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會

他們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牆上有這麼幾行文字："我不屬於任何人，我屬於全世界。你們進來時經過這裡，出去時還要經過這裡。"

狄德羅：《宿命論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名叫亞歷山大·費里。我有幸結識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說，我的姓名既帶光榮的金屬，又有偉大的馬其頓人的遺風。但是這個擲地有聲的威武的名字同寫這篇東西的灰溜溜的人並不相似。我現在在聖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街的一家旅館樓上，這裡雖說是南城，但已沒有南城的特色了。我已經七十多歲；還在教英語，學生為數不多。由於優柔寡斷、漫不經心，或者別的原因，我沒有結婚，如今還是單身。我並不為孤獨感到苦惱；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發現自己垂垂老矣；確鑿無疑的癥狀是對新鮮事物不感興趣，不覺驚異，也許是因為我注意到新鮮事物也不特別新鮮，只有一些微小的變化而已。年輕時，我感懷的是傍晚、郊區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寧靜。我不再以哈姆雷特自擬。我加入了保守黨和一個象棋俱樂部，經常以旁觀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國立圖書館某個幽暗的書架上找到我寫的《約翰·威爾金斯簡析》，這部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訂其中的許多疏漏錯誤。據說圖書館的新館長是個文人，從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彷彿現代文字還不夠簡單似的，他還致力於頌揚一個想像的江湖氣十足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從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來到這個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個江湖哥們或者據說是江湖哥們的人。以後如果有機會，我不妨把那件事寫出來。

上文說過，我是單身一人；前幾天，一個聽我談起費爾明·埃古倫的鄰居告訴我埃古倫已經在埃斯特角去世。

那個人從來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卻使我鬱鬱不樂。我知道自己很孤獨；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道代表大會事件的人，再沒有誰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憶了。如今我是最後一個大會代表。當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但是我的情況和別人不同。這一點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將來的無數夥伴有所不同。當然，我們在1904年2月7日以最神聖的名義發誓決不泄露代表大會的內情（世界上有沒有神聖或非神聖之分？），不過同樣確切的是，我現在成了發偽誓的人也是代表大會的一部分。這句話聽來費解，不過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

不管怎麼說，我自找的任務不是容易的。我從沒有嘗試過記敘體裁，連書信式的敘事文章都沒有寫過，並且更為嚴重的是，我記錄的故事難以置信。由那位不應被遺忘的詩人，《大理石雕》的作者，何塞·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來寫這篇文章是最合適的了，但是為時已晚。我決不故意歪曲事實，但我預感到懶散和笨拙會使我不止一次地出些差錯。

確切的日期無關宏旨。我們只要記住我是1899年從我家鄉聖菲省來的。我一直沒有回去過；儘管布宜諾斯艾利斯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已經習慣於這個城市，正如人們習慣於自己的身體或者一種老毛病那樣。我不太在乎地預見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剋制離題的脾氣，趕緊講事情的經過。

歲月不能改變我們的本質，如果我們有本質的話；促使我一晚去參加世界代表大會的衝動，正是最初踏進《最後一點鐘報》編輯部的衝動。對於一個外省的窮青年來說，記者的職業有點浪漫，正如首都的窮青年認為當一個高喬或者小莊園的僱工會很浪漫一樣。當初我想當新聞記者並不感到慚愧，現在卻覺得單調乏味。我記得我的同事費爾南德斯·伊拉拉說過，新聞記者寫的東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願望是寫傳世之作。他已經雕琢（這是通用的動詞）出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詩，後來略加修潤，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出版了。

我記不清第一次是怎麼聽說代表大會的。也許是出納付給我第一個月工資的那天下午，我為了慶祝布宜諾斯艾利斯接納了我，邀請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飯。他謝絕了，說是不能不參加代表大會。我立即領會到他談的不是坐落在一條西班牙人集居的街道盡頭的、有圓拱頂的漂亮的建築，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們談論代表大會時，有的帶著明顯的諷刺口吻，有的壓低了聲音，有的顯得驚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無所知。過了幾個星期六之後，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對我說已經辦好了必要的手續。

