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蠢人

V.S.奈保爾著

孫仲旭譯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曾經有個愚蠢的人維諾巴·巴韋（VinobaBhave）想走甘地的老路。他在甘地的靜修地過接受過教育，那些地方在思想上的懈怠軟化了他的腦子，並進入了也許可以稱之為靈魂的地方。他在廚房幹活，打掃廁所，然後在紡車前一紡就是很久，以至於甘地留意到而擔心起他來。甘地覺得當時還是個小夥子的維諾巴應該去別的地方學習，要不然，他會在靜修地病倒在紡車前。維諾巴去了聖城巴納巴斯，虔信他的人認為他在那裡獲得了神奇的瑜珈力量。

他過了很久的寄生生活，遠離世界，以至於變得可以說缺乏人性。他以為甘地也是如此，卻根本沒辦法知道甘地曾經是個充滿慾望的人，他的禁慾執行起來並不容易。甘地去世后，維諾巴有一天在靜修地無所事事，想到（要麼是他和他的崇拜者硬說是這樣）他應該接過那位偉人的衣缽。衣服方面——他可以那樣做；紡車——他能做的不止紡線，他在大師的眼前練習過，那樣會幫助他打發時間。還有靜修地的日常事務，甚至可以打掃一下（但不要太多）廁所——他的天性如此。至此，都容易做到。

但是就連維諾巴也能看出，他只不過是個待在靜修地的人，躲起來的，而甘地一直是位公共人物，一位全國性的人物，在能夠做出簡單卻重要的政治姿態（例如紡線本身）方面是位大師，能夠喚起國人。這時，在挖空心思考慮了一些他有可能採取的重要政治姿態后，維諾巴想起甘地進行過幾次重要的步行。1946年，獨立前夕發生社會騷亂時，已經七十六歲的甘地在孟加拉邦進行過一次步行。那次步行並不成功，事實上充滿了悲傷。但是十五年前，有過一次驚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步行，兩百英里，從艾哈邁達巴德的靜修地走到海邊。當時獨立運動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甘地在他位於艾哈邁達巴德的靜修地（但不是無所事事）苦苦思索很久，思考怎樣才能讓獨立運動重振聲勢。他想到了這個辦法：在全球新聞界注視下，一程程地走到大海，最後象徵性地製鹽，事實上只是挑戰鹽法（鹽業由政府專營），但同時又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態，再次把整個國家鼓動起來。

維諾巴應該未能領會製鹽長征的所有象徵意義，他應該只是知道聖雄走到海邊制了一點鹽。他想到自己作為聖雄的接任者，他也應該走一下，要麼走很多。因為他不會製鹽，他選擇的事業是土地改革。事實上無此需要，因為獨立印度的政府已經決定把土地所有許可權製為每人幾英畝。維諾巴的想法是他應該跟他的一群人在貧窮的農村一帶步行。印度是聖雄的國度，維諾巴覺得擁有土地的人因為他的步行活動和圍繞著這件事的宗教狂熱而感動，會把自己擁有的拿出來一點。

但是土地不可能這樣說給就給，它不像一杯大米、麥子或者麵粉，可以倒進托缽僧的袋子。贈予土地需要地契、測量員和律師，維諾巴未能考慮到這一點。他不是甘地，他沒有法律機構可以處理自己步行活動中的這一方面，他旁邊只有一群虔誠的烏合之眾跟著這位聖者討功勞。結果在他走過一個地區所造成的狂喜狀態結束后，儘管有過一些承諾要給無地者很多土地，但是隨著隊伍再往前走，血又冷下來后，還是一事無成。

據一位思想單純的義大利牧師所言——他想在印度尋找啟示，跟維諾巴一起步行過——步行活動和露營地里混亂不堪。跟他本來以為會看到的不太一樣，不是身穿白衣的人們在游懸挂昨晚剛洗行，沒有古典式裝飾，不是在偉人身後恭恭敬敬地隔著一段距離肅穆而無聲地走，緊跟在維諾巴身後的，是一群喧鬧而粗俗的烏合之眾，那位義大利人需要調動自己最深層的剋制力，最後他想到在那些跟著維諾巴跑的鄉下人身上，有種「放屁一般的無辜特點」。晚上的露營地里，同時有很多人扯著嗓子交談，很多人放屁、打嗝，令人難以忍受。但是《時代》周刊被打動了，把維諾巴放上了雜誌封面（「我用愛來搶劫你。」）

大家對甘地的這位繼任者如此熱心，以至於有人宣布要為此運動創辦一所大學，錢也募集了。過了一段時間，關於這所大學，人們開始提一些問題。開什麼課程？由誰來教？校園在哪兒？這些問題提到維諾巴面前時，他感覺有哪兒不對勁，感到他的名氣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只是夸夸其談：「地方已經在那兒，我已經挖了一口井，過路的人可以打一桶水喝個夠。」人們要他說話別這麼神秘或者帶著詩意，他會再說一遍已經說過的，向他提問的人也知道了，這位從靜修地走來的人根本不是甘地，在他自己的運動中完全是懵懵憧憧，他們便把他撇在一旁。

維諾巴的土地贈與計劃引起的興奮過了一段時間才消退，但是一種失望情緒冒了出來，即在獨立后不久，印度卻出不了第二位聖雄。未去探究第一位聖雄的起源及其事業的人，把這看作是這個國家衰退的象徵。在印度，這點經常被誤以為是有思想：「我還可以，可是這個國家糟透了。」

幸好，維諾巴後來還有了一段事業，不是作為改革者，不是作為智者，而是作為可以說一個神聖的笨蛋，是最高層的政治家想與之合影、想得到其祝福的人。

時不時，印度的新聞界仍會呼喚當代甘地，對「自古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竟會這樣銷聲匿跡而感到遺憾。未說出來的感覺，是甘地是印度土生土長的，他之後的人們在現成的智慧面前卻掉頭不顧。很少有人理解甘地之所以成為甘地，是因為他在倫敦三年時文化上的不足，然後是他在南非鬥爭的二十年，那些不同一般的條件無法再造。印度人對甘地漫長的二十年幾乎一無所知，也不願意去讀。他們覺得作為印度人，他們擁有甘地，他們不用去研究他，他就在他們心裡，他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

***節選自《AWriter』sPeople》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