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與少年》：懸浮於行動的寫作

新京報

我的寫作合情合理

新京報：除了《少女小漁》你似乎還有很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作為專業編劇你認為自己的小說為改編提供了什麼？

嚴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還有《扶桑》，我一直在改，但是還沒有拍。另外，在中國台灣別的編劇改編了《無非男女》和《老囚》，都拍完放映過了。

我的小說比較重視講故事和塑造人物，人物又都比較有個性，所以，表面上看似乎很適合改電影。但實際上像《扶桑》這樣的作品深入進去就發現很難改，這個劇本我改了很久還是不滿意，後來加入了一位美國很有名氣的編劇，也沒有新的突破，所以，至今還沒有拍。

新京報：《北京文學》最近公布了年度小說排行榜，你的作品《拖鞋大隊》排在中篇小說的榜首，但是有人在本報撰文批評你的作品人物特別概念化，細節上缺少合理性，比如「一群女孩子獰笑著走過去看被推倒的女孩」，跟真實生活是完全不符的，你怎麼看待類似的批評？

嚴歌苓：這個情節是一個女孩回憶過去時講到的，又是她的一個小朋友在信上告訴她，在她的腦子裡折射出的場景。這不是一個親臨現場的描述，它是很抽象的，我認為非常合理。中國作為一個善於寫意的民族，怎麼在這個問題上這麼實在（笑）。

抽象的是我的追求

新京報：談到你的新作品《花兒與少年》，我覺得你在書寫女主角徐晚江和男主角洪敏的性愛時，有一種極其唯美的書寫態度，這跟很多作家對「性」動物性的書寫有非常大的反差。

嚴歌苓：作為舞蹈演員，他們是兩具近乎完美的軀體。如果你曾經認真審視過舞蹈演員的美，你會覺得這種美可以摧垮所有的附加條件，讓肉體之間達到一種完美。只有他們才能產生王子和公主似的愛情，性在這樣兩個人之間產生是自然而然的。

新京報：你的這種寫作方法是不是受到了劇本寫作的很大影響？

嚴歌苓：我看過很多電影，也寫過幾部電影，我想劇本寫作對我寫小說一定是有影響的。我曾經很討厭寫劇本，但現在覺得劇本有很多優點，不能直接描寫心理，只能用動作、語言表現人物心理，推進速度非常快。寫作方法類似於古典小說的白描，對藝術功力要求很高。

生活的霉爛與寫作的突圍

新京報：評論家李敬澤先生說，他臆斷你寫作《花兒與少年》時一直在想著《雷雨》，是這樣嗎？

嚴歌苓：寫小說的時候我沒有想過《雷雨》，但我從小看我媽媽在台上演四鳳，是不是在潛意識裡《雷雨》影響著我的寫作我不知道。但它們都是家庭戲，都是描寫家庭生活中人的苦難，人物關係、戲劇核很相似。不同的是《雷雨》電閃雷鳴的爆發了，《花兒與少年》卻沒有雨過天晴，生活繼續不可阻止地霉爛下去。

新京報：據說，你不但用英文寫劇本，還準備開始用英文寫小說。

嚴歌苓：其實進入英文狀態並不難，因為我們在美國的語境就是英文，聽廣播是英文、看電視是英文、聊天是英文，很自然感覺就出來了。

我現在已經開始寫英文小說，我想肯定不如用中文寫老道，但有它的好處，語言可能會有不受技巧控制的生猛的力量，我很想嘗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