那是晚上十來點鐘。伊拉拉在電車裡告訴我，預備會議一般在星期六舉行，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也許被我的名字打動，批准了申請。我們走進加斯咖啡館。大會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個，圍坐在一張長桌前；我記不清有沒有主席台，後來回憶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認出了我從未見過的主席。堂亞歷山大是個上了年紀的、道貌岸然的人，前額寬闊，灰色眼睛，紅鬍子已夾有銀白。他老是穿深色的長禮服，常常兩手交疊擱在拐杖柄上。他身材高大壯實。左邊是個年紀比他輕許多的男人，頭髮也是紅色；紅得像火，而格倫科埃先生的鬍子卻叫人聯想起秋天的楓葉。右邊是個長臉的小夥子，額頭低得出奇，衣著像是花花公子。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幾個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婦女在座，在許多男人中間分外突出。長桌另一頭有個十來歲的男孩，穿著水手服，過不多久就睡著了。還有一位新教牧師，兩個顯而易見的猶太人，一個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閑人那樣，脖子圍著絲巾，衣服緊裹著身體）。黑人和小孩面前是兩杯牛奶可可。其餘的人給我印象不深，只記得一位馬塞洛·德爾馬索先生，特別客氣，談吐文雅，可是以後再也沒有見到。我保存著一次會議的照片，拍攝得模糊不清，不準備公布，因為當時的服裝、長頭髮和鬍子給與會者一種戲謔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當時的場面顯得虛假。任何團體都有創造自己的方言與規矩的傾向；代表大會（它一直給我某種夢幻似的感覺）似乎希望代表們不必急於了解大會的宗旨，甚至不必急於知道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職責是別提問題，我避免向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打聽，因為問他也不會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出席，過了一兩個月就懂得規矩了。從第二次會議開始，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南方鐵路公司的工程師，名叫唐納德·雷恩，後來他教我英語。

堂亞歷山大沉默寡言；代表們發言時臉並不對著他，不過我覺得是說給他聽的，希望得到他贊同。他只要緩緩做個手勢，討論的題目立刻就改變。我逐漸發現，他左邊那個紅頭髮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爾。我還記得他脆弱的模樣，那是某些身材非常高的人的特點，彷彿他們的高度使他們頭暈，便成了彎腰曲背。我記得他手裡常常玩弄一個銅的羅盤，有時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個愛爾蘭團隊當步兵陣亡。老是坐在右邊的是前額很低的小夥子，主席的外甥，費爾明·埃古倫。我不再相信現實主義手法，如果有的話只是虛假的體裁；我喜歡把我逐漸明白的東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摟出來。首先，我希望讓讀者了解我以前的情況：我是一個卡西爾達的窮孩子，小莊園僱工的兒子，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突然臍身（我是這樣感覺的）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並且也許是世界的核心。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我仍有當初那種眼花繚亂的感覺，這種感覺以後肯定還會有。

事實俱在；我盡量說得簡單一點。主席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是烏拉圭莊園主，他的農莊和巴西接壤。他父親是阿伯了人，上世紀中葉到美洲定居。他帶來一百來本書，我敢肯定，堂亞歷山大一輩子就只看了這些書。（我之所以提到這些雜七雜八的、目前都在我手頭的書，是因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根源。）第一個格倫科埃死後有子女各一，兒子後來就是我們的主席。女兒和埃古倫家的人結了婚，就是費爾明的媽媽。堂亞歷山大嚮往有朝一日當上議員，但是政治領袖們把他拒於烏拉圭代表大會門外。他好不氣惱，決定創立另一個範圍更廣的代表大會。他想起在卡萊爾激情的篇章里讀到過那個崇拜神聖的理念的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事迹，克盧茨代表三十六個國籍不同的人，以"人類發言人"的名義在巴黎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在他榜樣的啟發下，堂亞歷山大籌劃組織一個代表所有國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中心設在加斯咖啡館；開幕式用四年時間籌備，在堂亞歷山大的莊園舉行。堂亞歷山大同許多烏拉圭人一樣，不擁護阿蒂加斯，但愛布宜諾斯艾利斯，決定代表大會在他的祖國召開。奇怪的是，原定計劃精確無比地執行了。

起初我們都領取固定的津貼，但是大家熱情很高，費爾南德斯·伊拉拉雖然和我一樣窮，放棄了津貼，大家也這麼做了。這一措施很有好處，有助於分清良萎；代表人數減少，剩下我們這些忠貞不渝的人。唯一有報酬的職務是秘書，諾拉·厄夫約德沒有其他收入，工作又極其繁重。組織包羅全球的機構不是輕易的事。大量信件電報往返聯繫。秘魯、丹麥、印度斯坦都有來信支持。有個玻利維亞人來信說，他的國家沒有出海口岸，這種可悲的處境應該列為大會首批討論的議題。

