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生活的女性言說
——嚴歌苓創作品格論
劉艷
【內容提要】在近年美國華文文學知名作家中，女作家嚴歌苓的創作可謂獨樹一幟。本土的文化觀念、道德標準和價值判斷方式，在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與顛覆，新移民們經歷的是「斷根」與「植根」的艱難過程。她對此有較深刻的感受與表現，以異質文化中錯位意識的傳達、獨特的女性視角和觀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徵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寫，構成了創作的獨特文化品格。
【關鍵詞】嚴歌苓/異域生活/女性言說/精神分析
在近年美國華文文學知名作家中，女作家嚴歌苓的創作可謂獨樹一幟。她以鮮明的個性特徵，創作了多篇反映移民生活的小說。作家異質文化中錯位意識的傳達、獨特的女性視角和觀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徵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寫，構成了它們獨特的文化品格，且引起了讀者和評論界的普遍關注。
一
移居美國的生活在嚴歌苓那裡，「像一個生命的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1]（後記，第247頁）。用這來形容那臍帶斷裂式的悵痛和為適應新環境而掙扎的苦楚，有著準確而生動的況味。祖國舊有的文化觀念、道德標準和價值判斷方式，在此統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與顛覆，新移民們經歷的是一次「斷根」與「植根」的艱苦歷程。
語言障礙是異域生活伊始面臨的重大問題，嚴歌苓對其造成的困擾在多篇作品中皆有涉及。為了提高閱讀量應付課業，可以不去洗衣房、郵局，甚至打工還要把辭彙抄在手腕內側狠背一氣（《渾雪》）。但這與因「失語」狀態而使人陷於尷尬甚至無奈的境地相比，實在無礙大雅。《粟色頭髮》中的「我」以所答非所問的對話使痴情於自己的美國男子「被語言的非交流狀態折磨得很疲勞」。《簪花女與賣酒郎》里的大陸妹齊頌，只會以兩個「YES」、一個「NO」的模式與人對談，雖與墨西哥小伙卡羅斯兩情相悅卻失之於語言的無法溝通與交流，而無法擺脫被出賣的厄運。在走出語言的迷失狀態之後，卻又不得不再度藉助語言的錯位對話方式，往往籠罩著更深一層的窘迫與悲哀。「我」以「我完全不懂您在說什麼」的裝傻來拒絕老闆要自己做****模特的要求；自己拾金不昧將藍寶石歸還婁貝爾太太，卻招致對方的懷疑並宣稱要將其帶到首飾店重新鑒定一下。這種猝不及防的道德文化的錯位，剎那間使「我又回到對這種語言最初的混沌狀態。我不懂它，也覺得幸而不懂它。它是一種永遠使我感到遙遠而陌生的語言」（《粟》）。
語言的錯位只是表層，由它導向的則是習俗的、情感的，乃至思想文化等的更為深在的參互交錯。翻翻瑪雅的報紙要分擔一半訂報費，抱抱她的貓咪又收到其一張賬單，沉湎于思鄉情懷的自己對她講起有關月亮的所有中國古典詩詞，換來的卻是對方很有吃相地邊吃月餅邊像計算錢一樣精確地計算卡路里（《方月餅》）。我的穿著打扮被視作保守、規範、呆板的象徵，不願繼續關於女孩脫衣的感覺描寫，對乞丐和同性戀的看法無不受到同學的圍攻，使遠托異國的旅人在感受客觀現實的困頓之外，還在精神領域產生了種種困惑與變異。但這主觀感覺的變異一時還無法把舊有的心靈世界完全拋出原有的軌道，「我」只有「在心裡拍哄自己：別怕，別怕；不過是個觀念問題」（《我的美國老師和同學》）。儘管「粟色頭髮」對「我」一往情深，苦苦尋覓，那發自內心的民族與自我的自尊無論如何無法接受他用「那個」腔調來講「中國人」，如要消除這種情感的錯位，除非「我真正聽懂這呼喊的語言的一天」（《粟》）。嚴歌苓是一位籌劃文字的高手，她能穿透現實生活層面向人物心靈深處進發，把目光更多投向被拋出常軌的情感體驗。女留學生李芷在與之較真兒中愛上了自己的美國教師帕切克，最終卻因其是同性戀而不能再堅持自己所謂的「無屬性的愛」（《渾雪》）。