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小說源於我創傷性的記憶

新京報·曹雪萍

嚴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於上海。1990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攻讀寫作碩士學位。二十餘歲開始發表作品。90年代后曾以《女房東》、《人寰》等中、長篇小說獲一系列台灣文學大獎。與李安合作電影《少女小漁》、以及與陳沖合作的電影《天浴》都是她在國際上較有影響的作品。

2006年是嚴歌苓的回歸年，這一年春天，她帶回了《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這兩部長篇小說對她而言，都是發酵后的果實，芬芳怡人。前者以一個總以7歲眼睛看滾滾紅塵的王葡萄為主人公，她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一藏就是20年，後者講文藝兵田小菲對知識分子歐陽萸至死不渝的愛，她最幸福的是文革中與丈夫患難的那段歲月。在這兩部作品中依然延續著她「去文明」的寫作特質，「我企圖用文學的假設去證明，女性像海一樣把礁石包含起來。這種包容與撕碎的關係不能證明女性就是弱者。」

人們能看到我作品中的陰影

新京報：《少女小漁》、《扶桑》、《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這些代表作多以女性為第一視角，這些形象的共性和個性是什麼？

嚴歌苓：我筆下的女性人物有一個共性，就是她們都有一點點遲鈍，有一點點缺心眼。比如小漁，她不在乎自己會不會吃虧，不跟尋常人一般見識。《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小菲，她比較例外，她很執著，但她和《第九個寡婦》中葡萄在這一點上很相似，愛一個人就是死心塌地地愛他。在別人看來，葡萄有點不知時局、執迷不悟的感覺。而小菲很像我媽媽，歐陽很像我爸爸。

新京報：不知為何，在《一個女人的史詩》中，我能感覺到它和你以往聽來的故事不同的是，其中似乎蘊藏著你很多秘密的個人經驗。

嚴歌苓：我媽媽去世后，我開始去理解我父母之間的感情。現代社會中，像他們那種直覺的，本能的愛正在消失，那種古典的愛只存在於遙遠的非功利社會裡，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崔鶯鶯與張生，林黛玉和賈寶玉。我有著軍人情節，當時我的夢想就是嫁一個營長。為什麼想嫁一個營長呢？我想，他不會大我太多，又會領著三四百的兵，很神氣地騎在馬上。可能很多少女都有對軍裝的迷戀，其實「軍裝」這個概念意味著什麼她根本不去想。她只想到男人一穿起軍裝就很英俊。你看過《雌性的芳草地》嗎？那裡面的營長就代表我少女時代的夢想。

新京報：你的作品里對暴力和女性的關係一向突出，和你自己的經歷有關嗎？

嚴歌苓：我總是能回憶起嚴鳳英的自殺。當時她已經失去知覺了，身體插滿管子，針管、導尿管，那個男醫生就可以把她暴露在那裡，讓大家都去看。她是沒有穿衣服的，光著的，這樣一個任人宰割的肉體，被擺在一群可以去咬她的目光里。她是個被釘在病床上的標本。當時有一個電工，故意把煙頭掉上去。

那時候才9歲，我覺得很恐怖。當時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種男性社會對女性的恐怖和莫測，圍攏來，在你最無助的時候。因為很敏感，所以才把這種經驗永遠永遠融合在我的作品里，變成一種創傷性的記憶。所以很多人能看到我作品的陰影。

中國的作家和導演被寵壞了

新京報：和別的作家不一樣，你的文字十分注重強烈的畫面感和視聽感覺。這和你學舞蹈有關嗎？

嚴歌苓：這源於好幾個原因。首先這當然和我12歲開始學習舞蹈有關係，女孩和男孩在一起練功的時候，穿著短褲和背心，身體的裸露部分很多。那個年代的男生女生都很美很健康。這種對視覺的欣賞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其次，和我愛看電影也有關係。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曉文的電影《二嫫》，裡面關於二嫫手的特寫，真性感，給人以飽滿的視覺享受。

另外，我在想，現代人已經被媒體吸引過去了，但電影的故事會讓人感動。比如《斷臂山》的音樂一出來，那種悠長的旋律就會讓觀眾即刻陷入莫名的感動。這種聲音不再只是對耳膜的刺激，那種聲響會帶有磁力就純粹從你身體上掠過去了，故事中蘊藏的深沉悲劇已經提前可以觸摸到了。這種感覺能彌補單純文字帶給人的遺憾，我希望把我感動的東西放在我的文字里，有著女性的體溫在裡面，有著到皮膚的質感。現代人由於媒體的轟炸，已經形成了各種感覺的交叉。

