領地上的嗎？

但是同時在法國，也有輕徭薄賦的地區：某些三級會議省便是這樣。這些三級會議省確實有權自行徵稅。例如在朗格多克，軍役稅只按地產抽取，不因所有者的富裕而變化；為此編製了固定的供查閱的土地清冊，清冊編訂精細，每30年重修一次，土地在清冊上依肥瘠分為三等。每個納稅人事先就精確地知道他該繳納多少捐稅。如果他不繳納，惟有他本人，或不如說，惟有他的土地，對此負責。倘若他認為他在捐稅攤派中受了損害，他永遠有權要求將他的捐稅份額與他自己選定的教區的另一居民的份額相比較。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比例平等上訴（l』appelàl』égalitèpro－porationelle）。

所有這些顯然恰恰都是我們現在遵循的那套規章制度；從那時以來我們沒有加以改進，只是推而廣之；因為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我們從舊制度的政府中接過來我們的國家管理形式，我們並沒有去模仿舊制度政府的其他東西。我們是從省議會而不是從舊制度的政府那裡，借來了我們最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採用了機器，拋棄了產品。

農村人民經常貧困的現象，還產生了各種不利於消除貧困的格言。黎世留在他的政治遺囑中寫道：「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難遵章守紀。」在18世紀，人們看法不至如此絕對，但仍認為農民若不常為生活所迫，決不會幹活：窮苦是防止懶惰的唯一保障。這正是我有時聽到人們談論殖民地黑奴時宣布的那套理論。這一見解在執政者中流傳甚廣，因此所有經濟學派不得不擺出姿態，加以批駁。

誰都知道，軍役稅最初是用來供國王購買士兵以免除貴族及其附庸軍役的；但到17世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軍役的義務重又納入自衛隊名下，而這一次完全落在人民頭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農民頭上了。

考察一下總督官邸中充箱盈櫃的有關追捕抗命自衛隊士兵或逃亡者的騎警隊辦案筆錄，就足以斷定，徵募自衛隊障礙重重。對農民來說，實在沒有比自衛隊這種公差更無法忍受的了；為了逃避這種差役，他們常常遁入林莽，政府必須動用武裝追捕。這種情況不免使人驚異，因為今天實行的強迫徵兵制是何等輕而易舉。

舊制度的農民對自衛隊的這種極端厭惡應該歸因於執行法律所用的方法，而不在於法律原則本身；特別應歸咎於這種作法使有被征危險的人長期心神不定（只要未結婚成家，直到四十歲都可能被征）；他們擔心朝令夕改，即使抽著免征簽也無濟於事；禁止找人替換；還由於農民不願去干艱苦危險又毫無提升希望的營生；但是尤其令農民厭惡的還在於，如此龐大的重擔唯獨落在農民身上，落在農民中最窮苦無告者身上，他們地位卑下，使苛政更難忍受。

我手中有很多1769年在大量教區中舉行抽籤的記錄；每個教區免征者的情況都列在上面：這一個是貴族家的僕人；那一個是修道院的守衛；第三個實際上只是資產者的奴僕，不過這個資產者過著貴族式的生活。唯有富裕者可以免征；當一個種田人年年被列入最高納稅者行列時，他的子弟便享有特權，免征入自衛隊：此即所謂鼓勵農業。經濟學派在其他方面最好鼓吹平等，對此卻無動於衷；他們只是要求將這種作法推而廣之，就是說，加重最貧困、最無人庇護的農民身上的負擔。其中一位經濟學派說道：「士兵的微薄軍餉，士兵吃穿住的方式，士兵徹底的依附性，除了下層百姓外，對其他人來說，都過於嚴酷，無法承受。」

直到路易十四統治末期，交通要道無人保養，或者由交通要道的所有使用者保養，即國家或沿途全部的所有主；但就在這個時期前後，交通要道的維修便開始單純依靠勞役，就是說由農民單獨負擔了。不掏一分錢就能使道路通暢，這種方便之計真是獨出心裁，無怪乎1737年，總監奧里在通報里要將它推廣到整個法國。總督有權任意關押頑抗者，或派兵到他們家中搜捕。

從那時開始，每當商業增長、對良好道路的需要和興趣更為普遍時，徭役便應用於新辟道路上，徭役負擔也增加了。

1779年貝里省議會所作的報告說，這個窮省每年通過勞役進行的工程價值估計為70萬里佛。1787年下諾曼底的估計與這一數額相差不多。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農村人民悲慘的命運：社會的進步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村人民灰心喪氣；文明唯獨與他們作對。

