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不知道什麼東西發出一陣雷鳴般的聲響,接著大地微微抖動,我們聽見「砰——砰——砰」的槍聲。「爸爸!」哈桑大聲叫喊。我們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見阿里跛著腳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麼聲音?」哈桑大叫,伸開雙臂朝阿里奔過去。阿里伸手攬住我們。一道白光閃起,夜空亮起銀輝。又是一道白光,隨後是暴風驟雨般的槍聲。
「他們在獵殺野鴨。」阿里嘶啞地說,「他們在夜裡獵鴨子,別害怕。」
遠處傳來警報聲。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玻璃破裂的聲音,還有人高聲叫嚷。我聽見人們從睡夢中驚醒,跑到街道上,也許身上還穿著睡衣,披頭散髮,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將他抱緊,輕輕地撫摸著他。後來我告訴自己,我沒有妒忌哈桑,一點都沒有。
我們就那樣哆嗦地抱成一團,直到天快破曉。槍聲和爆炸聲還沒一個鐘頭就結束,可是把我們嚇壞了,因為我們從來沒聽過街道上會有槍響。當時這些聲音對我們來說太奇怪了。那些耳朵裡面除了槍響再沒有其他聲音的阿富汗孩子當時還沒出世。在餐廳里,我們擠成一堆,等待太陽升起,沒有人意識到過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終。我們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終結,那也是苟延殘喘。終結,正式的終結是在1978年4月,其時政變發生,接著是1979年12月,俄國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揚威,給我的父老鄉親帶來死亡,開啟了如今仍未過去的、血流成河的時代。
太陽快升起的時候,爸爸的轎車駛進車道。他重重地關上車門,匆忙的腳步在台階上發出沉重的聲音。接著他在門口出現,我看見他臉色掛著某種神情,那種臉色我一時辨認不出來,因為此前從未在他身上見過:恐懼。「阿米爾!哈桑!」他大喊,張開雙臂朝我們跑過來,「他們封鎖了所有的道路,電話又壞了,我很擔心。」
我們停在他懷裡,有那麼一會兒,我竟然發瘋似的覺得很高興,而不管當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根本不是在獵殺野鴨。真相終於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裡,他們根本就沒有對什麼東西開槍。翌日清晨,大夢初醒的喀布爾發現君主制已然成為歷史。查希爾國王遠在義大利,他的堂兄達烏德汗[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直到1978年被刺殺。[1]趁他不在,發動了政變,沒有多加殺戮,就終結了他四十年來的統治。
我記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著紅茶,聽著喀布爾廣播電台播送的有關政變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書房外面。
「阿米爾少爺?」哈桑低聲說。
「怎麼啦?」
「什麼是『共和』?」
我聳聳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機一遍又一遍地傳出「共和」這個詞。
「阿米爾少爺?」
「怎麼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離開這裡?」
「我覺得不是。」我低聲回答。
哈桑想了想,說:「阿米爾少爺?」
「什麼呀?」
「我不想他們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這頭驢子,沒有人會送走你們。」
「阿米爾少爺?」
「什麼呀?」
「你想去爬我們的樹嗎?」
我笑得更開心了。這也是哈桑的本領,他總是懂得在恰當的時間說恰當的事情——收音機的新聞實在是太悶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磣的屋子去做準備,我跑上樓抓起一本書。接著我到廚房去,往口袋裡塞一把松子,然後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們穿過前門,朝那座山頭進發。
我們穿過住宅區,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蕪空地上跋涉前進。突然間,一塊石頭擊中了哈桑的後背。我們轉過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兩個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們走過來。
阿塞夫的父親叫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個飛機駕駛員。他家位於一處豪華的住宅區,深院高牆,棕櫚環繞,就在我們家南邊,只隔了幾條街。住在喀布爾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鏽鋼拳套,誰都不願意嘗嘗它的滋味。由於父親是阿富汗人,母親是德國人,藍眼睛的阿塞夫頭髮金黃,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兇殘成性,惡名遠播,人們總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為虎作倀的黨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諛逢迎的部屬陪伴下,視察自己的領地。他說的話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點法律教育,那麼他那不鏽鋼拳套無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見過他用那拳套折磨一個卡德察區的小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阿塞夫藍色的眼睛中閃爍的近乎瘋狂的光芒,還有他那邪惡的笑臉——那可憐的孩子被他痛擊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某些兒童給他起了個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當然,沒有人膽敢當面這樣稱呼他,除非他們想親身體會那個可憐孩子的下場:他跟阿塞夫爭奪一隻風箏,結果之後在路邊的臭水溝打撈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後,我學到了一個英文單詞,在法爾西語找不到對應的字眼,可以用來形容阿塞夫那樣的人渣:反社會分子。
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阿塞夫遠比其他人來得惡毒。實際上,人們用「巴巴魯」來嘲弄阿里,他正是始作俑者。喂,巴巴魯,你今天吃了誰啊?哦?來吧,巴巴魯,朝我們笑一笑。在那些他覺得特別來勁的日子,他會加油添醋:喂,你這個塌鼻子巴巴魯,今天吃了誰啊?告訴我們,你這頭細眼睛的驢子!
