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救人

治病救人

我第一次認識張宏斌,張宏斌是坐在我家西牆南邊的椅子上,我坐在北邊椅子上,我們中間是一尊巨大的木雕的佛祖。左右小個子,就那麼坐著,醜陋如兩個羅漢。對面的牆上有一副對聯:相坐亦無言,不來忽憶君。感覺里我們已經熟了上百年。

我們最先說起的是矮個人的好處,從拿破崙、康德,到鄧小平、魯迅,說到了陽谷縣的那一位,兩人哈哈大笑。我們不忌諱我們的短,他就一口氣背誦了《水滸》上的那一段描寫。我說你記憶力這般好,他說你要不要我背誦你的書?竟一仰頭背誦了我一本書的三頁。我極驚奇,卻連忙制止:此書不宜背誦!問他看過幾遍就記住了,他說三遍。我說你還能背誦什麼,他說看過三遍的東西都能記住。就又背誦起《紅樓夢》的所有詩詞,讓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全都到我家辦詩會了。

但我請張宏斌來,並不是因為他是記憶的天才,他的本行是醫生,要為我的一個親戚的兒子治癲癇病的。我差點迷醉於他的記憶力的天賦而忘卻了他是醫生。他看了看親戚的那個患病的兒子,笑了笑,說:「葯苦,你吃不吃?」兒子說:「我愛吃糖!」大家都樂起來。我將那小子拉過來,在他汗津津的背上搓,搓下污垢捲兒讓他看,幾個大人立即向我翻白眼,以為當著醫生丟了面子。

張宏斌留下了幾袋丸藥,開始詳細吩咐,什麼時候吃什麼大丸,什麼時候吃什麼小丸,極講究節氣前後的時間。我要付他的錢,他不收,提出能送一二本我的書。我的書都在床下塞著,他似乎不解:我把配製的藥丸是藏在架子上的瓷罐里的,你怎麼把書扔在床底?我說:「你那葯是治病的。」他說:「書卻救人啊!」我笑了笑,救誰呢?一本送了他,一本簽上「自存自救」放到了我的床頭櫃里。

他的這些藥丸極其管用,親戚的兒子服后病遂消解,數年間不再復犯。

醫生我是尊敬的,而這樣的奇人更令我佩服,以後我們就做了朋友。他住在岐山縣,常常夜半來電話,濃重的岐山口音傳染了我,我動不動也將「入」念成「日」。一次作協研究要求入會的業餘作者,討論半天意見不統一,我一急說道:有什麼不高興的么,人家要「日」就讓人家「日」嘛!

他常常被西安的病人請了來,每次來都來我家,我沒有好酒,卻拿明前茶,請,請上坐,就坐在佛祖旁的椅子上。我們就開始說《紅樓夢》,說中醫,說癲癇,說憂鬱症,說精神分裂,這現代生活垢生出的文明病。

張宏斌說,醫生最大的壞處,是:不能見了別人就邀請人家常去他那兒。這是對的,監獄管理員邀請不得人,火葬場也邀請不得人。中國人有這麼個忌諱。但我給張宏斌介紹了許多有病的人和沒病的人,還有許多名人和官人。誰的頭都不是鐵箍了的,名人和官人也是要患病的。作家可以拒絕,醫生卻要請的,沒病也要請,這如在家裡掛鐘馗像。

同張宏斌打交道的幾年裡,我也粗略識得什麼是癲癇和精神分裂病,什麼人易患這類病和什麼人已潛伏了這類病。並且,看他治病,悟出了一個道理:病要生自己的病,治病要自己拿主意。這話對一般人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對一些名人和官人卻至關重要,名人和官人沒病的時候是為大家而活著的,最複雜的事到他們那裡即得到最簡單的處理,一旦有病了,又往往就也不是自己患病,變成大家的事,你提這樣的治療方案,他提那樣的治療方案,會診呀,研究呀,最簡單的事又變成了最複雜的事,結果小病耽誤成大病,大病耽誤成了不治之病。

張宏斌治病出了名,全國各地的病人都往岐山去,他收入當然滋潤,而且住宅寬展。他說你出書困難了,我可以資助你,西安沒清靜地方寫作了到岐山來。我很感激他。年初,我對他說:你教我當醫生。他說:我正想請你教我寫文章哩。兩人在電話里嗬嗬大笑:那就誰也不教誰了!

現在,我仍在西安,他還在岐山,十天半月一回見面,一個坐木雕佛祖的南邊,一個坐木雕佛祖的北邊,醜陋如兩個羅漢。

199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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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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