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聖母瓜達魯佩
第三部分發展中國家與平坦的世界
(DevelopingCountriesandtheFlatWorld)
第十章聖母瓜達魯佩
不是我們變得越來越像盎格魯-薩克遜人那樣野蠻，而是事實逼迫我們必須迎接挑戰。
——德國報紙《法蘭克福彙報》的出版商弗蘭克〃席爾馬赫爾在《紐約時報》上為德國工人接受再培訓並延長工作時間的做法作出解釋。
到中國去學習知識。
——普羅菲特〃穆罕穆德
隨著我寫這本書的工作逐漸深入，我在各地採訪的時候越來越願意問當地人們一個問題，即他們什麼時候第一次感覺到世界是平坦的。
2004年的春天，我在墨西哥城與幾位墨西哥新聞工作者共進午餐，席間我又問他們這個問題。一位墨西哥記者說，他曾在墨西哥媒體和網際網路上看到一些報道，墨西哥人的守護神聖母瓜達魯佩的小雕像竟然是由中國人製造的，並經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港口運到墨西哥。從那時起，他意識到，自己已經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了。
墨西哥是以勞動力成本低廉而聞名的，可是墨西哥人卻從中國進口守護神的小雕像，這是因為即使考慮到橫跨大西洋的運輸成本，中國人製造這些雕像的成本也比墨西哥本地工廠低。這個事實說明，你生活在一個平坦的世界。
在墨西哥的中央銀行，我問行長吉耶爾莫。奧爾蒂斯，他是否知道有這種事情，隨他眨了眨眼睛告訴我，他察覺到充滿競爭的世界舞台正在變得平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墨西哥正在失去其毗鄰美國市場的天然地理優勢。「200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年來墨西哥對美國出口首次下降，」奧爾蒂斯說，「這是真正的當頭一棒。我們從市場中獲得的收益開始下降，並進而失去市場。世界確實發生變化了，而這種變化卻與中國有關。」
儘管北美貿易協定使墨西哥在對美貿易上佔有絕對的有利條件，儘管墨西哥就在美國的家門口，中國依然在勞動力成本的低廉程度上超過墨西哥，並於2004年取代墨西哥成為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加拿大仍然保持著第一位）。機械設備出口比如汽車、汽車零部件以及冷凍機等的運輸成本是很昂貴的，雖然墨西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其節省了大量運費，但是中國更低的勞動力成本仍然使其在電腦配件、電器部件、玩具、紡織品、體育用品和網球鞋等領域把墨西哥產品擠出市場。更糟糕的是，在墨西哥國內，一些中國製造的產品也開始擠占墨西哥本土公司產品的市場份額，各地商店貨架上都可以看到中國製造的服裝和玩具。
難怪一個墨西哥記者跟我說，有一天他採訪了一位來自中國中央銀行的官員，那位官員對他說的關於中美貿易關係的話讓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最初，我們還怕狼來了——來自國外的競爭，後來我們與狼共舞，現在我們也要作狼。」
從墨西哥回來幾天以後，我與一位來自埃及的朋友拉米斯。埃爾。哈迪迪在華盛頓共進早餐。拉米斯。埃爾。哈迪迪在開羅長期從事財經報道。我很自然地問到她是什麼時候發現世界是平坦的，她告訴我僅僅是在幾個星期以前，穆斯林神聖的齋月期間。在齋月期間，埃及的學生和孩子們按照傳統習俗都會給他們糖果或其他禮物，頗像美國的萬聖節。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埃及的法蒂瑪時期。拉米斯。埃爾。哈迪迪當時為微軟全國廣播有線電視公司作了一個關於這種燈籠的報道。幾個世紀以來，這些小燈籠都是由開羅附近年久簡陋的小作坊里生產的。
直到最近幾年，中國生產的燈籠像洪水一樣迅速地佔領了市場，那些小作坊的日子不好過了。產自中國的燈籠是由塑料製成的，由電池供電的燈泡取代了蠟燭。拉密斯說：「他們以創新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傳統，對此我們也無能為力……這些燈籠源自我們的傳統，源自我們的靈魂，但是中國製造的燈籠卻比我們自己做得更有新意，更先進。」拉米斯說，當她問埃及人是否知道這些燈籠是哪裡製造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答不上來。但隨後，他們會把燈籠轉過來並發現它來自中國。
埃及自己生產的燈籠由玻璃製成，並用金屬邊包住邊緣，裡面點蠟燭。許多像拉米斯一樣的母親非常感謝中國生產的燈籠更加安全。中國生產的燈籠用的是塑料和燈泡，其內部還有一個電子晶元，能夠播放埃及齋月期間的傳統歌曲，甚至當前非常流行的齋月動畫系列片Bakkar的主題歌。埃及的美國商會出版的《商業月報》在其2004年12月號中報道說，從中國進口燈籠的埃及企業家不僅是在和同行競爭，同時也是在和幾百年來的埃及傳統工業競爭。不管怎樣，中國製造的燈籠註定是要流行起來的，一位著名的出口商塔哈。扎耶特說：「進口燈籠減少了傳統燈籠的銷售額，其現在的市場佔有率不到5%.」與埃及傳統燈籠行業有關的人都認為中國在製造方面有明顯的優勢。中國可以用更高級的技術進行大批量生產，從而使生產成本更低。埃及自己的燈籠產業是由一系列各自從事不同工作程序的作坊組合而成，有的作坊安裝玻璃，有的刷油漆，還有的焊接和安裝金屬邊。「這麼多年來，他們製造的燈籠一成不變，我認為將來有一天埃及自己生產的燈籠會徹底絕跡的，」扎耶特說，「他們無論如何是無法與中國的產品競爭的。」
像中國一樣，埃及有大量的低收入工人。它緊鄰歐洲，跨越蘇伊士運河。它本可以並且應該像中國台灣地區那樣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經濟，但是埃及卻把市場份額讓給了中國，埃及穆斯林最受重視的宗教民俗工藝品卻要中國製造。進口中國燈籠的埃及商人易卜拉欣。埃斯瓦讓《商業月報》參觀了他在埃及回教購物區穆士奇（Muski）鎮的貨棧。2004年，他從中國進口了16種不同的燈籠。
「在穆士奇（Muski）
鎮喧鬧的人群之中，埃斯瓦向他的一個僱員打了個手勢，那個夥計迅速打開一個落著塵土的箱子，拿出一個塑料燈籠，外形是電影《獅子王》中小獅子辛巴的頭像。這是1994年我們進口的第一款燈籠，「他說。接著，他打開了開關，藍色的獅子頭亮了起來，燈籠里傳出了《小小的世界》的歌聲。
自我反省這本書的前兩章主要是講了公司與個人，特別是美國人，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應對世界平坦化帶來的挑戰。這一章主要講述發展中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政策為本國的公司和企業家創造有利於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的良好環境，當然，我在這裡所說得很多觀點也適用於發達國家。
當發展中國家開始思考來自平坦世界的挑戰時，他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自我反省。
所有國民和領導人都必須客觀地看待自己，尋找自己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的位置，看看自己在導致世界平坦化的10種因素中處在什麼階段。人們要捫心自問：「我的國家有了多大程度的進展？它已經被平坦的世界落下了多遠？他在多大程度上順應了發展的潮流並利用了競爭與合作的新平台？」正如那個中國的央行官員所說的，中國是一匹狼。在導致世界變得平坦的10個因素中，中國打入世界市場后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許多發達國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得比中國更好，而且中國會逐漸在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取得同樣的成功。
隨著中國因素和其他9個因素產生的作用日益強大，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夠客觀地認識自我，那麼它勢必將被平坦的世界淹沒。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世界應該效仿嗜酒者互戒會。我們把這個俱樂部叫做發展中國家自省互助會。嗜酒者互戒會的會員最初見面時，你要先起立，然後說：「我的名字叫托馬斯。弗里德曼，我是個嗜酒者。」在發展中國家自省互助會，每個國家在初次見面時也要先起立，然後說：「我的名字叫敘利亞，我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或者說：「我的名字叫阿根廷，我還沒有充分發掘自己的潛力。」