眼下他正雙手放在背後,用那雙膠底運動鞋踢起塵灰,朝我們走來。
「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說,擺擺手。「苦哈哈」是另外一個阿塞夫喜歡用來侮辱人的詞語。他們三個都比我們大,看到他們走近,哈桑躲在我後面。他們站在我們面前,三個穿著牛仔褲T恤的高大男生。阿塞夫身材最魁梧,雙臂抱胸,臉上露出兇殘的笑容。我已經不止一次覺得阿塞夫不太像個正常人。幸運的是,我有爸爸這樣的父親,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阿塞夫對我不敢太過放肆造次。
他朝哈桑揚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說,「巴巴魯可好嗎?」
哈桑一言不發,在我身後又退了一步。
「你們聽到消息了嗎,小子?」阿塞夫說,臉上還是帶著那副邪惡的笑容,「國王跑掉了,跑得好!總統萬歲!我爸爸跟達烏德汗相熟。你認識他嗎,阿米爾?」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說,實際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達烏德汗去年還在我家吃過晚飯。」阿塞夫繼續說,「怎麼樣啊,阿米爾?」
我在想,如果我們在這片荒地高聲求救,會不會有人聽到?爸爸的房子距這兒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們留在家裡就好了!
「你知道下次達烏德汗到我們家裡吃晚飯我會對他說什麼嗎?」阿塞夫說,「我會跟他稍作交談,男人和男人的交談。將我跟媽媽說過的那些告訴他,關於希特勒的。現在我們有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領袖,一個志向遠大的男人。我會告訴達烏德汗,提醒他記住,要是希特勒完成他那未竟的事業,這個世界會變得比現在更好。」
「我爸爸說希特勒是個瘋子,他下令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我來不及用手捂住嘴巴,這話已經脫口而出。
阿塞夫不屑地說:「他說的跟我媽媽一樣。她是德國人,她本來應該更清楚。不過他們要你這麼認為,是嗎?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隱瞞了什麼真相,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我希望我什麼也沒說,我又希望我抬起頭就能看見爸爸朝山上走來。
「但是你得讀讀那些學校裡面看不到的書。」阿塞夫說,「我讀了,令我茅塞頓開。現在我有個抱負,我要將它告訴我們的總統。你想知道那是什麼嗎?」
我搖搖頭。他終究還是說了,阿塞夫總是自問自答。
他那雙藍眼睛望著哈桑:「阿富汗是普什圖人的地盤,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永遠是。我們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純種的阿富汗人,這個塌鼻子不是。他們這種人污染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他們弄髒我們的血脈。」他揮舞雙手,做了個誇張的姿勢,「普什圖人的阿富汗,我說,這就是我的抱負。」
阿塞夫又看著我,他看起來像是剛從美夢中醒來。「希特勒生不逢時,」他說,「但我們還來得及。」
他伸手去牛仔褲的后兜摸索某樣東西,「我要懇求總統完成從前國王沒做的事情,派軍隊清除所有這些垃圾,這些骯髒的哈扎拉人。」
「放我們走,阿塞夫,」我說,對自己顫抖的聲音感到厭惡,「我們沒有礙著你。」
「哦,你們礙著我了。」阿塞夫說。看到他從褲兜里掏出那個東西,我的心開始下沉。當然,他掏出來的是那黃銅色的不鏽鋼拳套,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你們嚴重地礙著我。實際上,你比這個哈扎拉小子更加礙著我。你怎麼可以跟他說話,跟他玩耍,讓他碰你?」他的聲音充滿了嫌惡。瓦里和卡莫點頭以示同意,隨聲附和。阿塞夫雙眉一皺,搖搖頭。他再次說話的時候,聲音顯得跟他的表情一樣困惑。「你怎麼可以當他是『朋友』?」
可是他並非我的朋友!我幾乎衝口說出。我真的想過這個問題嗎?當然沒有,我沒有想過。我對哈桑很好,就像對待朋友,甚至還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帶著他們的孩子來拜訪,我玩遊戲的時候從來沒喊上哈桑?為什麼我只有在身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鏽鋼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個問題,阿米爾。如果沒有你和你父親這樣的白痴,收容這些哈扎拉人,我們早就可以清除他們了。他們全都應該去哈扎拉賈特[1]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區,為哈扎拉人聚居地。[1],在那個屬於他們的地方爛掉。你是個阿富汗敗類。」
我看著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傷害我。阿塞夫舉起拳頭,向我走來。
我背後傳來一陣急遽的活動聲音。我眼角一瞄,看見哈桑彎下腰,迅速地站起來。阿塞夫朝我身後望去,吃驚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見瓦里和卡莫也看著我身後,眼裡同樣帶著震驚的神色。
