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愛而困惑的女兒們

她們為何不結婚呢？

你看見她們住在鎮上，日漸滄桑，已快變成老處女。蹬著單車上班，踩著石頭翻過山頭，胳膊下還夾著書本。

安妮•朗霍恩，貝特西•科雷，達瑪麗斯•韋爾康彼，瑪麗•喬•愛迪生：從她們兩三歲起，我們就認識她們。現在她們快30歲了，有的大學畢業，有的海外歸來，成熟的姑娘，卻哪兒也不去，不去紐約，不去舊金山，甚至連波士頓也不去，只在這個小鎮上晃蕩，讓時光洗刷著她們，走在她們從小走的道路上，遊盪在她們安穩的老宅的陰影里。

在韋爾康彼家草坪的邊緣，她們梳理過的淺色頭髮，臨時帶著絲帶或塑料發卡，像蠟燭燃燒在夏日的陽光下——我仍然可以看見她們。她們甜美柔和的裙子，她們站在青草中的光腳——那些纖瘦的小女孩的腳，晒黑的腳趾——讓你覺得會在露水裡留下小兔的腳印。

達瑪麗斯和安妮——當時和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被大人們哄著分發小點心。她們斜著眼睛拿著托盤，因為手腕太瘦弱，以至蘸著芥末的雞蛋滑了下來。她們淡藍色的大眼睛如此莊重地仰望著大人們的笑臉，而大人們一邊拿過芥末雞蛋一邊微笑著表示鼓勵。那時候，我們還不到30歲，妙齡成熟，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而那個夏日，草坪上留有殺蟲劑的氣味，杜松子酒帶著新鮮薄荷的味道。年輕的妻子們穿著無袖涼衫，裸露著健康的棕黑色的皮膚，透過棉布散發著溫熱。孩子們還小，三五成群地在草坪那邊沒有修剪的草地上奔跑、打滾，她們淺色的裙子染上了草色，她們的歡笑在草地上起落，就像是某種我們發出的回聲，只是聲調更尖細。她們在我們腳下創造了自己的世界，當萬物沉浸在露水和陽光中，天空充滿了愛意。

我仍然能看見貝特西和我女兒，在我們初次遇見貝特西•科雷一家那晚的情景。他們剛搬到鎮上。莫林•科雷的侄子和我妻子一起上學，給我們留了口信。於是我們過來拜訪，順便把我們牙醫和醫生的名字告訴他們。然後，大家恰好發現彼此脾氣很合得來。那一定是四月，或者五月。雞尾酒被拖到暗處，莫林把臨時準備的晚餐拿到天井的桌子上。兩個以前未曾謀面的小女孩——那時一定還不到兩歲——被放在同一張床上睡覺。

她們下樓走進黑暗，走到涼爽的戶外，手拉著手走出這間她們都很陌生的屋子。貝特西穿著白色小睡衣，如同幽靈。她的聲音是如此膽怯而單薄，卻又是那麼清晰。「看見月亮了？」她問。

因為睡不著，她們就一直躺在床上看月亮。科雷一家是從可能看不太清月亮的城市搬過來的。「看見月亮了？」她的聲音單薄而清晰，如同遠處貓頭鷹的梟叫。是的，她們沒錯，悲傷的面孔一樣的月亮斜掛在正要抽枝展條的樹上。

回家的時間還是到了。

如今，貝特西在第二街上的油漆油氈店工作，把教授吉他當作副業。她愛上了一個年紀比她大的已婚音樂老師，以學古典吉他的名義隨他去了很遠的地方，甚至在西班牙也呆了一年。當去年冬天聖公會教會發起援助一家古巴難民，他們把貝特西叫過來當西班牙語翻譯。

她和母親住在一起，還在那間她曾經看月亮的房子里，只不過現在房子已變得陰暗。莫林太太為了保暖，把一半的房間都關上了。科雷一家離婚應該已經有十年了。在那個天井裡，曾經有過一些歡樂時光。