特威爾聰穎睿智，指出大會牽涉到哲學範疇問題。籌備一個代表全人類的大會像是確定柏拉圖式原型的數目，而這是數百年來使思想家們困惑不解的謎。他建議不必捨近求遠，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可以代表莊園主，還可以代表烏拉圭人，偉大的先驅者、紅綢子的人，以及坐在一張大扶手椅上的人。諾拉·厄夫約德是挪威人。她是不是代表女秘書、挪威女人，或者乾脆代表所有美麗的女人？一位工程師是不是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師，包括紐西蘭的在內？

我記得那時費爾明插嘴了。

"費里可以代表外國佬，"他哈哈一笑說。

堂亞歷山大嚴肅地瞪他一眼，不慌不忙地說：

"費里先生代表移民們，他們的勞動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費爾明·埃古倫總是和我過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幾種高傲的身份：烏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著華貴的人、帶有巴斯克血統的人，巴斯克人處於歷史之外，除了擠牛奶，什麼事都不幹。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們的敵意。一次會議之後，埃古倫提議去胡寧街逛逛。我對這個主意不感興趣，但為了免得他取笑，還是同意了。同去的還有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我們從咖啡館出去時，迎面過來一個彪形大漢。埃古倫可能有點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擋住我們的去路說：

"誰想過去先得問問我手裡這把匕首。"

我還記得幽暗的門廳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倫嚇得後退幾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憤恨壓倒了驚嚇。我伸手去摸腰帶，彷彿掏武器的樣子，聲音堅定地說：

"這種事情我們到外面去干。"

陌生人口氣一變：

"我喜歡的就是這種男子漢。我只是想掂掂你們的分量，朋友。"

這時他笑得很親切。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費啦，"我對他說，一起出了咖啡館。

那個拔刀相見的漢子進了一家妓院。我後來聽說他名叫塔比亞，或者帕雷德斯，或者類似的名字，專愛尋釁鬧事。伊拉拉一直不動聲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讚許說；

"三個人中間有個火槍手。好樣的，達太安！"

費爾明·埃古倫由於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於懷。

我覺得故事正文僅僅是現在才開始。前面的篇章只記錄了偶然性或者命運所要求的條件，以便烘托一件難以置信的事，也許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始終是策劃的中心，但是我們逐漸不無驚訝地發現真正的主席是特威爾。這個紅鬍子的怪人恭維格倫科埃，甚至恭維費爾明·埃古倫，但恭維的方式十分誇張，以至顯得像是嘲笑，無損於他的尊嚴。格倫科埃為他的巨大家產自豪；特威爾摸透了他的脾氣，知道讓他批准一項計劃時只要暗示說計劃費用很大，就能通過。我覺得代表大會最初只有一個空架子；特威爾建議不斷擴充，堂亞歷山大無不同意。他好像處在一個不斷伸展的圓圈中心，周邊無限擴大，越離越遠。比如說，他宣稱代表大會不能沒有一批參考用書；在書店工作的尼倫斯坦便經常為我們採購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圖和各種各樣篇幅浩瀚的百科全書，從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維的《通鑒》到那些愉快的迷宮（這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的說法），包括法蘭西百科全書派、大不列顛百科派、比埃爾·拉魯斯[?、拉爾森、蒙坦納和西蒙編寫的巨著。我記得我懷著崇敬的心情撫摩一套絹面的中國百科全書，那些筆力道勁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紋更神秘。我當時還不知道它們的遭遇，因此自然沒有惋惜之情。

堂亞歷山大對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別親熱，也許因為只有我們兩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請我們去喀里多尼亞莊園去住幾天，泥水匠們已經在那裡開工。

經過溯流而上長時間的航行，又換乘木筏，我們在拂曉時到達河對岸。然後我們在寒酸的雜貨鋪里過夜，在黑山地區通過許多柵欄。我們兼程行進，這裡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莊園要遼闊荒涼得多。

我至今還保存著我對莊園的兩種印象：一是我預先的想像，二是我終於親眼目睹的情況。我彷彿做夢一樣荒唐地想像出聖菲平原和阿瓜斯科連特斯宮殿的不可能的組合；事實上喀里多尼亞莊園只是一座長形土坯房於，人字形的茅草屋頂，磚砌的長廊。建築十分堅固，經得住長期的風吹日晒。牆壁幾乎有一巴拉厚，門很寬大。誰都沒有想到在周圍種些樹木。從早到晚沒有一絲蔭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馬匹也缺少照料，亂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嘗到新宰牛肉的滋味。莊園里的主食是城裡運來的硬餅乾；幾天後，我聽工頭說他一輩子沒有吃過新鮮麵包。伊拉拉問廁所在什麼地方；堂亞歷山大用手一揮，指向廣闊的田野。夜裡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見伊拉拉在解手，附近還有一隻鴕鳥好奇地窺視。