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不管是發達的還是發展中的，都應該坦然面對自己的不足，就像我指出過的美國的毛病一樣。（「你好，我的名字叫美國，我還沒有開發出更先進的技術。）」「每個國家都應該做出深刻的自省，因為如果不做X光胸透，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和潛力，任何國家都不會有所發展，」墨西哥主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工作的路易斯。德拉卡列說。沒有跟上發展車輪前進的國家也像無法自拔的酗酒者一樣，如果想追上大家就必須對自己有深刻地反省。發展是一個自願的過程，你需要堅定的決心和爭取的步伐，自省是第一步。
認真而仔細地審視一下自身的優勢和劣勢，並清楚地了解在一個平坦世界中這意味著什麼。
「當你我出生的時候，」德拉卡勒對我說，「我們的競爭者只是住在我們隔壁的鄰居。而今天我們的競爭者則可能是一個日本人或一個法國人或者是一個中國人。在平坦的世界中，你能很快了解你在競爭中的地位……現在你正在與其他的人競爭，在平坦的世界中最有才能的人將獲得更多，」如果你不合適的話，有人會替代你，而且替代你的這個人不會再是那個住在你街對面的人。「通過批髮型改革實現發展正如我試圖通過這本書所要討論的，當世界變得平坦時，一個國家的發展依賴於做好三件基礎工作：基礎設施——從便宜的網路寬頻和手機到現代機場和道路，因為正是這些基礎設施將本國人民與平坦世界平台聯繫起來了；正確的教育——將更多具有創造力和合作精神的人民帶入平坦世界平台；正確的監管——從財政政策到法律法規——以可獲得的最有成效的方式來管理你的人民與平坦世界平台間的互動。
在20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在柏林牆倒塌以後，很多國家開始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在全球化2.0版本時期，隨著世界逐漸縮小，批髮型改革的時代來臨了。
所謂批髮型改革就是指廣泛的宏觀經濟改革。中國、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等國是推動批髮型改革的先行者。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威釋放社會上原本束縛的市場力量。
他們推動自己的國家轉變為出口型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同時國有企業改革。放鬆金融市場管制，吸引國外直接投資，減少津貼、進行降低保護性關稅以及制定更加靈活的勞動市場政策。埃內斯托。塞迪略在1994年到2000年期間擔任墨西哥總統，在其擔任總統之前還曾擔任財政部長。有一次，他對我說，開放墨西哥經濟的所有決定都是由三個人做出的。當中國要從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變的時候，也是鄧小平一個人力排眾議說：「致富是光榮的」：「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1991年，印度財政部長曼莫漢。辛格採取試探性的步驟如加強對外貿易、促進投資和鼓勵競爭開放印度經濟。這種政策並沒有經過全國性的大討論，但由於印度經濟過於僵硬，對外國投資者沒有吸引力，當時印度的外匯已經幾乎枯竭。當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時候，也是依靠著克里姆林宮賦予他的權利以及領導層內少數同盟者的支持。相同的情況還曾發生在1984年瑪格麗特。薩切爾夫人決定推行批髮型改革以重振英國萎靡不振的經濟的時候。
擺在所有領導人面前的事實是，建設更加開放和有競爭性的市場是一個國家擺脫落後的唯一手段。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新思維、新技術和最優操作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滲入國家經濟的各個層面，從而使私人企業、甚至政府能夠感受到競爭激勵，願意接受創新並通過創新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和產品。就像戴維。多拉爾和阿特。克賴在他們寫的《貿易增長和貧窮》中總結的：「經濟增長是世界上反貧窮的最好手段。」
世界銀行報告說，1990年，中國大約有3.75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狀態，每天人均支出不到1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國的極端貧困人口已經下降到2.12億人。
如果這個趨勢保持下去的話，預計到2015年，這個數字將下降到1600萬人。在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極度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4.62億人下降到2001年的4.31億人，預計到2015年這個數字會下降到2.16億人。然而在撒哈拉非洲恰恰相反，那裡經濟全球化的腳步非常緩慢。極端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2.27億人上升到2001年的3.13億人，並預計繼續上升到2015年的3.4億人。
當一個國家基本上完成了批髮型改革之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國家曾經認為，只要全面實行批髮型改革，比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解除對公用事業的管制、降低稅費、鼓勵出口等等，那麼中國就將從此走上經濟發展。但是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平坦，中國開始在製造業領域裡同世界各地的對手競爭，印度開始向世界各地出口其科技人才，公司可以把業務外包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個人前所未有地同世界上每一個人展開競爭。所有這些情況表明，如果一個國家想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僅僅靠批髮型改革已經不夠了。更深層次的改革——一個能以更為深刻的方式改變教育、基礎設施和監管的改革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發展的唯一途徑是進行零售型改革如果世界縮小成一個城市，那麼它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我會這樣描述它：「西歐是一個有著良好生活設施的住宅區，一群老年人在這裡被土耳其護士照料著，享受著天倫之樂。美國則像是一個安裝著大鐵門的社區，門口有金屬探測器，很多人坐在前院抱怨別人是多麼懶惰，卻誰也不曾注意，籬笆圍牆上被來自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移民扒開了豁口，並且由於這些人的工作，這個戒備森嚴的社區才能運轉得很好。拉丁美洲是這個城市的娛樂場所，俱樂部雲集，每天晚上10點開始工作，然後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這裡是最適於居住的地方，沒有商業的嘈雜，除了在智利人聚集的街道，你看不見有什麼新的商鋪開張。這裡的老闆不會對產業再投資，而是把所有的利潤存在銀行。