「我」在遭查理搶劫時，感受到的竟是他那臉的古典美和聲音詩意般的輕柔。再次相遇不僅沒有告發他，還與他約會並親眼目睹了他兩次搶劫別人的過程，而且自己最後再度遭他搶劫，愛情就在這真真假假中「迷失」（《搶劫犯查理和我》）。嚴歌苓有時還巧妙運用人物思想的錯位，構成彼此的矛盾關係，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力。在《茉莉的最後一日》里，主人公鄭大全以苦肉計進了茉莉公寓后，一切行為皆以把按摩床推銷出去為指針；而80歲的老茉莉之所以放他進去「是想把他製成個器皿，盛接她一肚子漚臭的話」。鄭大全的行為目標與茉莉的興趣話題之間始終拉開距離，形成錯位，徒落得兩敗俱傷。
文化的橫向交叉肯定會帶來語言、思想、情感等的錯位，這在歷代移民作家中該是共有的經歷體驗，但種種錯位傳達出的文化心態卻又有不同。50年代後期以來的老一代美華作家，多是從港台赴美的留學生，他們在事業、愛情、生活等方面的夢幻屢屢破滅，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倍感迷惘與痛苦，異國土地讓他們深感自己是被放逐的一代，無根的一代，特有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心態讓他們形成一種無法開釋的尋根心態與懷鄉情結。而新移民作家的傑出代表嚴歌苓，卻能在類乎前輩感受經歷的基礎上又有所超越，以女性獨有的敏感，深入人物內心，以刻寫人物的精神錯位為指歸。正是在不動聲色地對異質文化中錯位意識的傳達中，嚴歌苓完成了對祖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自省和對西方當代文化的銳敏審視，從而孕育出文化交流土壤上的文學奇葩。
二
縱觀中國大陸自新文學誕生之日起即已出現的女性文學，或者依附於主流文學匯入反帝反封建總命題，或者吹奏起女性解放的號角、以婦女來言說婦女，或者秉持超性別的寫作，可謂隨歷史的律動而不斷尋覓。而在創作個性顯現方面，嚴歌苓是既繼承又超越了以上審美經驗和範式，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和觀照方式，對超乎人物一般生存狀態的心靈隱秘予以密切關注。這在她反映新移民生活的小說中多有表現，而在其展現移民歷史的長篇小說《扶桑》中更是不容忽視。
我們不能說《扶桑》這部小說在表現「人」上已全面超越了他人，因為對於文學是人學的思考，在許多文學大家那裡都還是一個仍在探索的問題，更何況它又是一部偏離中心文壇的由第五代移民作家創作的小說呢。但小說的可貴之處在於，嚴歌苓能以其高倍數敏感，挖掘人格中的豐富潛藏，喚醒人那些原本會永遠沉睡的本性，以此來闡釋「人」這個自古至今最大的懸疑。老輩的移民張愛玲曾說有一天她若獲得了信仰，信仰的大約就是奧涅爾《大神勃朗》里的地母，一個妓女形象，因為「男子偏於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女人把人類飛越太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2]（第70頁）事實上嚴歌苓的長篇《扶桑》對此做了極好的文本詮釋，它以百年前中國苦命女子扶桑飄洋過海、異邦賣笑的經歷為線索，表現出作者對生命存在的較為透徹的思考。
在作者為「你」（扶桑）、克里斯、大勇設定的19世紀末舊金山這一特定環境中，扶桑集中了拖著長辮，一根扁擔挑起全部家當，或是拳頭大的腳上套著鄉鞋的人所具有的一切秉性：辛勞忍耐、溫順馴良乃至麻木愚昧。未曾謀面的丈夫先行出海淘金去了，「你」與大公雞拜了堂。被拐到美國后又數度被標以斤兩拍賣，「你」甚至從無心智對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你」總是對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以一抹謎樣的微笑面對生活和苦難。甚至遭到輪姦時，「你」也沒有反抗，只是奮力用牙咬掉施暴者胸前的一枚紐扣，謎一樣收集到一個盒子里，卻把克里斯那枚藏於髮髻，同時掩藏起最遠古的那份雌性對雄性的寬恕與悲憫，弱勢對強勢的慷慨與寬恕。