晚上氣溫也不見下降，熱得難以忍受，大家都盼望涼快。房間很多，但是低矮，空蕩蕩的沒有什麼陳設；我們住的是一個朝南房間，有兩張小床，一個柜子，洗臉盆和盛水罐是銀的。泥土地沒有鋪磚或木板。

第二天，我在圖書室里發現了卡萊爾的書，便尋找那篇專談人類發言人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個早晨和那個荒涼的地方。早餐和晚飯一樣，吃完后，堂亞歷山大帶領我們去看看莊園的工作情況。我們在空曠的平原騎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騎馬莽撞，出了一點小事故；工頭毫無笑容地評論說：

"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下馬的功夫倒不壞。"

我們打老遠就望見那項工程。二十來個人已建起一個殘缺的階梯劇場似的東西。門廊和腳手架中間還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喬人攀談，但是白費心思。他們似乎知道他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自己交談時，用一種帶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語，言語不多。他們的脈管里顯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們身材矮小精壯；在喀里多尼亞莊園，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從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幾乎所有的人都用圍腰布，個別一兩個人穿燈籠褲。他們和埃爾南德斯或者拉斐爾·奧布利加多筆下的憂鬱的人物很不一樣，或者沒有共同之處。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們很容易動武。莊園里沒有女人，我從沒有聽到吉他的樂聲。

比這一帶的人更使我感興趣的是堂亞歷山大的徹底改變。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個和藹謹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亞卻成了一個嚴厲的族長，像是大家的長輩。星期日上午，他給僱工們朗讀《聖經》，儘管他們一點也聽不懂。一天晚上，工頭（一個接替他父親的青年人）來報告我們說有個臨時工和僱工在拼刀於。堂亞歷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來。他到了有不少人圍觀的圈子，掏出身邊經常攜帶的匕首交給那個哆哆嗦嗦的工頭，站到那兩把寒光閃閃的刀於中間。然後我聽到他命令說：

"把刀放下，孩子們。"

然後用同樣平靜的聲調又說：

"現在你們兩個握握手，規規矩矩的。我這裡不準胡鬧。"

兩個人服從了。第二天，我聽說堂亞歷山大辭退了工頭。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來。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不知道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這種恐懼，但是我們常談到阿根廷，談我們回去之後想做些什麼。我懷念十一日廣場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築門口的獅子塑像，懷念我不常去的一家雜貨鋪的燈光。我騎術相當好；時常騎馬出去，跑許多路。我還記得我常騎的白花黑馬，現在多半已死了。某個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許到過巴西，因為邊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線。

我學會了不再計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亞歷山大突然通知我們：

"我們早些睡。明天一早趁涼快動身。"

回到河下游之後，我感到高興，想起喀里多尼亞莊園居然有點親切。

我們恢復了每星期六的會議。春天的一次會上，特威爾要求發言。他以慣用的華麗辭藻說世界代表大會的圖書館不能只限於收集工具參考書，世界各國、各種語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歷史見證，我們如果忽視就太危險了。他的發言當場通過；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身為拉丁文教授的克魯斯博士承擔了挑選必要書目的任務。特威爾已經和尼倫斯坦談過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巴黎城是每個阿根廷人的烏托邦。我們中間最想去巴黎的或許是費爾明·埃古倫；其次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他們的動機卻不一樣。對於《大理石雕》詩集的作者來說，巴黎就是魏爾蘭和勒孔特·德·李勒；對於埃古倫說來，巴黎是胡寧街高檔的延伸。我覺得埃古倫同特威爾取得了默契。特威爾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大會代表應該用哪一種工作語言，並且建議派兩名代表分赴倫敦和巴黎了解背景。為了裝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經遲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倫。堂亞歷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我想上文已經說過雷恩開始教我浩如煙海的英文，作為我教他義大利語的交換。他儘可能略去語法和為初學者準備的句形，直接進入形式要求簡練的詩歌。我最初同那以後充實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觸，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詩《墓志銘》，然後是帕西用以揭示莊重的18世紀的民謠。我去倫敦前不久讀了斯溫伯恩的光彩奪目的詩篇，它們使我像犯了過錯似的對伊拉拉的英雄體詩是否卓越產生了懷疑。