阿拉伯的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幾條叫做迪拜、約旦、巴林、卡達和摩洛哥的小巷，外人不敢在這裡逗留。在阿拉伯的街區里，唯一的新商行就是加油站，其所有者也像拉丁美洲的老闆一樣，很少熱心於擴大投資。在這裡居住的人總是拉著窗帘，關閉百葉窗，並在其前院的草坪上插上牌子，上面寫著；『小心狗咬，閑人免進。』亞洲則是另外一番景象，這裡是一個新興的大市場，有許多小型商店和僅有一個房間的小工廠組成，其間夾雜著卡普蘭（Kaplan）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培訓學校和各種工程技術學院。他們都生活在大家庭中，所有人干起活來都不睡覺，他們想靠努力和勤奮改變命運。在名叫中國的街道上，沒有強制的交通法規，但所有的道路都被鋪得整整齊齊，沒有坑坑窪窪，路燈也總是亮著。
印度的街道則相反，沒人修理破損的路燈，路上到處都是被車輪壓出的溝槽，但是警察卻忠於職守，嚴格執法，你要是想在街邊開一家檸檬水商店，必須要出示許可證。幸好，你可以通過賄賂當地警察辦成你想辦的事。在這裡，所有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己配置發電機以保證工廠的電力需要，必須自備行動電話與外界通信，因為本地的電線杆都倒著。非洲的街道很悲慘，這裡所有的店鋪都關門了，人口預期壽命在下降，唯一的新建築是衛生診所。「有一點需要注意，每個地區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必要進行一定程度的零售型改革。什麼是零售型改革？我們剛才談到了推進對外貿易、促進投資以及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等批髮型改革，零售型改革是指在批髮型改革的基礎之上，對4個關鍵的社會政策進行調整，這4個方面包括：基礎設施、管理機構、教育和文化建設。這樣，人們就可以放開手腳去革新、創業以及積極地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合作。
由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因率領的團隊完成了一份報告，對零售型改革的很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我們從他們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什麼？首先，使每個人都有工作並不能保證你的國家能夠擺脫貧困。
每年，埃及都會保證大學畢業生100%就業，但經濟近50年的緩慢增長已經使國家陷入貧困的泥沼。
「如果擺脫貧窮僅僅是工作崗位數量的問題，那就太簡單了。」克萊因和比塔。哈吉邁克爾在他們為世界銀行所做的研究《發展過程中的私營部門》中說，「比如，如果需要的話，國有企業可以吸收所有的無業人員。真正的問題不僅僅是就業，而是在有效率進行生產的前提下實現的就業，這種就業才會提高生活水平。國有企業和接受國家補貼的私人企業不足以支撐超過實際需要的工作崗位，過重的負擔使它們難以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僅僅把國外資本吸引到國內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甚至對教育的大量投資也無濟於事。
「生產力的提高、擺脫貧窮不是簡單地把各種資源堆在一起就可以解決，」
克萊因和哈吉邁克爾說，「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這些資源。」換句話說，在進行了批髮型改革之後，政府必須繼續為人們提供一個受法律保護的，遵守遊戲規則的經濟環境，使私營企業和個人可以放心地從事各種競爭，真正的經濟增長才會到來。只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企業家，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去創新，公司的數量才會逐漸壯大，並對經濟發展形成有利的支撐。真正的工作崗位是從這裡產生的。教育改革只是經濟騰飛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只有當人們感到創業是容易的，是有利可圖的，僱用和解僱勞動力不受限制，信用體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夠保護資本所有權不受侵犯時，改革所需的各種條件才算齊備。面臨競爭壓力的公司只有更多更快地創新才能生存下來。
國際金融公司是在對130多個國家進行調查研究后得出這個結論的，該項研究的題目叫做「經商2004」，國際金融公司在每個國家中問了5個最基本的問題：①從當地的法律、市場規則和許可證費用的情況來看，創辦公司是容易還是困難？②能否自由地解僱和雇傭工人？③合同的執行是否困難？④信用體系是否完善？⑤是否有健全的企業退出制度？凡是在這5個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國家一定進行了零售型改革，反之，僅僅停留在批髮型改革階段的國家是不會在平坦的世界里繁榮昌盛的。國際金融公司的評判標準得到了埃爾南多。德索托的有力支持，埃爾南多。德索托在這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秘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證明，如果改變經營環境，理順遊戲規則，讓窮人們有機會參與合作，情況自然會好起來。
「經商2004」試圖用一些生動的例子來闡明它的觀點：。特庫是雅加達的一個企業家，想開辦一家紡織廠。他已經聯繫到了客戶，進口了機器設備，制定了前景美好的商業計劃。當特庫要為他的企業註冊的時候，開始與政府打交道。他先從司法部領取了標準表格填好，並作了公證，證明他是當地居民，沒有犯罪記錄。然後，他獲得了一個稅號，再申請營業執照，並在指定銀行存入最低註冊資本（人均國民收入的3倍）。
接著，他在官方通報上發布了公司章程，支付了印花費，再到司法部註冊。
90天後，他需要填寫與社會保障有關的文件。168天後，他的企業終於可以合法營業了。在這段時間裡，他原先聯繫好的客戶已經和別的公司簽訂了合同……
艾娜是巴拿馬的一個企業家，她註冊建築公司只需要19天的時間。由於公司的經營蒸蒸日上，艾娜想多雇傭些人員，並簽訂為期兩年的合同。但是當地的法律要求有固定期限的傭工合同必須是特種工作崗位，而且期限最長為一年。與此同時，艾娜公司里的一名工人經常無理由早退，並因此影響整體工作，造成了巨大損失。
為了替換掉這名工人，她必須事先通知工會，並得到工會的同意，然後再支付5個月的解僱賠償金。思前想後，艾娜決定不再雇傭更有能力的應聘者，還是讓這名不稱職的工人繼續留在公司里……再看看一個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商人阿里，他可以自由地雇傭和解僱工人。但是他的一個客戶拒絕為晚送到3個月的設備支付貨款。法院解決這個付款紛爭動用了27道程序，花費了550多天。幾乎所有的程序都必須以書面形式進行，都必須提供大量的合法理由，都必須聘請律師。
經過這件事後，阿里決定以後只和他熟悉的老客戶打交道……蒂姆尼特是衣索比亞一名年輕的企業家。她想通過向銀行貸款發展自己前景不錯的諮詢公司。
由於當地沒有個人信用記錄，所以她無法證明自己的信用狀況。同時，儘管她的公司擁有大量的應收賬款，法律禁止以此作抵押向銀行借款。最終，銀行認為，如果蒂姆尼特失信，銀行是無法收回貸款的，因為法院的工作效率很低，法律也沒有給債權人足夠的保障。借貸申請被駁回，公司的發展只能原地踏步……印度商人阿維克註冊了公司，僱用了工人，簽訂了合同，得到了貸款。但是當他發現公司賺不到利潤經營不下去時，卻必須面對長達10年的破產程序。最後阿維克逃走了，留下了沒人管的工人，沒人還的銀行貸款和欠下的稅金……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有些地區經過20多年的宏觀經濟改革並沒有減少貧困，沒有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進行零售型改革。根據國際金融組織的報告，如果你想創造出有生產力的工作崗位（這些工作會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你想促進新公司的成長（這公司能夠創新、競爭和製造財富），那麼你需要一個有著完善合理遊戲規則的市場環境，在這樣的環境里，開辦公司十分容易，並隨時可以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公司業務，由於市場退出機制的完善，經營不善的公司隨時關門，這樣可以把資本釋放出來用到能夠創造價值的領域。國際金融公司並不是呼籲全面否定現有的各種機制，而是改革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各種制度，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環境，便於人們利用各種合作機會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