我轉過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彈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帶滿滿拉開,弓上是一塊核桃大小的石頭。哈桑用彈弓對著阿塞夫的臉,他用儘力氣拉著彈弓,雙手顫抖,汗珠在額頭上滲出來。
「請讓我們走,少爺。」哈桑語氣平靜地說。他稱呼阿塞夫為少爺,有個念頭在我腦里一閃而過:帶著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生活在一個等級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齒:「放下來,你這個沒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請放過我們,少爺。」哈桑說。
阿塞夫笑起來:「難道你沒有看到嗎?我們有三個人,你們只有兩個。」
哈桑聳聳肩。在外人看來,他鎮定自若,但哈桑的臉是我從小就看慣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細微的變化,他臉上任何一絲顫動都躲不過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爺。但也許你沒有看到,拉著彈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動一動,他們會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獨眼龍阿塞夫』。因為我這塊石頭對準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說著,就算是我,也要費儘力氣才能聽得出他平靜的聲音下面的恐懼。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強弱易勢,簡直無法置信,有人在挑戰他們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這個傢伙居然是個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塊石頭,又看看哈桑。他仔細看著哈桑的臉,他所看到的,一定讓他相信哈桑並非妄言恫嚇,因為他放下了拳頭。
「你應該對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陰沉著臉說,「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這事可沒完,相信我。」他轉向我,「我跟你也沒完,阿米爾。總有一天,我會親自讓你嘗嘗我的厲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錯,阿米爾。」他說,然後轉身離開。我看著他們走下山,消失在一堵牆壁之後。
哈桑雙手顫抖,努力把彈弓插回腰間。他的雙唇彎起,或是想露出一個安心的微笑吧。他試了五次,才把彈弓系在褲子上。我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個拐角處等著收拾我們,沒有人開口說話。他們沒有,那應該讓我們鬆一口氣。但是我們沒有,根本就沒有。
在隨後幾年,喀布爾的人們不時將「經濟發展」、「改革」之類的詞掛在嘴邊。君主立憲制被廢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國總統領導下的共和制。有那麼一陣,這個國家煥發出勃勃生機,也有各種遠大目標,人們談論著婦女權利和現代科技。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儘管喀布爾的皇宮換了新主人,生活仍和過去並無二致。人們依舊從周六到周四上班,依舊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園、喀爾卡湖邊或者帕格曼公園野餐。五顏六色的公共汽車和貨車載滿乘客,在喀布爾狹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機的助手跨坐在後面的保險杠上,用口音濃重的喀布爾方言大聲叫嚷,替司機指引方向。到了為期三天的開齋節,齋戒月[1]回曆的第九個月為齋戒月。[1]之後的節日,喀布爾人穿上他們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訪。人們擁抱,親吻,互祝「開齋節快樂」。兒童拆開禮物,玩著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鬧,用雪堆一座城堡。這時阿里喚他進屋:「哈桑,老爺想跟你說話!」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門口,雙手縮在腋下,嘴裡呼出白氣。
哈桑和我相視而笑。我們整天都在等他的傳喚: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麼,爸爸?你知道嗎?可以告訴我們嗎?」哈桑說,眼裡洋溢著快樂。
阿里聳聳肩:「老爺沒有告訴我。」
「別這樣嘛,阿里,跟我們說說。」我催他,「一本圖畫冊嗎?還是一把新手槍?」
