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46節
四十四
我經常感到冥冥中有種什麼力量和自己作對,不然為什麼總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這麼難,賣小菜也賺不到錢。還有一次在報上看到一家醫院招廚師的廣告,十三塊錢一小時,我去約見了,自我感覺還不錯,以為會有點希望。出來了在心裡問自己,如果得到這份工作能穩定,還回國去不呢?這樣想著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馬上就面臨著重大選擇。等了幾天也沒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門,怕錯過了通知的電話,最後忍不住打電話去問,已經錄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後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會本能地預想結果一定與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沒達到目的正是證實了自己的預想。懷有這樣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氣和地面對每一次失敗。我漸漸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認定洗碗這份工作是多倫多給我作出的恰當安排,是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在一個憑實力生存的社會裡,我的實力僅僅是還有一把子氣力。我服了氣,對某種好的轉機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運。
這天中午思文吃飯的時候隨手翻著《星島日報》,翻到一頁說:「這裡招廚師,你去試試。」我吃著飯沒有留意。招廚師的廣告天天有,但有本領的人太多太多,哪又會輪到我。她見我沒有反應,就翻過去了。吃了飯我躺到床上拿了報紙來看,先看了新聞,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說:「招人的廣告看了沒有?」我說:「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術又不過硬,試也白試。」她說:「不是那一頁,是一家外國人辦的公司,招中國廚師。」我一聽高興了,憑我的手藝,在唐人街餐館做不行,外國人辦的公司也許還能混過去。我翻到廣告,是一家由香港老闆投資,委託外國人辦的中式快餐連鎖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進幾十個人。我鋪開地圖查到地址,就騎車去了。
這是一家送餐公司,沒有餐廳,顧客打電話訂餐,做好了由司機送上門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幾天一起開張,正缺人手。接見我的是個姓王的總廚,會說國語,幾家分店的廚務由他總管。他問我申請什麼位子,我說:「炒鍋。」他說:「做過幾年?」我說:「才做過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兩年了,要不現在就試試。」
他說:「相信你了。炒鍋位子沒有了,做油爐你來不來。」我說:「對不起,我想知道油爐多少人工一個鍾呢?」他告訴我是九塊錢,我說:「來。」又說:「不過我做炒鍋比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幫我個忙把我分到炒鍋位子上去。」他說:「以後看機會,我記著點。」我站起來點頭笑著。他指頭點一點示意我坐下,說:「有工作證沒有,這不是唐人街的餐館,打黑工也可以。」我說有工作證,他要我複印一份,又要我把開戶銀行支票帳號也帶來,錢直接付到帳號上去,公司只發一張工資單。他問:「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換衣服。」我說:「明天來可以嗎?我今天還要到另一家餐廳去把那邊廚師辭了。」他說:「那明天不來就當你不會來了。」走的時候我怯生生問一問:「人工多久發一次?」他說:「每周劃到你的帳號上。」我對他半是點頭半是鞠躬,說:「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說:「先到這裡培訓幾天。就這樣了。」
這麼輕易地,一個月就可以多掙幾百塊錢,我心裡高興透了。出了門我走在馬路上,跳起來向空中撈抓幾把,象是抓到了錢,塞到口袋中去,口裡發出「嘖嘖」的聲音。騎上單車又誇張地想象著自己剛才那副低眉順眼的神態,把那種神態在心中仔細描摹。描得活靈活現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裡假裝對自己生了氣說:「你呢,男子漢呢,做了那副樣子羞不羞呢?」於是在心裡對自己擠著眼睛扮著鬼臉笑。笑著笑著忽然就再笑不出來,嘆口氣,嘴蠕動著對自己說:「又裝了一回孫子。」
一年多來我總是在裝孫子,這樣別人看著順眼,在心裡肯定了他自己,想著自己是決定他人命運的人物,也許就給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樣子,更想做出很神氣的樣子,可我有求於人底氣不足,想做也不能夠,萬一人家看著你不有點不對眼,機會就完了。我不斷地做出低眉順眼的神態,我要讓人家看著高興,人窮了首先要向錢看,講不起志氣。無論如何,我總算找到了一份還過得去的差使,每小時的收入比紐芬蘭多了一倍呢。這是真的,這是實在的,為了這真的實在的玩藝兒我得委屈了自己。我還不太敢相信這樣的好事會這樣輕易地落到自己頭上來,太多的痛苦經驗和失望經歷使我對希望抱著極深的懷疑。也許明天我去了,他說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計算著如果拿到了這份工作,再想辦法爬到炒鍋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為了錢這東西,我得把內心那種倔犟的反抗衝動打下去。想到這是對命運的暫時妥協,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我的心中輕鬆了一點。在這個不屬於我的世界里,倔犟賭氣除了證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沒有其它意義。我也想帶著優越的謙虛微笑瀟洒地走幾個來回,可這得有實力。這個我沒有。我心裡明白,我服了氣。這樣想著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這樣的心情對待她,我卻做不到。