貝特西和瑪麗•喬•愛迪生都是教會歌詠隊的成員。瑪麗小時候得過厭食症，不過後來卻變得異常豐滿。她長著和母親一樣的濃眉，眉梢很淺，到中間幾乎連上，配上那張長滿雀斑的臉，顯得有些古怪。她的父母都離婚、再婚並且離開了小鎮，但是瑪麗卻在儀式旅行社的樓上租了兩間房，平時收集古董，讀歷史書——大部分是講中世紀的。我女兒邀請她來我家過聖誕，但她拒絕了。她寧願自己安逸地坐在爐火旁，被她那些收藏包圍著。「那些美妙的老古董」——大家這麼叫它們。

艾琳•愛迪生也愛美妙的玩意，不過對她來說，必須是現代的東西——海地棉的D•R牌沙發，丹麥風的圓形茶几，蝴蝶形的椅子。我在想，它們現在都到哪兒去了？所有那些蝴蝶形椅子上笨重的鐵框架和磨損了的帆布弔帶都到哪裡去了？男人可以叉開腿站在某個角落，但是女人卻會讓自己陷入記憶，先向後退，然後希望走的時候丈夫可以在身邊把自己拉出來。

愛迪生家在塞勒姆街有一棟1690年的老宅：暴露的房梁、大得可以走進人的壁爐——裡面放著大號的熟鐵鐵叉，還有清教徒們過去用來烤麵包的黑暗的火塘。奇怪的是，他們的時髦傢具竟和那些陳舊的老房間十分諧調。這或許就是瑪麗•喬想帶著她那些古董回來住的原因。她的穿衣打扮也是同樣的風格：風塵僕僕、消瘦，頭髮向後梳成一個結實的髮髻，用玳瑁發卡別著。她母親是紅褐色的頭髮，但是沒有焗過油。似乎也沒有一個姑娘，我們那群老夥伴們的姑娘化妝。

那年新年，弗萊德剛搬走不久，我記得我陪著艾琳從朗霍恩家一直走到塞勒姆大街。那時正是黎明前，便道上鋪著一英尺厚的新雪。除了艾琳在絮絮訴說弗萊德的事情，周圍萬籟俱寂。在此之前，我們都喝了雞尾酒，艾琳醉得幾乎不能走路，而我也好不到哪兒去。塞勒姆大街兩側的房屋靜謐宛如幽靈，新雪像雲母片反射著街燈。我們爬上她家門廊的台階，進入鋪著寬條木地板的客廳，聖誕樹還站在那裡。壁爐橫樑上一個掛在橡木栓上的聖誕花圈和我迎頭相撞，就好像我們走進了老套的童話書。屋裡松木的味道、包裝紙上閃耀的光澤以及窗玻璃一角的冷霜都給我這樣的感覺：聖誕魔咒。

我們一起坐在皮質擦擦作響的D.R牌沙發上，這樣她就可以繼續講完她和弗萊德的故事，而我也能從一路走回的寒冷中暖過身子來。天色漸亮，艾琳突然顯得憔悴。我試著安慰她，她的長發蓋住著我們的面龐，她濃密的眉毛抵在我的眼下。就在這時，我們聽到了上面瑪麗•喬高聲的咳嗽。我們愣在那裡，滿是冷灰的巨大壁爐向我們的腳踝散發出一陣冷意，而在上面，一陣陣的乾咳聲聽上去如湯勺般冰冷。瑪麗•喬——那時一定也就才15歲，因為厭食症身體虛弱，於是感冒轉成了活動型肺炎。艾琳抱怨肺炎，更抱怨弗萊德不管不顧就走了。孩子不停地咳啊咳，而她的母親靠在我懷裡，帶著白蘭地、淚水和聖誕節的味道。她責怪弗萊德，而我覺得與其責怪他，不如把罪責歸結到她們住的環境上——那種木結構的老房子里穿堂風大得很。

想到樓上和樓下，我想起了貝特西•科雷——不再穿那身看月亮的白色兒童睡衣，而是一身縫補過的檸檬色睡袍，站在樓梯頂端，看著樓下舉行的吵得她睡不著的聚會。

我們剛從天井進屋，放上了張老扭擺舞曲唱片，聽這種唱片你是沒辦法把音量放小的。我不知怎麼坐在地板上，和什麼人一起，這樣我的視線就很低。就像在透視課上，樓梯消失到貝特西如今已經長到不能留下兔子腳印的光腳那裡。也許這是我們最長的一次互相對視——她有著和她母親一樣深陷的眼窩和脆弱的表情。我們對視著，直到和我在一起的女人，我記得不是莫琳，發現我在走神，於是她也抬頭往樓梯上看，貝特西這才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房間。