國際金融公司說，「在澳大利亞開辦公司，辦理手續只需要兩天的時間，在海地需要203天，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需要215天，在丹麥為創建新公司辦理手續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在柬埔寨繳納的費用相當於人均收入的5倍，在獅子山交納的費用則是人均收入的13倍。中國香港、新加坡、泰國等佔世界30%多的經濟體不對新建公司設立最低資本要求。相反，在敘利亞，最低資本額相當於人均收入的56倍……捷克和丹麥的公司可以自由地與工人簽訂要求定期合同只適用於特種工作，期限最長為一年……在突尼西亞，出現違約時，法院強制執行原合同的時間只需要7天，荷蘭需要39天，而在瓜地馬拉幾乎需要1500天。在奧地利、加拿大和英國強制執行合同時花費的費用不到爭議合同金額的1%，但在布基納法素、多明尼加、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費用占合同金額的100%紐西蘭、挪威和美國的信用監管當局掌握著幾乎每個成年人的信用記錄，但是在喀麥隆、迦納、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塞爾維亞和黑山，有信用記錄的人占成年人數比例不足1%.當債務人破產的時候，英國的擔保法和破產法會為債權人提供強力的支持，幫助其盡量挽回損失。而在哥倫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墨西哥、阿曼和突尼西亞，債權人是沒有這些權利的。在愛爾蘭和日本，破產程序只需不到6個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則要超過10年。在芬蘭、荷蘭、挪威和新加坡處理破產程序的花費只相當於標的資產的1%，而在查德、巴拿馬、馬其頓王國、委內瑞拉、塞爾維亞、黑山和獅子山，這個比例幾乎是50%.」
國際金融組織指出，過度的規則原本是要保護弱勢群體，實際上卻對弱勢群體十分不利，而且富人和有後台關係的人可以通過花錢和搶奪繞過繁瑣的規則。
在勞動力市場受到嚴格管制的國家，企業不能隨隨便便地雇傭和解僱員工，尤其是婦女就業更加困難。
「好的規則並不意味著沒有規則，」國際金融組織的研究指出，「最理想程度的管理不是放任自流，但是也許會比現在大多數國家中管理程度更松，特別是那些貧窮的國家管制過多。」該研究指出的措施與我倡導的零售型改革不謀而合：一是簡化原則，儘可能地解除對競爭的管制。因為競爭可以實現優勝劣汰，而過多的管制則會打開官僚貪污賄賂之門。「安哥拉採用了葡萄牙制定的就業法，該法被認為是最嚴格的就業法之一。但如果葡萄牙自己已經把它制定的就業法修訂了兩次，安哥拉就沒有理由死抱著舊版法律條文不放，」二是集中精力加強對財產權的保護。在德索托的倡議下，秘魯政府在最近10年承認了120萬戶城市家庭對其所佔土地的所有權。
「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使父母們可以放心地離開家去找工作，不必像以前那樣守著家不敢離開。最主要的受益是他們的孩子，他們可以上學了。」三是把網際網路技術運用到管理之中。
它可以使辦事過程更快、更透明、更不容易產生賄賂醜聞。四是減少法院捲入商業糾紛。最後，改革要持續不斷，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勞永逸。在國際金融組織的調查中表現不錯的國家都是遵循著這個原則。
關於國際金融公司的標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人認為其是針對秘魯和阿根廷這樣的國家提出的，但實際上，得分很低的國家中卻包括了德國和義大利這種發達國家（德國政府甚至對研究中的一些發現提出了抗議）。
學習愛爾蘭通過推進監管、基礎設施和教育等方面的零售型改革而實現了跳躍式發展的最好例子是愛爾蘭。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愛爾蘭今天是僅次於盧森堡的歐洲最富裕的國家。這個國家幾百年來一直是因貧窮的移民、飢荒、內戰和妖精傳說而著名，今天卻有著比德國、法國和英國更高的人均GDP.愛爾蘭是怎樣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由歐洲的病人一躍而成為歐洲的富人呢？愛爾蘭的轉變始於20世紀60年代晚期，當時愛爾蘭政府取消了對中等教育的收費，於是更多的工人階級的孩子能接受更高的教育。
1973年愛爾蘭加入了歐盟后，愛爾蘭已經擁有了大批的比上一代受過更高教育的工人。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儘管愛爾蘭已經從加入歐盟中得到了一些收益，如得到了更多的補貼，可以建設更好的基礎設施，得到了更大的市場來銷售自己的產品。
但是由於愛爾蘭多年來一直實行過分保護，它並沒有足夠的具有競爭力的商品銷售。
愛爾蘭已經瀕臨破產，並且大多數的大學生都已移民國外。
「我們繼續無節制地借款、花費和徵稅，這幾乎讓我們破產，」在2005年6月我訪問都柏林的時候副首相瑪麗。哈尼對我說。「也正是因為我們幾乎破產，我們才有了改變的勇氣。」愛爾蘭的確改變了。政府、主要工會、農場主和工業家們齊聚一堂，並對節儉財政養政案達成了共識，公司稅銳減到12.5%（這一稅率比其他歐洲國家要低得多），政府開始控制工資和價格的上漲，並大量吸收外國投資。1996年愛爾蘭宣布公立大學基本上免收學費，這樣就能創造更多的受教育的工人。這些措施的結果是令人震撼的。今天，世界前10名的醫藥公司中有9個，前20名的醫藥器材公司中有16個，前10大軟體公司有7個公司已經在愛爾蘭開始了經營。到2004年，愛爾蘭從美國得到了比中國從美國得到的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國家的稅收收入穩步增加。
戴爾計算機公司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通過一封郵件向我解釋道，「我們於1990年在愛爾蘭投資，是什麼吸引了我們？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附近有很好的大學。
愛爾蘭有獨立於政治集團的產業和稅收政策，這些政策能對商業進行一貫的支持。愛爾蘭還有非常好的運輸和物流業以及良好的區位位置——使我們能夠將產品很容易迅速運往歐洲主要市場。「最後，邁克爾。戴爾補充道，」他們很具有競爭意識，希望能成功，同時渴望並且了解如何成功。我們的工廠在利默里克，但是我們同時在都柏林外有幾千個銷售和技術人員。愛爾蘭的人才對我們來說是相當好的資源。同時我們也是愛爾蘭最大的出口商。
英特爾1993年建立了其在愛爾蘭的第一個晶元工廠。英特爾公司副總裁詹姆斯。賈勒特說，吸引英特爾公司的是在愛爾蘭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低公司稅和其他的優惠政策讓英特爾公司在過去10年裡節約了大約10億美元。愛爾蘭的國民健康保障也沒有損害公司的利益，反而是大大減輕了英特爾公司的健康保障義務。
「我們現在在那裡的4個工廠里有4500個工人，我們在香儂已經和愛爾蘭工程師一起進行高端晶元的設計。」
在愛爾蘭有很多個投資的醫藥設備製造商巴克斯特（BaxterInternational）
的前任首席執行官小哈里。克雷默解釋道：「工作道德規範、稅收水平以及勞力供應的靈活性都使愛爾蘭對投資的吸引力要比法國或德國大得多，在德國或法國，解僱一個工人的成本相當大。」他補充道，愛爾蘭人很有自信，他們認為如果實行靈活的勞動法，儘管可能會喪失一些工作，但是新的工作也會不斷增加。而事實的確如此。當愛爾蘭在就業政策上積極進取的時候，德國和法國卻仍然採取防守的保護政策，它們越採取保護政策，就越難以創造新的工作。1990年，愛爾蘭總的就業商位為110萬人。到了2005年底，這個數目到了大約200萬人。