我是1902年1月初到倫敦的；我記得雪花飄落在臉上的愛撫感，我以前沒有見過雪，因此特別高興。幸好我沒有同埃古倫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顛博物館後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館附屬的圖書室，尋找適合世界代表大會使用的語言。我沒有忽略世界性的語言；我涉獵了世界語和伏拉普克，《情感曆法》雜誌把前者稱為"平等、簡單、經濟"語言，後者試圖探索語言的各種可能性，動詞一概變格，名詞一概變位。我權衡了重新啟用拉丁語的正反兩種意見，人們對拉丁語的眷戀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約翰·威爾金斯的解析語言，這種語言從組成每個詞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詞的意義。正是在閱覽室敞亮的圓拱頂下，我認識了貝亞特麗斯。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會的簡史，不是我亞歷山大·費里的故事，不過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壩亞特麗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黃色的頭髮經常在我記憶中浮現，不像歪門邪道的特威爾的紅頭髮那樣永遠不會叫我想起。貝亞特麗斯當時不滿二十歲。她從北方的一個郡來倫敦的大學文科學習。她出身和我一樣低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義大利血統彷彿不很光彩；我發現倫敦卻有不少人認為義大利血統有些浪漫的意味。沒過幾個下午，我們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貝亞特麗斯·弗羅斯特和諾拉·厄夫約德一樣，是易卜生的忠實信徒，不願和任何人束縛在一起。她嘴裡說出的一個詞是我不敢啟齒的。啊，夜晚，分享的溫馨朦朧，像隱秘的小河一樣悄悄流淌的情愛；啊，兩人合而為一的幸福時刻，純潔真摯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後陷入睡夢的結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視著她的時刻。

在巴西凄清的邊境，我時有思鄉之情；倫敦紅色的迷宮給了我許多東西，我毫無那種感覺。儘管我找出種種借口拖延歸去的日期，年終時不得不回去；我和貝亞特麗斯一起過聖誕節。我答應她堂亞歷山大會邀請她參加代表大會；她含糊地回答說她喜歡去南半球看看，她有個表哥是牙醫，已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定居。貝亞特麗斯不想看到輪船；她認為離別是一種強調，是不明智的慶祝不幸的行動，而她討厭強調。我們便在上一個冬天相識的圖書室告別。我是個怯懦的人；我沒有把通訊地址留給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認為回去的路程比來時短一些，但是橫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滿了回憶和憂慮，顯得很長很長。我想到貝亞特麗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齊頭並進，覺得非常傷心。我寫了一封厚厚的信，離開蒙得維的亞時又把它撕毀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國：伊拉拉在碼頭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處；星期四、五兩天，我們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違一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聽說費爾明·埃古倫還賴在巴黎，覺得鬆了一口氣；我比他早回來，多少減輕了我長時間淹留國外的內疚。

伊拉拉情緒低落。費爾明在歐洲大量揮霍，不止一次地違抗叫他立即回國的指令。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為不安的是別的消息；特威爾不顧伊拉拉和克魯斯反對，抬出了小普林尼的"開卷有益"的名言，說是再壞的書也有可取之處，他建議不分青紅皂白地收購《新聞報》的合訂本，買了三千四百冊各種版本的《堂吉訶德》、巴爾梅斯的書信、大學論文、賬冊、簡報和劇院的節目單。他早說過一切都是歷史的見證。尼倫斯坦支持他；經過三個星期六的"熱烈討論"，堂亞歷山大批准了建議。諾拉·厄夫約德辭去了秘書職務；接替她的是一個新成員卡林斯基，也是特威爾的工具。堂亞歷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滿了大包小包的書籍表冊，既無目錄。又無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亞莊園住了一星期；泥水匠們已經停工。問起時，工頭解釋說這是主人的吩咐，現在日子閑得無法打發。

我在倫敦時已寫好一個報告，現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訪堂亞歷山大，並且把報告交給他。費爾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風很大，往屋裡灌。阿爾西納街的大門前停著一輛三套馬車。人們彎腰扛包，往最深的一個院子里卸貨；特威爾指手畫腳地在指揮。在場的還有諾拉·厄夫約德、尼倫斯坦、克魯斯、唐納德·雷恩和另外一兩個代表，彷彿預感有什麼事要發生。諾拉和我擁抱親吻，使我回想到別的擁抱和親吻。那個黑人代表樂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個房間里方形的地板門已經打開；土坯的梯級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們突然聽到了腳步聲。