新京報：在你的寫作過程中，哪部小說是由於你接觸到一個視聽形象而後創作呢？

嚴歌苓：《扶桑》啊。在一個陰暗的屋子裡，有一道光射進來，女人緞子般的肩膀款款站起來，這是一種直接用圖像的方法。她的動作是由於我的呼喚而定型的。

新京報；很多女性作家都擅長大段內心獨白，細膩心理描寫。你是背道而馳的。

嚴歌苓：這主要是看一個作家體諒不體諒讀者的問題。

我的代理人接觸過不少中國當代流行的小說，他說這樣閱讀作品就像陷入一個語言沼澤的境地，太WORDY了。你想讓西方讀者欣賞中國小說，更要體諒西方的讀者。中國的作家和導演被寵壞了。所以說要有平常心，李安為什麼能拍《斷臂山》呢？還是因為他的人之常情從來沒有丟失過。一個人不會去關心油鹽柴米，李安特別喜歡做菜。

不想控訴某個人，我對控訴沒有興趣

新京報：在《第九個寡婦》，你不迴避中國的很多現實問題，你的眼光是走了之後又回來那種。

嚴歌苓：我到了國外之後，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寫的。我不想控訴某個人。我只想寫這樣一段不尋常帶有荒謬的歷史運動，讓我們看到一種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對人性感興趣，而對展示人性的舞台毫無興趣。還有一點，我自己也具有平常心，我沒有把自己束之高閣，不參加造神這些東西，尤其在美國作家只是一個尋常的人，沒有什麼自己感覺了不得的地方。說到文革，文革使他們精英化了，文革也犧牲了很多人。我對控訴沒興趣，第二沒人愛聽。一控訴有人就反感，還不如給年輕人去講一個有趣的故事。

新京報：《第九個寡婦》中老公公在地下生活20年，你似乎應該會著力地去處理一個看不見活在地下的人，你卻沒有給他多少筆墨？

嚴歌苓：這個小說是葡萄的視覺。是她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她。葡萄看不見的事情就沒有發生。就更有她一種生活停滯的感覺。這種痛苦比她的掙扎還要痛苦，像一個蛹一樣封閉。

新京報：中文版《第九個寡婦》和英文版的區別在哪裡呢？

嚴歌苓：主要區別在於意象性的東西不多。英文要求非常具體，它沒有大寫意的東西，寫意體現在動作里，留給讀者去揣摩。

新京報：《一個女人的史詩》在你的作品中佔有什麼位置呢？

嚴歌苓：是我非寫不可的作品，但不想讓我爸爸知道是我在寫我媽媽。它被中央電視台買去了。

動物與人最大的區別是永不變心

新京報：我覺得你寫動物寫的很好，比如在《第九個寡婦》中驢子為了不被殺掉當成一堆驢肉，在得知早上要殺它，它半夜起來拉磨。

嚴歌苓：我特別愛動物，從小就喜歡。我照了很多我和我的狗的照片。美國有報紙採訪我的時候，拍照片時怕僵，我乾脆把狗抱起來。我的狗不害怕鏡頭，她有時候還會搶鏡頭。對動物的憐惜受到外婆的影響，她特別喜歡貓，在最鼎盛時期她養過5隻貓。我是一個動物狂。我也很喜歡通人性的馬。馬是最漂亮的動物。在三年自然災害時，家裡的黑貓還用牙齒叼回一塊金華火腿，讓我們生出敬意。

新京報：你寫的人物大都去文明化，這和你對動物的愛有關係吧。

嚴歌苓：是啊。我家的狗懂很多語言。

新京報：動物和人最大的區別？

嚴歌苓：動物不理性吧。

動物一旦愛上你，就不變心。

新京報：你編劇的《少女小漁》、《扶桑》都受到好萊塢的青睞，你怎麼理解文化衝突的問題？

嚴歌苓：你不要去取悅任何，沿著自己的路去走就好。

人家不欣賞你也無所謂。

新京報：你覺得你的小說最鮮明的特徵是什麼呢？

嚴歌苓：告訴你一個真中國。

新京報：你很欣賞和你一樣有著遠離祖國堅持用母語寫作的作家嗎？

嚴歌苓：我現在只看那些對我在文字上形成衝動的挑戰感的書，德國作家的《鐵皮鼓》。我很喜歡很幽默的作家，索爾貝婁的書，DH·勞侖斯的書。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后，除了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世界文壇沒有什麼太了不起的作家。

2006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