約在同一時期，總督們在通信中說，鑒於徭役應單獨用於交通要道，或照當時人所說，用於王家道路，因此，不能在村間特別道路上使用徭役。最窮苦、最少出門遊歷的人反倒要償付路費，這真是奇思異想，不過這種思想儘管新奇，卻十分自然地在那些從中漁利者的頭腦中扎了根，他們很快就不再覺得事情還有其他方法解決。1776年，人們試圖將徭役改為地方稅，於是不平等馬上改頭換面，徭役化為新稅，不平等繼續存在。

徭役從原來的領主徭役改為王家徭役，並且逐漸擴及所有公共工程。我看到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來修建兵營！法令說道，各教區須派遣最佳工人，所有其他工程均為它讓路。

押送苦役犯進監獄，押送乞丐進慈善收容所，這都屬於徭役；每當軍隊換防時，軍隊用具的搬遷也屬於徭役：當時每支軍隊都拖著沉重的輜重，因此這種徭役十分繁重；必須從很遠的地方調集大量車輛和牛，才能拉走這些東西。這類徭役起初不多，但當常規軍越來越多時，這就成為一種最沉重的徭役。我讀到一些國家承包人大聲疾呼，要求給他們調派勞役，將建築木材從森林送往沿海的軍艦修造廠。這些服徭役者通常領取工資，不過工資總是隨意規定，數額很低。賦稅負擔如此不合理，有時如此沉重，以至軍役稅收稅人憂心忡忡。

1751年，一位收稅人寫道：「為修路向農民徵收的各項費用不久就要使他們無力繳納軍役稅了。」

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緻、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我讀過1774年一個大所有者寫給他所在省總督的信，懇請他開闢一條道路。照他的說法，這條道路必將使全村富裕興旺，他擺出種種理由，隨後他提到設立一個市集，他斷定，食品價格將因市集增加一倍。這位好心的公民還說，只要略加資助，人們便可創辦一所學校，為國王培養更加勤奮的臣民。在此以前，他從未考慮到這些必要的改良；兩年前國王密札將他軟禁於自己的城堡中，從那時起他才察覺這些問題。他坦率地寫道：「兩年來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確信所有這些事情是極端有用的。」

但是，尤其在饑饉的年代，人們發現昔日維繫農村大所有者和農民的那些庇護與依附關係已經鬆弛或破裂。在那些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軟弱而深感恐懼；它想一時恢復被它摧毀了的那些個人影響或政治團體，呼籲他們前來幫助，但無人響應，它通常驚異地發現，原來那些人已經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剝奪生命的。

臨此危境，在最窮的那些省份，有一些總督，如像蒂爾戈，貿然抵觸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須養活他們的佃農，直到翌年收穫。我找到許多本堂神甫1770年寫的信件，他們向總督建議向本教區內的大所有主抽稅，不管他們是在教的還是在俗的，他們寫道：「這些人擁有大宗田產，但並不在那裡居住，這些人從中攫取大筆收入，卻帶到別處去揮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里也遭乞丐侵擾；因為，正像勒特羅納所說，窮人在城裡得到救濟；但在農村裡，一到冬季，行乞便成為絕對必要。

人們不時以最殘暴的手段對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爾公爵想一舉掃除法國的行乞現象。在總督們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殘酷。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內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5萬多人。身強力壯的流浪漢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納：讓有錢人再發發善心豈不更好。

舊制度的這個政府，如同我說過的那樣，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並且總是猝不及防。我看過的文件當中，沒有一份通報總督下令逮捕資產者；但是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是在這樣那樣的其他各種場合。對於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的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於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卻即席判決，不準上訴。

1785年內克寫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階級之間存在的巨大距離，容易轉移人們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樣被操縱來對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與人道已成為法國人的特徵和世紀精神，舍此這個問題便會使那些對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們感到無窮憂愁，儘管他們自己免受貧苦。」

但是，壓迫不僅表現在這些不幸者處境惡化，而更多表現在不讓他們改善自己的處境。他們是自由的所有者，他們差不多仍和他們的農奴祖先一樣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窮苦。身處工藝奇迹倍出的時代，他們卻毫無技藝；置身光輝燦爛的知識世界，他們卻尚未開化。他們身上保留著他們種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銳，但並沒學會如何使用；種地本是他們的唯一營生，他們甚至連地也種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紀的農業」，一位有名的英國農學家說道。他們擅長的惟有當兵打仗；至少在這個行當，他們和其他階級還有著天生的必要聯繫。