愛爾蘭在其他政策改革方面一樣咄咄逼人，愛爾蘭的教育部部長瑪麗。哈納芬解釋道，國家希望將教育改革提到一個新的水平。愛爾蘭準備到2010年將其科學和工程學博士數目翻1倍，並且已經設立各種基金吸引全球公司和各類人才到愛爾蘭進行研究。愛爾蘭現在正積極招募中國科學家。哈納芬說，「對於我們自己的高素質學生來說，能和國外的高素質學生交流並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建立企業或發明產品。從2001年到2005年，愛爾蘭科學基金已經幫助建立了160多個研究小組，這些研究小組中有34個是從國外實驗室來到愛爾蘭的。順便提一下，愛爾蘭科學基金的第一個領導人就是一個在國家科學基金工作的美國人。
愛爾蘭的故事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事實：資金在世界的流動並不只是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如果是這樣的話，所有的外資都會去海地和孟加拉國。資金在尋找生產能力最強同時價格也最便宜的勞動，思科系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說得非常好：「工作將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勞動力、有競爭力的基礎設施、創造性環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這些地方的人們將會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國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領導工業革命的國家。」
文化的作用：全球化今天零售型改革所獲得的利益將比過去更高，並且大多數的國家都已經明白這一點，批髮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通過行政命令推動。但如果要克服既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零售型改革需要更為廣泛的公眾基礎和議會的大力支持。
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夠調動各個利益集團和公眾將零售型改革推行到底，有的國家卻半途而廢呢？
答案是文化。
把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完全歸因於文化是荒謬可笑的，但是在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時，不考慮其文化因素同樣不合理，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都想把文化影響納入自己的研究範疇。當然，這種研究方法是有爭議的，文化因素就像是屋子裡的大象，誰都知道它存在，但都不願意提起。我要提到文化因素是因為隨著世界變得平坦，越來越多的合作工具可以被人們使用。有些文化能夠鼓舞人們迅速地掌握並利用這些工具，而有些文化則不能。世界的平坦化會把這兩類文化之間的差異放大，進而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發展結局。
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本書是經濟學家戴維。蘭德斯寫的《國富國窮》。
他在書中指出，儘管氣候、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都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國家能夠從農業社會躍進到工業社會，而有些國家沒有，但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不同的文化稟賦，特別是一個社會在勤勞、節儉、誠實、忍耐和堅忍等方面的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深入民心的程度。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文化風俗和其他因素共同影響一國經濟情況的觀點。但是蘭德斯堅持把文化問題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並拒絕認為某些國家的發展持續停滯僅僅是西方殖民、地理因素或歷史遺留問題的結果。他的觀點讓我感到精神振奮。
我認為，在平坦的世界里，文化在兩個方面會影響不同人群的發展。其一是文化的外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接受異己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與本地化的結合方面表現如何？其二是文化的內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人們認同所謂的民族團結並集中精力於國家經濟發展；在多大程度上，社會中的人與人彼此信任，即使互不相識，也可以共同合作；在多大程度上，這個國家中的精英能夠關心社會大眾，並願意回報自己的祖國，或是對國家的貧窮置之不理，只顧在國外撈錢？
國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國外的新思想、新技術並把他們同自己的傳統相融合，印度、美國、日本和近年來的中國文化在這方面的能力就很突出。比如在印度人看來，蒙古人來了，蒙古人去了；英國人來了，英國人去了。
但印度文化卻仍然屹立，印度人仍然吃咖喱飯，印度婦女仍然穿莎麗，印度人仍然以家庭為單位，幾代人在一起生活。這正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最佳範例。
「在這個世界上，開放的文化和不排斥新元素的文化會佔優勢，」掌管印度高科技貿易聯合會的Mphasis公司首席執行官雅伊瑟斯。拉奧說，「我的曾祖母是文盲，我的祖母只上過2年級。我的母親沒有上過大學。而我的妹妹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我的女兒目前就讀於芝加哥大學。我們親眼所見這些變化，而我們願意作出改變……
你必須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同時還要接受其他文化的統合。固守自己的文化，排斥異己的人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好好想一想，當中國皇帝把英國外交官趕走，誰最終受到了傷害？是中國。固守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危險的。「」開放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十分重要，「拉奧補充說，」因為這意味著你開始接觸有才能的人。當你和世界另一個角落的開發者聊天的時候，你並不知道他或她的膚色，你們彼此聯繫的基礎是因為對雙方才能的認同而不是種族或民族。如果你生活在崇尚這種文化觀的國度里，這種文化會潛移默化地改變你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看法。「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隨著世界逐漸平坦，許多穆斯林國家開始在不安中掙扎。
由於複雜的文化和歷史原因，除了土耳其、黎巴嫩、巴林、迪拜、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逐漸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很多穆斯林國家無法把全球化與本國傳統有效地結合。
當今世界，只有適應性和包容性強的文化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想一想本。拉登主義者的指導思想。他們要把所有的外國人和來自外國的影響從沙烏地阿拉伯清除掉。這恰恰是開放與合作的對立面。部落文化和思想在許多阿拉伯國家仍然占支配地位。在平坦的世界，勞動分工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的人與他們不認識甚至永遠不會見面的人合作。如果你想參與到現代的勞動分工中來，你必須對陌生人有更多的信任。