在那年頭，貝特西房間的布置應該和我女兒的類似：披頭士的海報，或者可能是頑童合唱團的，以及在本地舉行的馬術大賽的獲獎緞帶。而布娃娃和斯泰夫牌的動物玩具還沒被處理掉，仍和「御璽」版的梅爾維爾作品集、哈代的《艱難時世》以及學校發的加繆分享著同一個書架。那時，我們是如此年輕，父母和孩子都是如此，還在一起學習怎麼成長，怎麼打發光陰——而這些你現在終於知道了。

那些日子，哈里•朗霍恩弄了輛摩托車，每逢周六晚上就騎著它繞著草坪風馳電掣，直到警察過來還算禮貌地攔住他。韋爾康彼一家則在他們二樓的走廊上安了一個熱水管，然後不得不加一根鋼柱把它支撐起來，免得我們在夏天的晚上光著身子滾下來。冬天，有很多為孩子舉辦的周末溜冰活動。我們會帶著一整套從新罕布希爾買回來的裝備參加。一大堆滑雪靴和防濕大衣放在麋鹿頭飾下面的角落裡。越過那台殘舊的鋼琴，凍紅的面頰對著長桌上通常作為主菜的葡萄乾烤雞。

突然之間，這些長腿裹在褲子里的姑娘，這些跑過終點，頭髮在風中吹打著臉龐的姑娘，長成了女人。晚上，當男孩們喧嘩著出門，或者在地下室打乒乓球時，這些姑娘就和我們呆在一起玩牌，小口喝著我們罐里的啤酒，直到那天所有的新鮮空氣最終消耗殆盡，重壓把人們推向床上，她們才三三兩兩戀戀不捨地散了。小小的房間有著點子花薄紗的窗帘，窗玻璃上結著蕨類植物似的冰花。暖氣片上落下的水珠「嘀噠」歌唱。房間簡單的分隔給人一種宿舍的感覺，而拖腳走路聲和咯咯笑聲回蕩在門廊通向洗手間的路上——洗手間一個是給男孩用的，一個是給女孩用的。

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孩子們長大了，到了叛逆的年齡，不再熱情，於是這個大家庭就分崩離析了。這和層出不窮的離婚同為魁首。瑪格麗特和我恐怕是最後一對還維持著婚姻的夫妻了。她說，可能是我們沒趕上趟兒吧，其實這不是她的真心話。

沙灘野餐，觸身式橄欖球，在韋爾康彼家的大草坪上舉行的壘球比賽。這麼多美妙時光，孩子們穿越它們就長大成人了，就像陽光下的牧草。現在，別人家我們幾乎都不認識的姑娘有的嫁給了股票經紀人，有的去了俄勒岡當護士，還有的在墨西哥教授農藝學。只有我們的女兒生活在鎮上，像在尋找曾經失去的東西。她們上花邊編織或者阿拉伯舞的課程，和母親住在一起，脂粉不施，胳膊下夾著書，走在上山的石路上，如同一群小尼姑。

從她們身上，你可以看到她們母親的影子——美麗的女人，充滿活力。不久以前的早上，我在火車站看見了安妮•朗霍恩。我們聊了幾分鐘，主要是關於瑪麗•喬想和貝特西一起開古董店的事。她笑了一下，表示對此事不抱希望——那笑容和她母親的如出一轍。曾有一次，露易絲和我告別時就是那樣笑的。還有一次，我們不得不面對無法接吻的事實——她和我。剛抬起下嘴唇，她的下巴就皺了起來，那漂亮的嘴巴顯得那麼詼諧，但嘴角卻撇了下來，就像在強忍著淚水滴落。

露易絲如出一轍的笑容展現在小安妮臉上，那感覺就像重新陷入了愛河。當整個世界都變成了獵場，當女人們把汽車停在加油站或超市停車場，當這一切構成了你星期六眼前的風景，你的血脈奔涌，你的手掌麻木，你的心都快要沉底了。

可這些姑娘，她們為什麼這麼戀舊呢？她們擔心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