我也明白一個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並不是由他是一個男人決定的,那種非常現實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沒逃脫這個大多數的範圍。但無論如何我不能從感情上接受這種事實。有時候我對自己的固執作出反省的時候,又馬上有一種內心衝動對這種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覺得自己是在捍衛著一種關於愛情的信念,愛情不能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改變了就不再是愛情,不是愛情就不必那樣執著。我可以承認所有的現實,承認自己的無能,承認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樣的工作,承認自己賴以生存的唯一基礎就是吃了飯有一把力氣,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裡畏畏縮縮。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壓抑著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裡不行。我和思文已經互相等待了這麼長的時間,誰也不願向妥協的方向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不進則退,退到如今想進也難了。說真的,時至今日,我還擔心她會向前邁出這一步呢,那樣我將會進退兩難。
第二天我騎車去上班,路很遠,騎了四十分鐘才騎到。(以下略去600字……)
幹活輕鬆,精力還過剩,我又在一個韓國女人開的一家小餐館找了一分半職的工作,吸塵、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點半到下午兩點半,三點鐘到Ho-Lee-Chow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點,到底天無絕人之路。
四十五
多倫多大學有兩幢宿舍在央街上,專門提供給那些帶了家屬的研究生。那裡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請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輪到。歷史系有個天津來的博士輪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個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讓機會輪空了,就把租住權偷偷轉給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層樓上,一室一廳,比我們現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獨立的廚房廁所,租金卻也差不多。這樣的機會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認她的能幹。
那時我和思文的關係正處於冰點。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來,一天說不了幾句話。說幾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見我也不收拾東西,也不說走,問我:「我的東西收好了,下午有人開車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猶豫中,希望她來求我,又怕她來求我,聽她這樣一說,我隨口說:「你先搬走,我再說吧。」她說:「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說:「這些話就多餘了點,又沒誰叫你負什麼責任。」我在心裡猜測著她這些話是不是說給自己聽的,也許她並不想要我搬去,這樣她就在心裡對自己推卸了責任。又想,也許她還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說。還沒想清楚我說:「電視機錄象機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著還是個負擔,電話機你也拿走,我沒有人要打電話。」
深夜我幹活回來,她已經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間,有一種異樣的陌生的感覺,自己已經被世界徹底遺忘,沒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著隔壁那對男女會怎樣在心裡竊笑,關了門樂得在床上打滾,在樓道里碰了面把那種幸災樂禍的微笑傳遞過來。熄了燈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個家就散掉了,這樣輕易這樣平靜,使人根本體會不到這件事對一個人的重大意義。我有點悵然,卻並不悲傷,也沒有那種曾在心中期盼過的解脫的興奮。苦澀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開,我必須咬緊了牙堅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萬塊錢的目標,這一瞬間這個目標成為了神聖的召喚。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不能沮喪,退一步我就完蛋了。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力量以父母的慈愛關注著你,悲哀和眼淚都毫無意義。
這樣想著,眼眶中就有淚水涌了出來。我在黑暗中睜圓了眼睛,竭力控制著不讓流下來。僵持了幾秒鐘,一行淚從面頰上流過,接著又是一行。我大聲對自己說:「幹什麼呢,幹什麼呢,都幾十歲了。」說著抽出枕頭,雙手抓著從額頭往下一抹,「嘿嘿」地乾笑兩聲,罵一句「不爭氣的東西」,似乎想也沒想,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清脆的響聲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來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這種寂靜,感到寂靜中有一種力量從四方沉沉地壓下來。我對著黑暗吹了一聲極長的口哨,「噓」的聲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氣,儘可能更長地不停頓地吹著,那一絲聲音帶著悅耳的尖銳。莫名其妙地,順著口哨的聲調,我在一口氣就快吹完的時候,吹起了那首歌,「問我何時歸故里,我也輕聲問自己………」後面的詞記不起來,把曲調一直吹下去。聲音在夜裡特別響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聽見,明天會到房東那裡去訴苦,於是用毯子蒙了頭,在毯子里使勁地吹,終於,吹得口乾了,嘎然而止,頭頹然地一偏。