戴維。蘭德斯說，在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某些文化觀念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特別是一些禁止婦女在公共場所露面，禁止她們參與經濟活動的觀念。在這樣的社會裡，男人一出生就享有高於其姐妹以及社會中所有女性成員的特權，這對男人們是十分有害的，因為他們會產生自以為是的感覺，進而喪失了提高、前進和實現理想的動力。當然，這種性別歧視不僅存在於中東地區。實際上，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都出現過類似的社會現象，即使是在所謂的現代工業社會。
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對全球化的抵觸已經受到了一些阿拉伯人的關注。2004年5月5日，在沙烏地阿拉伯出版的一份英文日報《阿拉伯新聞》上刊登了由沙烏地阿拉伯記者拉伊德。古斯塔斜的文章，題目是《需要等多久才能邁出第一步？》「在沙烏地阿拉伯，恐怖襲擊事件已經成為新聞里的家常便飯了。每當我希望並祈禱它不要再發生的時候，事態反而更加惡化。」《利雅得新聞》的主編圖爾基。
阿爾敘戴利對這些恐怖事件發生的根源進行了分析。他說，「那些執行恐怖襲擊任務的人是信朱海曼（Juhaiman）
運動的追隨者，這場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席捲了主要的伊斯蘭教寺院。這種運動認為異教徒是可惡的，應該放手信徒們對異教徒處以極刑，不管異教徒是西方人，還是不願意遵從他們意願的傳統阿拉伯穆斯林。阿爾敘戴利談到：面對這種情況，沙烏地阿拉伯應該怎麼辦？如果一個國家拒絕探究深層原因，就像我們過去20年裡一直做得那樣，那麼用同樣意識形態武裝的另一群破壞分子的勢力壯大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我們的文化在幫助製造這些怪物嗎？我們的教育體系不培養人們對其他信仰的寬容心，更不用提對其他伊斯蘭教派思想追隨者的容忍了。這種做法需要有所改變。需要改變的還有沙烏地阿拉伯文化本身，以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接受其他生活方式，卻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別人的事實。從4年級到12年級，我們不告訴孩子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文明，不告訴他們我們只是全球共同體的一部分，我們只是反反覆復地強調伊斯蘭帝國是唯一的。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了。「當談論到經濟活動時，人們很容易忘掉對一國發展起到最大推動作用的是文化的容忍度。當寬容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人人都會因此得到好處，因為寬容是彼此信賴的前提，而彼此信賴又是創新和企業精神的基礎。增進不同群體、不同公司、或社會之間的信任水平，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印度教的本質就是教人學會寬容，這種文化導致了印度整體的繁榮。「再看看居住在烏干達的那些印度人，他們受到獨裁者伊迪。阿明的排斥，最後被寬容的英國社會所接納。現在，這個群體中產生的百萬富翁比英國任何一個移民群體中出現的都要多。回顧歷史，當伊斯蘭世界學會了寬容，它就會繁榮起來，摩爾人的西班牙就是例證。但是在當代，一些伊斯蘭國家已經被某些精神領袖所通知，他們拒絕寬容，拒絕改變或創新。這種意識形態最終延誤了許多伊斯蘭國家的經濟發展。
在這裡，我們又要提到我曾經說過的平坦係數。事實是，國家越平坦，國內自然資源如像石油越貧乏，人們的文化就越傾向於適應平坦世界的要求。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在進化進程中，更容易接受新思維，因為這是他們生存和進步的唯一依靠。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文化不僅僅對社會的發展很重要，而且一個社會的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文化沒有滲入到我們人類的DNA中，它們是每個社會中地理環境、教育水平、領導人能力和歷史經驗的綜合產物。既然形成文化的各個因素可以發生變化，文化本身也可以改變。最近50年，日本和德國從高度軍事化的社會轉變為和平主義者和民主社會。巴林是阿拉伯世界里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國家，也是第一個石油資源耗盡的國家。最終巴林成為海灣地區第一個實行議會民主選舉的阿拉伯國家，並且婦女和男人一樣擁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由穆罕默德信徒組成的西班牙在世界歷史上是最寬容的國家之一，西班牙是個崇尚貿易和經商的國度，在那裡，人們不得不靠智慧以及學會與別人合作才能謀生。而沙烏地阿拉伯靠賣石油就可以過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沙烏地阿拉伯法律會禁止修建其他信仰的教堂或廟宇。
然而，緊鄰沙烏地阿拉伯的迪拜卻利用其石油美元修建了海灣地區的貿易中心、旅遊中心、服務中心和計算機中心。迪拜是世界上最寬容的大都會之一，在那裡，壽司和高爾夫球場看上去比清真寺多，旅遊者甚至不需要簽證。是的，文化很重要，但是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不是人類的基因，既然社會是不斷前進的，領導認識不斷改變自己的治國方針的，那麼文化也是可以改變的。
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像很多美國籍印度人一樣，風險基金經理迪尼克。辛格經常回印度看望家裡的親人。2004年冬天，他又回到了新德里。幾個月之後，他告訴我，這次回家后，他明白了為什麼除了高科技部門，印度的經濟在整體上還是沒有實現飛躍。
「我住在新德里一家賓館的6層，」他回憶說，「可當我站在窗前，我可以眺望很遠。為什麼呢？因為在新德里，電梯供電沒有保證，所以這裡的建築都不會很高。」
有遠見的投資者不會在電力不足的城市修建高層建築的，否則一旦電力中斷，你不得不爬20層樓梯。在這樣的城市裡，由於低層建築大面積平鋪，所以對空間的利用率很低。我對辛格說，他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曾經在中國大連的旅行。我曾經於1999年去過大連，當2004年再次來到這裡時，我竟然已經認不出這座城市了。
這裡有許多新的建築，包括很多現代的採用玻璃幕牆和金屬架構的摩天大樓。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於1999年來過這裡。接著，我又想起了1974年夏天，我曾經訪問過開羅的中學，當時，整個城市中最著名的三個建築是尼羅河喜來登酒店、開羅塔和埃及電視台大樓。2004年，即使已過了30年，它們依然是當地最著名的建築。這些年以來，開羅的地平線幾乎沒有改變。無論我什麼時候回到開羅，我都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不會走丟。結束在大連的訪問后不久，我來到了墨西哥城。已經5年沒有來這裡了，這次回來后的感覺是這座城市比我記憶中的乾淨了許多，真應該感謝市長為此所做的工作。我也發現了一些新建築，但是數量不像我預想的那麼多，儘管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經有10年時間了。而且，我發現我的墨西哥朋友們有點沮喪。他們告訴我，墨西哥已經過了發展的最佳狀態，今後再也不會有像以前那樣的高增長了，而且人們的自信心也逐漸衰退。
所以在新德里，不管怎樣建設，你都能在城市裡一眼看到天邊。在開羅，地平線永遠不變。但是在中國，如果時隔一年之後再去某個城市，其快速的變化會使你發覺自己好像從來沒有到過這裡。對於墨西哥城來說，當人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並遙遙領先時，卻在轉彎處猛然撞到了中國，這才發現原來中國走的是另一條道路，速度比自己還快。