「你」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男人，文化基質根本相異，卻各擁有一份「軟弱」。克里斯的柔弱使他永遠艾怨世上沒有足夠的母性，他對「你」的痴迷是對「你」身上那東方文化底蘊和母性的迷戀。賭馬舞弊、販賣人口、殺人害命的大勇也有最不堪的軟弱，那就是對故鄉從未見過的妻子的思念。他深愛扶桑卻不願坦然承認，兩千餘年的沉重積澱令他缺乏對扶桑窯姐身份的確認和責任擔當。當得知妻子已於幾年前來美尋夫，內心精神支柱坍塌之餘，也使他能夠改邪歸正，實現靈魂的自我救贖。扶桑的寬容堅忍使克里斯的自我拯救也成為可能。克里斯竭力要把「你」和「你」所屬的群體分開，殊不知他愛的正是那醜惡又卑賤的群體令「你」凸顯出的迷人魅力。「你」的一生意味著受盡屈辱，「你」不能也拒絕被拯救。「你」愛克里斯卻要以與大勇的刑場婚禮完成自我保護，這或許只能在東西方文明的對抗衝突中覓得答案；「你」早知與大勇的夫妻身份卻不肯吐露，但最終的承諾畢竟留給死者一份生的希冀。
展現新移民生活的《少女小漁》，曾被作者自稱是一則「弱者」的宣言。小漁的生存境遇較扶桑有了很大改善，卻為了辦理居留身份，不得不採取一個殘酷而又勉強為之的辦法，與一位老義大利人假結婚。「弱者」小漁多少具有扶桑的秉性：對江偉近乎母性的寬容與關愛，對多少有些無賴的義大利老人也善良而溫厚。人性的高貴與美麗在低俗生活之上綻放。《約會》中的五娟、《紅羅裙》中的海雲都對已近成年的兒子有著超乎母性的女性關愛。從個體生命的淪落到民族精神在異國他鄉的迷失，嚴歌苓波瀾不驚的筆觸中，涌動著驚心動魄的時代風雲和歷史滄桑。敏感而又痛苦的情懷使她的腳步在第五代移民的生活與扶桑的生命存在方式間隨意穿梭，通過對現實生活和記憶源泉中靈感的挖掘，把經受異質文明最嚴峻考驗的最純樸本真的人性引渡到永恆之境。女性中的母性，或許是最令這些小說可解的答案了。
許多移民滿懷種種期冀與夢想，踏上異國土地，面對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驟失與祖國那長相依存一衣帶水的血脈關係，「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濃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敏感」（《失眠人的艷遇》）。每個人都面臨維持生存和立足發展的困頓，多掙錢、少付學費，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樣的飯，是他們匱乏的物質條件下別無選擇的想法。「孤獨」感在嚴歌苓情感體驗中瀰漫濡染，構成其作品的基本氛圍。「有時的孤獨真那麼厚，那麼稠。」（《失》）五娟每次與兒子約會，總能發現曉峰與她特別相像的細節，「在這無邊無際的異國陌生中，竟有這麼點銷魂的相似」。她將母子最初期相依為命的關係或許不恰當、無限期地延長了，這是對於陌生和冷漠的輕微恐慌中貪戀身上由血緣而生出的親切。一五○城堡里的海雲、健將、卡羅，乃至周先生，也都是生活於異域的一縷孤魂。大勇常常毫無根據地想象妻子美麗賢淑的模樣和辛勤勞作的身影，緣自顛沛的旅人對故鄉的思念，對舊有精神家園的追懷。嚴歌苓的孤獨感來自現實境遇和文化心理的交互作用，兩棲於祖國與異域的衝突心態使她唯有追求現實問題的現實解決而非終極問題的終極解決，甚至必要時不得不求助於曾經有過的精神家園。而多篇小說的開放式結尾，不僅留給讀者思索不盡的閱讀空間，還昭示出作者本人無從抉擇心懷期冀的複雜心態。
嚴歌苓以女性的真切體悟和內心感受造就了一種區別於大陸文壇的話語方式，揭示出人尤其是女人的凡俗性和非神性。這種純粹的女性話語，與父權制迥然相對的女性主義態度，使嚴歌苓所觀女人的角色是被動者（被污辱、被貶損、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婦、看護婦）、有價者（商品），她們溫順麻木、寂寞忍耐……這種溯源於歷史又根植於現實的對華人女性角色的考察，確乎驗證了這種思想：「所有的父權制——包括語言、資本主義、一神論——只表達了一個性別，只是男性利比多機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權制中是缺席的緘默的……『女人不是被動和否定，便是不存在』（法國女性主義者西蘇語）。」[3]（第3頁）以移民經歷真實訴說，以女性話語言說男女，嚴歌苓小說突出表現為：女性主義話語焦灼言說下的移民生活之一種。