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窮苦的深淵中；他們被禁錮在這裡，完全隔絕。在天主教崇拜未經反抗就被廢除，教堂遭受褻瀆之前不到20年，政府為弄清一區的人口，有時便採取這樣的方法：本堂神甫在聖桌上點出參加復活節的人數；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計數：得出來的總和就是居民總數。當我發現這種情況時，我感到吃驚，幾乎也感到害怕。然而時代思潮已經從四面八方深入到這些粗野人心中；它們通過條條隱蔽的地下渠道進入，在這些狹隘晦暗的處所，採用著各種奇異的形式。但從外表上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農民的風尚、習俗、信仰，彷彿始終如一；他們已被壓服，他們照樣喜悅。

絕不能輕信法國人在他們最大的痛苦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輕鬆愉快；輕鬆愉快只不過說明法國人相信他們的惡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尋開心，不去想它，而絕不是完全忘懷。給這些人打開一條出路吧，讓他們擺脫他們似乎不介意的苦難，他們立即會朝那個方面飛快地跑去，勢頭暴烈，要是你擋住他們的道，他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就從你的身上踏將過去。

對這些事情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時的人們卻看不到。

上層階級的人們很難清楚辯別老百姓靈魂中，尤其農民靈魂中所發生的一切。教育與生活方式使農民對人類事務有他們自己特有的理解，這個理解對其他一切人一直是封閉的。但是，當窮人和富人幾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務時，那遮蔽雙方精神的黑暗就變得深不可測，窮人富人之間就會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大革命開始之際，一切身居社會大廈高層和中層的人們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當1793年已在眼前，他們還在巧言談論什麼人民的美德、溫順、忠誠、快樂無邪，看到這些，聽到這些，怎能不覺得奇怪：這是多麼可笑、多麼可怖的景象啊！

讓我們在這裡稍事停留，透過我剛剛論述的所有這些小事，思考一下上帝治理社會的一條最偉大的法則吧。

法國貴族階級堅持要同其他階級割離；貴族終於免繳大部分公共捐稅，讓其他階級去承擔；他們以為免於這些負擔，他們就保住了他們的威嚴，開始時看來確實如此。但為時不久，一種看不見的內臟疾病就纏住了他們，他們日益虛弱，卻無人過問；他們的豁免權越多，家境卻越貧困。相反，他們如此懼怕與之為伍的資產階級，卻富裕起來，有了教養；資產階級就生活在貴族身邊，他們不需要貴族，反對貴族；貴族既不願把資產階級當作合伙人，也不願把他們當同胞；貴族不久就發現資產階級乃是他們的競爭對手，過後就成其敵人，而且最終成為他們的主人。一個奇怪的政權解除了他們領導、保護、救濟其附庸的責任；但與此同時，給他們保留了種種金錢權利和榮譽特權，他們估計並無損失；他們繼續走在最前列，他們自己認為還在起領導作用，而且事實上，他們四周還簇擁著公證書中稱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則名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農。實際上，誰也不聽從他們；他們是孤家寡人，當他們最終遭到攻擊時，只能逃之夭夭。

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命運儘管有極大差別，有一點卻彼此相同：資產者同貴族一樣，最終也和人民割離。資產者根本不接近農民，避免接觸農民的貧困；資產者沒有與農民緊密聯合，共同對普遍的不平等進行鬥爭，反倒試圖為一己的利益創立新的不公正：貴族拚命維持特權，資產者也同樣拚命謀取特殊權利。資產者本來出身農民，這些農民在他眼裡不僅形同路人，而且，簡直可以說宿昧平生，只有當資產者把武器交給農民時，才意識到他在無意之中已喚起了民眾的激情，對此他既無力控制也無力領導；他曾經是個鼓動者，不久即將變為犧牲品。

法蘭西這座大廈一度有雄踞全歐之勢，當已成為廢墟時，將使世世代代感到驚訝；但是注意閱讀它的歷史的人，並不難理解它的衰亡。我剛剛描述的幾乎一切罪惡，幾乎一切錯誤，幾乎一切致命的偏見，其產生、持續、發展，實際上均當歸咎於我們大多數國王一貫採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當資產者與貴族彼此完全孤立，農民與貴族、與資產者也彼此隔離，當與此類似的現象在各階級內部繼續發生，各階級內部就會出現特殊的小集團，它們彼此孤立，就像各階級之間的情況一樣，這時可能構成一個同質的整體，但其各部分之間再也沒有聯繫。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傾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

最後，只有人民彷彿從他們所有的主子的過錯和失誤中得到了好處，其實即使他們真正掙脫了主子的統治，他們也無法擺脫主子灌輸給他們的或聽其他們吸取的種種錯誤思想、罪惡習俗、不良傾向的束縛。人們有時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權時，竟然把奴隸的好惡也搬了過去，對自己的行為不能控制，以致蠻橫地對待自己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