怎麼解釋兩者之間的區別呢？我們知道經濟成功的基本公式是：經濟成功=批髮型改革+零售型改革+良好的管理+良好的教育+完善的基礎設施+把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能力。而我們不知道的是為什麼有的國家可以同時把各個方面調動起來，使其持續地發揮作用，而有的國家就不行。為什麼有的國家的地平線能夠在很快發生改變，而有些國家的地平線歷經半個世紀也沒有什麼變化。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是「國家的內在能力」。這種能力主要指社會聚攏所有資源和為經濟發展做出犧牲的能力和意願，以及這個社會的領導人以權力謀發展而不是為自己謀取利益或保持社會原狀的意願。有些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看上去能夠把所有的能量優先集中於經濟發展。有些國家的精力則完全被意識形態和地方各個勢力之間的長期爭鬥所分散如埃及和敘利亞。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在任期間大力推進國家現代化，不為自己謀一絲私利。
而有些國家的領導崗位靠金錢就可以買到，這些貪官污吏在位期間只顧搜刮民財，然後再把資本投資於國外項目。為什麼印度的領導人能夠修建技術學院而巴基斯坦做不到，其原因只能用我所說的「國家的內在能力」來解釋。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不容易比較衡量，但卻非常重要。
我們以墨西哥與中國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從理論上說，墨西哥佔據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非常有利於其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它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經濟體美國的鄰國，並在20世紀90年代與美國、加拿大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此成為這兩大經濟體向拉丁美洲擴展的跳板。墨西哥還盛產石油，石油產值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國遠在萬里之外，背負著沉重的人口負擔以及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各種包袱，自然資源稀少，最好的勞動力集中在沿海地區。10年前，如果你不對他們的發展前景進行預測，大多數人肯定會把賭注押在墨西哥身上。然而事實是，中國最終取代了墨西哥成為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即使在墨西哥人當中，也存在一個共識，即雖然中國遠在天邊，但其在經濟聯繫上卻與美國越來越近；雖然墨西哥近在眼前，卻在經濟方面與美國漸行漸遠。
我並不是說墨西哥一蹶不振。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墨西哥有可能會在中國-墨西哥版龜兔賽跑中最終取勝。中國還需要繼續推進艱難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這個過程中的任何波動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墨西哥有許多像中國人一樣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否則墨西哥不會每年向美國出口數十億美元的商品。此外，中國的農民不會比墨西哥農民生產效率更高。但是，當你分析一下雙方各自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你會發現中國正在成為兔子，雖然墨西哥在比賽開始時在自然資源方面有更多的優勢。為什麼？
墨西哥人不斷地問。當你現在來到墨西哥城，墨西哥人將告訴你，他們聽到了兩個巨人吮吸養料的聲音。墨西哥前外交部長豪爾赫。卡斯塔涅達2004年曾經對我說，「我們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兩面夾擊，」「除了高附加值的工業，要我們同中國競爭是很困難的。在我們本來應該有競爭力的服務領域如辦公業務外包和呼叫轉接中心，我們又受到了印度的衝擊。」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受益於其仍然存在的中央集權管理體系，這種體系可以強行壓抑各種利益之間的爭鬥和無政府行為，為國家政策做出統一部署。北京的領導人可以從上而下實施許多改革的具體措施，不管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還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也許是個中央集權國家，但不可否認中國在進行零售型改革方面的能力更強，它有更強大的國家組織體系和官僚機構，從而可以把大量有才能的人放在關鍵的政策決策崗位，同時中國還有某種民眾精神，廣大人民的熱情可以很容易地被調動到國家建設中來。中國官僚體系中依然保存著對為國家建設鞠躬盡瘁的官員進行提拔的傳統。
經典著作《歷史的終結》的作者弗蘭克。福山說：「中國有按照政績對官員進行賞罰的傳統，韓國和日本也沿襲這類似的傳統。在這種傳統下，所有官員頭腦中都有『國家』的基本概念，官員的行政行為要考慮到國家的長遠利益，這種行為的後果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官場上步步高升。」
相比之下，墨西哥在20世紀90年代剛剛從一黨專政的中央集權國家轉變為多黨制民主國家。所以當墨西哥要召喚全國人民的意志和能量進行微觀層面的零售型改革時，它不得不要通過雖然合法、民主，但漫長的表決程序。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想改變政策的墨西哥總統，不能像他獨裁的前任一樣自己說了算，而是必須照顧到社會各方的利益，然而這就像放牧一群貓，每一方都各行其是，很難取得一致。在改革過程中，很多利益集團——不管是眾人聯盟還是少數人壟斷的組織——的利益都會受到觸動，而這些集團勢力強大，他們拒絕配合會導致改革計劃的失敗。像其他很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的國家體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僅僅是執政黨贊助者的傀儡，是為地方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利益服務。莫伊塞斯。納伊姆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市場經濟之旅》中說：「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家體系不能夠良好運轉……歷史學家強調這是由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佔領與殖民主義留下的國家組織機構不全、法典和政治結構不完善的後遺症。政治學家則認為拉丁美洲國家糟糕的表現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利在國家不同階層之間的分配，這種分配原則不顧全公眾利益，而是照顧富人，以中產階級為主要服務階層，排除窮人的存在。被特殊利益集團牽著走的政府機構沒有能力制定和執行為廣大民眾服務的政策，只能照顧控制自己的『小眾』的狹隘利益。」
另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是文化對待受教育的態度。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父母不斷地告訴自己的孩子，將來當一名醫生或工程師是最有出息的。但墨西哥就沒有這樣的教育觀，自然也不會在教育設施上有較多的投入。中國和印度在美國都有5萬以上的留學生，他們不遠萬里來到美國學習先進的技術。墨西哥雖然與美國近在咫尺，卻僅有1萬名留學生。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講英語，而墨西哥卻從來沒有制定過對國民加緊普及英語的計劃，也從來沒有設立任何資助墨西哥學生赴美留學的獎學金項目。墨西哥前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說，國家政治體系、全球化對國家的挑戰和要求民眾接受教育的程度這三者之間存在著脫節。