三
在嚴歌苓小說中，很少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這樣的字眼，但我們無法否認嚴歌苓以其獨有的個性，對精神領域的性本能、夢境、性心理和性變態等予以細膩描摹和深刻解析，傳達出20世紀美華文學與包括精神分析學說在內的20世紀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信息。研究嚴歌苓與精神分析學說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意會嚴歌苓，也是解讀異域人生的一項重要課題。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認為，性的意識和慾望是人類遠古祖先原始野性的本能在現代子孫意識中的殘留，並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根柢，不可能因為受到壓抑而不發泄出來。人在訴求性本能慾望時遵循的是快樂原則，但有時卻呈現出凄苦甚至悲劇性的結果。《海那邊》里的王先生把有些痴傻的泡像狗一樣攏在自己身邊，以物質的施捨表達一份仁義之心；泡不僅以辛苦的勞作帶給王先生豐厚回報，還忠實地為王先生做著身份地位的註腳。王先生只是希望泡「能夠像一頭閹性口那樣太太平平活到死」。但泡做傻子是不情願、不得已的，他甚至明白傻子的意義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而泡卻擁有旺盛的生命力，主動對性慾「力比多」進行著訴求，訴求的結果便是遭到王先生的「法辦」。對泡既同情又感同身受的李邁克給了泡一張廢棄的女明星照片，騙他女孩在「海那邊」的大陸，答應嫁給泡，這讓泡擁有了代表沒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靈魂的笑，也擁有了一份等待。本來泡可以永生永世地等，永生永世地有份巴望，但王先生為了保有自己與泡的生存結構模型，告發了李邁克，使李被「遞解出境」，換來的是泡的情慾支柱的轟然坍塌，最終王先生也被泡殺死在冷庫里。
弗洛伊德說過：「如果外部的神經刺激和內部的軀體刺激的強度足以引起心靈對它們的注意，又如果它們的結果引起了夢而沒有達到驚醒的程度，它們就構成了夢的形成的焦點亦即夢的材料的核心……從材料的核心也可相應地尋求一種適當的慾望的滿足。」[4]（第234頁）無意識的衝動為夢的形成提供心理能量，而夢則通過凝聚、移植、具象化、潤釋等象徵手法對潛意識本能慾望進行改裝，從而達到調節人的生理機能和情緒、慾望之目的。嚴歌苓成功地藉助再現夢境或對夢幻般心靈隱秘的開掘，揭示出潛意識的本質。《屋有閣樓》里的申沐清隨女兒申煥移居海外，女兒未婚男友保羅常來過夜。他總覺得保羅對女兒實施了性虐待，因為他似乎夜夜聽得女兒哭得慘痛，甚至看到了女兒嘴唇和手腕上的傷痕。在申沐清夢中，女兒還是個「穿雙紅皮鞋，走起路來兩隻膀子向外撐開，象要架穩自己」的小女孩，沿著六層樓頂的圍欄在走，然後便是不知是否幻覺中聽見女兒嘶啞的夜哭聲中夾了一聲：「爸……！」這是他對女兒超出父愛意欲的潛意識顯現。《女房東》中的老柴在似睡非睡的夢幻般感覺中，想不起在哪裡愛過，愛又失落在哪裡。
弗洛伊德認為性本能對於人格的成長、人的心理和行為皆具有重大意義，但往往由於受到社會意識形態尤其是倫理、法律、道德等的影響乃至束縛，本該清晰明朗的表現形式就悄悄演繹為內在心理形式。嚴歌苓準確把握住了人的性心理狀態，以此揭示出人物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還原出人的真實本相。《女房東》中老柴到美國後為老婆所棄、卻因符合某些「標準」成為沃克太太的房客，他不斷通過居室環境、物品來揣測女房東，在激情與委瑣、情愛與性慾相混雜的情感衝擊中，其本能慾望受到前所未有的障壁而演化為一種心理緊張的形式。《橙血》中的黃阿賢因為老處女瑪麗「最後一點對古典的迷戀」，一直留著他那條黑得發藍的辮子。面對銀好的質問，方覺辮子前所未有的多餘，而自己「早已忘談的自己民族的女性，讓這樣一個銀好從記憶深處呼喚出來」。