在要睡著的那一瞬突然驚醒了,就再也睡不著。我看著腕上的表,已凌晨兩點。計算著明天上午十點出去工作,還有時間,就爬了起來,摸了衣服穿上,到廚房冰箱里提了壺喝幾口冷牛奶,摸黑下樓開了門,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積水的地方剛剛結了冰,踩上去發出斷裂的輕響。上弦月象被凍住了一樣彎在無雲的天幕,星星隱隱約約地閃閃爍爍。一陣寒風吹來,幾片落葉擦著我的臉掉下去,帶來一點微痛的感覺。唐人街上霓虹燈的招牌和廣告還亮著。街上沒有幾個人,有一兩家小酒家還在營業,裡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綽綽的。又不知從哪個角落傳來幾聲粵語的罵人聲。永遠遊盪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動著身影,他們無家可歸也不想歸家。我從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銀行櫥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這座巨大的城市離我非常遙遠,對它我感到疏遠,我無法擺脫那種漂泊旅人的感覺。我深深感到哪怕在這裡再呆更長的時間,也仍然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發了財,我不會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對我來說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敗也好,與他們都沒有關係。他們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與我也沒有關係。我內心沒有向社會證明什麼的衝動,錢是我與這個社會的唯一聯繫。這個社會並不需要我,在這裡沒有什麼人需要我,連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遺棄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見一些妓女穿著短裙,在等公共汽車的玻璃亭中避風,又有幾個穿著長襪毛大衣在冷風中徘徊,向偶爾駛過的小車招手。我忽然覺得對她們不能罵一句「卑鄙」就總結了一切,她們也挺可憐的。我怕惹麻煩不敢走過去,就往回走。看見銀行區一幢幢一百多層高的大樓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著自己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樓的老闆,每天進出大樓時,白人小姐畢恭畢敬地拉開大門,我也不望她們一眼,在內心高傲地一笑。到了辦公室不斷有人進來請示,我以一種優雅的從容一個個打發走了。又掏出煙來,秘書小姐馬上給我點著了。我吐著煙霧,靠在安樂椅上,思考著怎麼到中國去投資,尋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種感覺。正想著眼前一個人影一晃,我嚇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來是個露宿街頭的討乞者,是個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塊錢硬幣塞給他,匆匆走開,在心裡抱怨他打斷了自己的好夢,再往下想也沒有情緒了。又想起自己在這麼冷的天還捨不得花一塊錢坐地鐵去上班,騎車跑那麼遠,於是在冷風中給了自己一個嘲笑。從明天起我不能省這點錢了,我自己也是個人,對人我不能那麼刻薄。在深夜裡我遊盪了一個多小時,凍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裡。
第二天去一號店上班,總廚說:「調你去五號店,今天就去。」我說:「是做炒鍋吧?」他說:「去就知道了。到那裡找阿來,他是頭廚,看他怎麼安排你。」我又轉了地鐵到五號店去,找了阿來,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他問我:「你會炒菜?」我說:「我都做了好幾年了,王先生說調我到這裡當炒鍋。」他問:「過來幾年了?」我說:「三年,在紐芬蘭我當了兩年多廚師。」他說:「Youarelucky,來三年就當了兩年廚師,當年我從香港過這邊來,餐館里做了三年還沒摸到鍋邊呢。」又說:「今天我看你做大廚,樓下換衣服。」我在計時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換了衣服,又掏出菜單飛快地溜了一遍,幸而這幾天每天看了幾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著炒菜的動作,手動了幾下。兩個多月沒做,手明顯有點生了。到了五點鐘,訂單從傳真機中不斷出來,生意比一號店要繁忙得多。阿來在後面配菜,我和叫阿長的廚師在前面炒。頭幾份菜阿來看了一下,下面就讓我去了。
這一站就是五個小時不動,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館的韓國老闆娘的勤奮令我吃驚。她從上午十點到凌晨一點工作,天天如此。她獨自帶著兩個兒子生活,開這家小店九年來,沒有出去玩過,有很多年都沒去過湖邊了。還是在七年前她因為辦移民的事情離開多倫多到渥太華去過一天。她跟我說這樣的生活沒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經習慣了。又說:「Tomakemoney,nochoice。」我本來還閃閃爍爍地想過,有機會了是不是自己辦一家小餐館,聽了這話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認了自己不是吃這棵菜的蟲。有一次她應付一百零五塊錢給我,卻付了一百五十塊,我想她算帳可能會算出來,把多的錢退給她。她收了錢,從褲口袋中掏出一沓錢夾到一起,又誇我說:「Youarehonest"。我當時就意識到這錢不退也可以,在心裡后了悔,暗暗跺腳罵了自己幾句。