看到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差異，有人會以為民主制度是零售型改革的障礙的結論。
但我認為得出這個結論為時過早。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領導水平而不是國家政治體制。民主國家裡，出現過有能力的領導人，像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她把全國人民的目光集中到其所倡導的改革上，並使其政策在英國得到了貫徹實施。當然，民主制的國家裡也有改革不成功的例子，像當代德國，政策左右搖擺，始終不能擊中要害。
同樣是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可以成功地推進經濟改革，辛巴威則得過且過，不願意調動人民的熱情，因為其領導人不願承受任何打擊。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潛力，」塞迪略前總統說，「在30年前，拉丁美洲領先於其他各國，但在最近25年裡，拉丁美洲的發展一直處於停頓狀態，其他國家則漸漸趕上。我們的政治體系不能夠處理、接納和執行所謂的零售型改革。
直到今天，你還不能在拉丁美洲公開談論市場經濟。中國每個月都在進步，而我們還要花費一年又一年的時間來決定是否需要進行初步的改革，這種改革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十分必要和緊急的。我們的競爭力不強，是因為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太差，要想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必須提高稅收。自從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來，我們也沒有新建成幾條連接美國和墨西哥的高速公路（事實上一條也沒有），許多從政府支出中獲益的人不納稅，所以政府要想運轉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徵收更高的稅。但該政策又會因遭到各方的反對而被扼殺。「墨西哥的一份報紙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美國匡威運動產品公司是如何使用墨西哥膠水在中國製造網球鞋。塞迪略說，」整篇文章都是關於為什麼我們要給中國膠水，「而對待這件事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思考我們怎麼能夠多賣中國一些膠水？」
看來我們還需要清除一些心理障礙。「並不是說墨西哥沒有加強其出口產業的建設，墨西哥逐漸落後於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發展速度太快，範圍更廣，尤其是在對科技人員進行教育培訓方面。
正如商業顧問丹尼爾。H.羅森在《國際經濟》雜誌（2003年春季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自從20世紀90年代世界經濟復甦以來，中國和墨西哥在許多相同的領域裡都實現了出口份額的增長——從汽車零部件到電子元件再到玩具和運動產品，但是中國的增長速度更快。對於這種區別，與其說中國的發展戰略正確，不如說墨西哥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沒有通過微觀層面的改革，穩定地提高其經濟競爭力。墨西哥所做的正確的決策是允許蒙特雷藉助距離墨美邊境近的地理優勢，大力發展工商業，鼓勵競爭。但卻從來沒有想過把蒙特雷模式應用到全國。這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從1996年到2002年，墨西哥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排名逐年下降，而中國逐年上升。這不僅僅是工資成本低的問題，中國已經在教育、私有化、基礎設施建設、質量控制、中層管理和引進新技術方面取得了優勢地位。
「所以說中國正在吃墨西哥的午餐，」羅森說，「但本質上主要怪墨西哥不能在已有的成功上乘勝追擊，不能及時在更廣泛的領域內深化改革，而不能怪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換句話說，墨西哥的零售型改革搞得很糟糕。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經商2005」的報告：在墨西哥創建一家公司平均需要58天，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只有8天，土耳其9天；在墨西哥登記一項資產需要74天，在美國只需要12天；墨西哥的公司所得稅稅率為34%，是中國的2倍。
《麥肯錫季報》的文章《廉價勞動力不是唯一》提到自2000年以來，當中國加入WTO並開始利用世界的平坦化時，墨西哥喪失了27萬個裝配工作並且關閉了數百個工廠。然而該報告對感受到中國的壓力的墨西哥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給出了如下建議：「這些國家不要只關注被中國搶走了多少工作，而是應該要記得經濟生活的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哪一國不會永遠享有低成本生產國的地位，即使是中國有一天也會喪失這一地位。墨西哥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應該集中精力去創造有高附加值的工作，而不是仍努力保護那些低工資的裝配工作。只有當更多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產性企業代替了那些生產能力較低的企業后，中等收入國家才能在發展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簡而言之，墨西哥唯一的出路在於推進微觀層面改革，使它能夠把中國趕到生態鏈的上游，而不是推下懸崖，因為中國的發展對墨西哥的衝擊遠沒有對美國的衝擊大。
但是要贏得這場比賽需要集中精力，加強意志力。在平坦的世界里，當你的競爭者除了不斷改革，加強自身基本建設外，還增強內在的管理方面的無形能力時，你就無法持續地保持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不僅僅想變得富有，它還想變的強大，整個中華民族都把這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中國不僅僅想學會製造通用汽車，它還想成為另一個「通用汽車公司」，然後把競爭對手趕走。
墨西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魯維奧說：「你越自信，就越不願意沉迷於過去的輝煌之中。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令人鼓舞的是墨西哥人認識到了自己能夠做什麼。然而，最近一些年，墨西哥人丟掉了大量的自信心，因為政府停止了改革進程。
缺乏自信會使一個國家不斷地回味過去，充滿自信的國家則更願意放眼未來。
在墨西哥，缺乏自信是指每一個國民都認為美國將賺取墨西哥所有的錢，這也是為什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建立墨西哥的自信心如此重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就在於讓墨西哥人往前看、往外看而不是相反。不幸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卻被墨西哥的領導人看做是政治經濟改革過程的結束而不是開始，因而該國沒有制定出向前走的戰略。「威爾。羅傑斯在很久以前說過：」即使你位於正確的道路上，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界越平坦，這種現象就越顯著。墨西哥進行批髮型改革的路子是正確的，但隨後由於很多外在和內在的原因，它停止了零售型改革，開始原地踏步了。墨西哥越原地踏步，被對手甩得越遠。當然，這樣的國家不止墨西哥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