跟哈桑一樣,阿里也不善說謊。每年我們生日,他都假裝不知道爸爸買了什麼禮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賣他,我們都能從他口裡將禮物套出來。不過這次他看來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從來不會忘記哈桑的生日。曾經,他經常問哈桑想要什麼,但後來他就不問了,因為哈桑要的東西太過細微,簡直不能被稱之為禮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選些東西。有一年他給買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車。上一年,爸爸讓哈桑喜出望外,給他買了一頂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帶著這種帽子演出了《黃金三鏢客》——這部電影取代了《七俠蕩寇志》,成為我們最喜愛的西部片。整整一個冬天,哈桑和我輪流戴那頂帽子,唱著那首著名的電影主題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們在前門脫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們走進門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鐵爐前面,旁邊坐著一個矮小的禿頭印度人,他穿著棕色西裝,系著紅領帶。
「哈桑,」爸爸說,臉上帶著不好意思的微笑,「來見見你的生日禮物。」
哈桑和我茫然對視。那兒沒有見到任何包著禮物的盒子,沒有袋子,沒有玩具,只有站在我們後面的阿里,還有爸爸,和那個看上去像數學老師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裝的印度人微笑著,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庫瑪大夫,」他說,「很高興見到你。」他的法爾西語帶著濃厚的印度捲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說。他禮貌地點點頭,但眼睛卻望向站在他後面的父親。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著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從新德里請來庫瑪大夫,庫瑪大夫是名整容外科醫生。」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那個印度人——庫瑪大夫說。
哈桑搖搖頭。他帶著詢問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聳聳肩。我只知道,人們要是得了闌尾炎,就得去找外科醫生醫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此前一年,有個同學死於闌尾炎,我們老師說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醫生。我們兩個齊齊望向阿里,但從他那裡當然也得不到答案。跟過去一樣,他仍是木無表情,但眼神變得嚴肅一些。
「這麼說吧,」庫瑪大夫說,「我的工作是修理人們的身體,有時是人們的臉龐。」
「噢,」哈桑說,他看看庫瑪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說。
「這不是份尋常的禮物,我知道。」爸爸說,「也許不是你想要的,但這份禮物會陪伴你終生。」
「噢,」哈桑說,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嚨,說:「老爺,這……這會不會……」
「別擔心,」庫瑪大夫插嘴說,臉上帶著微笑,「不會讓你覺得很痛的。實際上,我會給你用一種葯,你什麼都不會記得。」
「噢。」哈桑說。他鬆了一口氣,微笑著,但也只是鬆了一口氣。「我不是害怕,老爺,我只是……」哈桑也許是個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醫生跟你說不會痛的時候,你的麻煩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醫生也是這麼對我說,安慰說那不會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藥的藥性消退之後,感覺像有人拿著又紅又熱的木炭在燙我的下陰。爸爸為什麼要等到我十歲才讓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也是我永遠無法原諒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類似的殘疾,可以乞換來爸爸的憐憫。太不公平了,哈桑什麼都沒幹,就得到爸爸的愛護,他不就是生了那個愚蠢的兔唇嗎?
手術很成功。他們剛解掉繃帶的時候,我們多少都有點吃驚,但還是像庫瑪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樣保持微笑。但那並不容易,因為哈桑的上唇看起來又腫又怪,沒有表皮。護士遞給哈桑鏡子的時候,我希望他哭起來。哈桑深深地看著鏡子,若有所思,阿里則緊緊握住他的手。他咕噥了幾句,我沒聽清楚。我把耳朵湊到他唇邊,他又低聲說了一遍。
「謝謝。」
接著他的嘴唇扭曲了,當時,我完全知道他在幹什麼。他在微笑。就像他從母親子宮裡出來時那樣微笑著。
隨著時間的過去,腫脹消退,傷口彌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彎彎曲曲的縫合線。到下一個冬天,它變成淡淡的傷痕。說來諷刺,正是從那個冬天之後,哈桑便不再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