這天我從小餐館幹活回來,到唐人街買了《星島日報》,準備另找房子。我不能一個人住四百塊錢一間的房子,再過幾天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錢。我必須儘快找到一間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間小房子,二百四十塊錢一個月。我交了二十塊錢的押金,說好三天後搬來。房東給了我一張收據。現在每個星期我只有兩個半天的休息時間,在Ho-Lee-Chow休息的那兩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這兩個半天對我顯得珍貴,我可以喘口氣,心中早早就計劃著這時間能幹點什麼,好幾次我想放棄了小餐館的工作,又想起掙錢的機會實在來之不易。每天上午九點鐘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出門,心中好象赴刑場似的,嚮往著晚上快點到來,一直到深夜才回家。這種緊張有個附生的好處,可以讓人沒有精力去想那麼多。晚上回來經常是澡也沒有氣力去洗,身體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睜開眼睛又得動身了。想起韓國女人來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頭也是這樣生活,我心裡又有了一點勇氣。
錢是這種可怕生活的唯一補償。勞累是可怕的,但沒有錢的可怕比勞累的可怕還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還得迎著那可怕走過去,不能怕那個可怕,你覺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這裡有錢的人什麼都是,沒有錢的人什麼都不是,對這種現實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無法去講道理,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出國之前,我沒想過錢這東西還能夠這樣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時從心底我還有點看不起錢呢,覺得俗氣,但眼下我不能有別的選擇。想到這一點,我打了個寒顫,全身馬上泛出雞皮疙瘩,摸著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錢畢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這種日子無窮無盡地過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變成了追求數字的遊戲。心中還有這麼一點反抗意識,我覺得自己還是個正常人,還不象那老闆娘從人格上已經完全被錢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訂的五萬加元的目標太高,還有太長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還要差不多兩年,想到這點我感到絕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裡跟自己抗爭,想推翻這個目標都沒有成功,才知道人原來最容易被自己禁錮。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館幹活,經理說有電話的我。這太奇怪了,在這個城市還會有人打電話給我?五號店的電話號碼連我自己都沒有注意過呢。我拿起電話說一聲「哈羅」,那邊傳來思文的聲音:「今天晚上你回過這邊來好嗎?我已經把你的東西都運過來了。」她說著輕輕笑一聲:「沒跟你商量,你不會有什麼想法吧?」我說:「又不早說,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馬上說:「那我叫部計程車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說:「那算了,你告訴我住在幾號。」
接了這個電話我沒有高興也沒有不高興。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鐵站下了車,心想,這個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轉車。我沒有開樓下門的鑰匙,進不去那玻璃大門。在通話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亂按了一個按紐,(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沒有回應。我想:「反正我沒事,對不起我就這麼按下去了,吵著了你是你活該,誰叫你罵人。」正一下一下按得來勁,電梯響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來罵人了,趕忙坐到一邊假裝打瞌睡,想著他要是問我,我就說剛才有個人在按那些按紐,又走了。正低了頭笑呢,有個聲音叫「高力偉」。是思文。我說:「我都準備在這裡過夜了。」她說:「等了多久?」我說:「反正這段時間如果在賺錢夠買一袋米了。」又問通話器上為什麼沒有她的名字。她說:「我是頂別人的名字住進來的,你忘啦?」在電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樓進了屋子,我說:「你好好過啊,一個人住這一套!」這房子的確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個平方。她說:「所以我把你喊來。」我說:「至少每個月可以省幾百塊錢房租。」她說:「我沒有這樣想。」我說:「你是想起我一個人太可憐了。」她說:「你知道就好。」我說:「謝謝你還記得我,我沒有料到自己這樣一個人還值得別人記起。」
好象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又住到了一起,關係卻還是平平淡淡,沒有爭吵,也沒有那份情緒。要是自己是一個挺拔的形象,我就會有那一份寬容一份大度,而不會這麼狹隘這麼固執。我落到靠偏執來維護內心那一份驕傲的地步了。明白了這一點我還是不願放棄,我等待著思文徹底妥協。
思文沒有收入,我主動提出房租伙食全都歸我承擔。她說:「那就先欠了你的,記下每個月多少。」我說:「我高力偉再沒有志氣再捨不得錢,也不至於就要跟你來算這個細帳,男子漢氣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於那麼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