辮子越來越沉，阿賢被壓抑了四十來年的情愛在此刻激發，決定逃離老瑪麗庇護與畸愛的他不幸被誤當作盜賊擊斃，而那根「古典的辮子」已被阿賢齊根鉸去了。辮子因受壓抑的情慾而存在，最終也由於情慾的正常迸發而失掉，這是人物內在心理行為外化的象徵符號，也恰如其時地傳達著人物的性心理狀態，成為塑造和刻畫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徑。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慾望如若得不到滿足，就會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適與痛苦，甚至導致性變態和其它精神障礙現象的發生。而嚴歌苓描寫的多是隱性的性變態，它不具備大起大落的外表而主要是通過人的思維活動、心理變化等內化形態呈現出來，有時甚至難為人察覺。《約會》、《紅羅裙》、《屋有閣樓》里的母親、兒子，父親、女兒之間有著逾越正常倫理感情的愛欲表現，人性心理已超越了簡單的戀母情結（即俄底浦斯情結）和戀父情結（即厄勒克特拉情結）而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面向。《橙血》中瑪麗把阿賢和75號血橙的栽培技術當成著名的固定景物，讓他們乖乖在自己生活中佔據永恆的地盤。她對所有請求購買嫁接樹胚的人高傲地搖頭，「她沒有體驗過被眾多男人追求的優越感覺，便認為那感覺也不過如此了」。受壓抑而多少呈現變態的本能慾望由此可見一斑。
嚴歌苓對人物心理的剖白幾至臻於完美的境地，常是整篇故事以人的心理推衍，心理與行為、事件互為推動，交織成故事情節的發展。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駕馭能力，或以第三人稱作旁觀式闡述，或躍然紙上與「你」展開心靈對話，或不著痕迹地寫入自己的生活心理場景，甚至拼接不同對象「此在」的生活與心理場景。小說的敘述皆隨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運作生髮，卻無意傳達某種道德標準或價值判斷，是與非、榮與辱的鎖鑰完全聽憑讀者來開啟。具精神分析特徵的人性抒寫令嚴歌苓的創作達到移民文學少有的高度和深度，但當她啟用傳承自弗洛伊德的「Talkout」方式作為小說《人寰》的形式時，在小說的技巧探索上雖不無新意，卻多少「使得她的小說走上『形式主義』的歧途」[5]。
當代美國學者雷德里克·約翰·霍夫曼談到精神分析學說對文學影響時指出：在對二十世紀寫作的形形色色的影響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響之一……現在，通過考察大批小說家的作品細節來估價弗洛伊德影響的多種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們的一大問題。的確，嚴歌苓對心理分析技巧的發揮，已幾近熟稔自如的程度。研讀精神分析學說與嚴歌苓的「契合關係」，可讓我們走近嚴歌苓，看到文學精神的升華。
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環境，不斷地互相吞沒和消化。不同的文化積澱和現實生活方式互相抵牾，產生了一切的謎，一切的反常。作家對個體生命的諦視，熔鑄進了文化、民族、社會的深層意蘊。嚴歌苓以其獨特的女性視角和悲憫情懷，進行著異域生活的真切言說。
【參考文獻】
[1]嚴歌苓《少女小漁》台灣－爾雅出版社，1993年
[2]張愛玲《張愛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
[3]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4]弗洛伊德《釋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5]陳瑞林《橫看成嶺側成峰——海外新移民文學縱覽》台灣－《自由人報》，1999年4月17日第5版
2000年1月24日
（劉艷（1976—），女，漢族，山東安丘人，山東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