我沒有見人就知道是堂亞歷山大。他幾乎是跑步來的。

他的聲音同平常大不一樣；不是那個主持星期六例會的不緊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個阻止持刀決鬥、向高喬人宣講上帝言行的封建莊園主，倒像是上帝的聲音。

他誰都不瞧，命令說：

"把地客下面堆的東西都搬出來。一本書也不留。"

這件事幾乎花了一小時才完成。我們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來往搬運；唯一不動窩的是堂亞歷山大。

他接著又下一道命令。

"現在把這些大包小包點火燒掉。"

特威爾臉色煞白。尼倫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說出一句話。

"我盡心竭力選購了這些寶貴的工具書，世界代表大會不能沒有它們呀。"

"世界代表大會？"堂亞歷山大說。他嘲諷地哈哈大笑，我從來沒有聽他笑過。

破壞之中含有一種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響，亮得炫眼，我們都貼著牆站，或者躲在屋子裡。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燼和燒焦的氣味。一些沒有燒著的書頁在泥地上顯得很白。青年婦女對老年男人常有一種愛慕，諾拉·厄夫約德對堂亞歷山大也懷著這種感情，她不理解地說：

"堂亞歷山大知道自己做什麼。"

文縐縐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話：

"每隔幾個世紀就得焚毀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

這時候，堂亞歷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現在要對你們說的話是我經過四年之後才領悟出來的。我現在明白，我們進行的事業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內的龐大的事業。不是幾個在偏僻莊園的棚屋胡說八道的說大話的人。世界代表大會從有世界以來的第一刻起就開始，等我們化為塵土之後它還會繼續。它是無處不在的。代表大會就是我們剛才燒掉的書籍。代表大會就是擊敗愷撒軍團的喀里多尼亞人。代表大會就是糞土堆里的約伯、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會就是那個把我的財產揮霍在婊子身上的、沒出息的小子。"

這時我忍不住插嘴說：

"堂亞歷山大，我也有過錯。我這份報告早已寫好，但我為了一個女人的愛情仍舊賴在英國亂花您的錢。"

堂亞歷山大接著說：

"我已經料到了，費里。代表大會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會就是我已經賣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經不屬於我的土地。"

人群中響起一個驚愕的聲音，是特威爾：

"您是說您已經賣掉了喀里多尼亞莊園"

堂亞歷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錯，我賣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並不為我的破產而悲痛，因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們也許不會再見面了，因為代表大會不需要我們，不過在這最後一晚，我們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會。"

他陶醉在勝利之中。他的堅定和信仰感染了我們。誰都不認為他神經錯亂。

我們在廣場坐上一輛敞篷馬車。我坐在車夫旁邊的位置，堂亞歷山大吩咐說：

"師傅，我們去城裡逛逛。隨你拉我們到什麼地方。"

那個黑人坐在腳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詞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憶的符號。我現在想敘述的只是我個人的回憶；與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義者往往藉助於一朵玫瑰、一個吻、一隻代表所有鳥的鳥、一個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陽的太陽、一壇葡萄酒、一個花園或者一次性行為。這些隱喻都不能幫助我記敘那個歡樂的長夜，我們那晚一直鬧到東方發白，雖然疲憊，但感到幸福。車輪和馬蹄在石子地上發出迴響，我們幾乎不交談。天亮前，我們來到一條幽暗的小河畔，也許是馬爾多納多河，也許是里亞楚文洛河，諾拉·厄夫約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謠，堂亞歷山大則用低沉的聲音走調地唱了幾句。英語的詞句並沒有使我想起貝亞特麗斯的模樣。特威爾在我背後喃喃說：

"我原想幹壞事，卻幹了好事。"

我們隱約看到的東西一直留在我記憶之中——雷科萊塔的粉牆、監獄的黃牆、兩個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鐵欄杆的棋盤格地面的門廳、火車的欄木、我的住所、一個市場、深不可測的潮濕的夜晚——但是這些轉瞬即逝的東西也許是別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我們的計劃（我們不止一次地拿它當取笑的話題）確實秘密地存在過，那計劃就是全宇宙，就是我們。多少年來，我不存指望地尋找那個晚上的情趣；有時候我以為在音樂、在愛情、在模糊的回憶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夢中之外，那種情趣從未回來過。當我們大家發誓決不向任何人提起時，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們。我們從不評論這段往事；我們的語言都將是褻瀆。1914年，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維的亞。伊拉拉已於去年逝世。

我有一次在利馬街遇到尼倫斯坦，我們假裝沒看見。

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