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百年事業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
一、詩句的出處及對地緣政治學的啟示
標題中的這兩句詩出自《醒世碑記》,相傳為清順治帝福臨所作。當然,相傳而已,並無確證。緊接這句之後是「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古來多少英雄輩,南北山頭卧土泥」。像是順口溜,意思似乎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相近。可比較「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兩位開國者都是在感慨他們之前的開國之君。但兩首詩的基調完全不同。毛澤東的詩更有帝王氣勢,意氣風發,抒發古代帝王豪傑「俱往矣」的豪邁,又表達「還看今朝」的自我期許。福臨(1638—1661)是清兵入關時的皇帝,但那時他才7歲,即位不到1年。大清朝的江山不是他打下的。與殘酷的征服者形象形成對比,福臨還是一個情種。民間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傳說:順治帝為情所傷,看破紅塵,把帝位傳給兒子玄燁(康熙帝),自己到五台山出家了。這首詩表現了他悟道之後的清醒。在比較了先朝的帝王之後,福臨感嘆吾亦將「卧土泥」的無奈。「土泥」是生命的歸宿。古人一直知道,我們從土中來,將回土中去。例如,吳公子季札在他兒子的葬禮上說:「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語出《禮記?檀弓》,是有關內容的較早的一個記載,時間在公元前515年。1067年,歐陽修祭奠他去世26年的朋友,作《祭石曼卿文》,對亡友有美好設想:「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卻「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磷飛螢?」歐陽修知道:「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城?」曼卿,石延年字,北宋的一位武臣,詩文亦有名。石曼卿也是一位國際問題專家,他主張備戰,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擾。《聖經》也有歸於塵土的說法。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名叫亞當,又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亞當沒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吃了夏娃摘給他的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耶和華上帝要懲罰他:「你必汗流滿面才得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聖經?創世紀》三)然後,「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據此,猶太人的祖先在那時似乎是農民,或者這是他們從兩河流域聽來的故事。這種無奈,以及懷古,是中國歷代詩人反覆吟詠的主題之一,影響了中國人的歷史觀。
福臨是否放棄帝位出家,今天已不可考。標題中的詩是不是他作的也不太重要。這句詩的關鍵是它的內容,它對國家治理、地緣政治學可以有很大的啟發。
可以說,「百年事業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分別表達了地緣文化和地緣政治的精髓。「百年事業三更夢」——世事無常,許多世事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最好的辦法是多作努力,然後順其自然,適當調整。如果刻意為之,反而容易壞事。在20世紀,德國、日本刻意追求大國地位,連續發動侵略戰爭,卻落了個戰敗的結果,倒不如沒有發動戰爭。如果沒有戰爭,憑藉兩國的經濟和技術力量,本來就可以獲得地區領導權。戰後,國家滿目瘡痍,幾代人的強國夢付諸東流,真是如同一場「三更夢」。它們的鄰國更是無辜遭殃。日本可以不太顧及鄰國的哀痛,但是大夢醒來,恐怕不能不惋惜自己失去的機會。另一方面,在戰時的德國和日本,經濟和技術是從屬的,服務於戰爭,但在戰後卻成了它們國際地位的保證,達到了戰爭沒有達到的目標。蘇聯發誓要「埋葬」西方國家1956年11月,蘇聯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對西方外交官們說:「歷史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將埋葬你們。」,為此信心滿滿地挑起衝突,捲入冷戰,冷戰的起因除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外,美蘇兩國地緣政治的衝突也是主要原因,也許是最主要的原因。無論有無意識形態衝突,兩個擴張大國的矛盾都難以調和。最後卻被美帝國主義埋葬。蘇聯帝國解體,俄國數百年的擴張事業毀於一旦,而北約則咄咄進逼,一再東擴。美國也追求大國地位,但它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潛龍在淵」,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逐步地適度擴張。在20世紀水到渠成之後,美國和它的盟國一起,兩次打敗挑戰者,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國也很願意接受美國做它的繼承人。早年的英國和美國類似,以商業和海盜起家,首先追求的是利益。在霸權之前,英美兩國沒有制定明確的霸權計劃,沒有全國一致的目標,卻逐漸積聚了霸權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它們的霸權也更持久。
二、萬里江山一局棋
先從後面這半句談起。從字面上看,順治帝說的「萬里江山一局棋」與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大棋局」很相近。順治帝下的棋很可能是圍棋,布熱津斯基下的棋是國際象棋。前者的變數要複雜得多。
地緣政治就是國家作為棋手,以地球表面為棋盤,以政策、行動、軍隊、別國作為有形或無形的棋子,彼此博弈。地緣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是棋盤——「萬里江山」和棋子。每一局棋都在這張棋盤上走。地緣政治的棋盤凹凸不平,邊角不齊。各種變數多到不可勝數,因此,國家間的博弈比下棋複雜得多,結局的可能性也更多樣化。在棋枰上,棋手就是對手,雙方玩的是「零和遊戲」,一人之得就是另一人所失。但在地緣政治中,合作正變得日益重要,即使對手,也會有很多合作,結果可能是雙(多)贏,也可能是雙(多)輸,不直接相干的漁翁得利。在地緣政治中,國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雖然互為棋子,但一般而言,強大的國家利用別國的機會更多。此外,還有先手、後手的問題。在東方國家發現了地球這張大棋盤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在上面布滿了棋子。好在中國歷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國土遼闊,尚有許多迴旋餘地。而且,國家間政治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一局輸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來,但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徹底出局。德國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中連輸兩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勢卻局促了很多。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終於挺了過來並再次站起來,而且還有成為全球大國的可能。蘇聯輸掉了冷戰,也輸掉了帝國,也許再也沒有機會重建蘇共的大帝國。國家的興亡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除了很少出現的緊要處,一般不會出現「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情況,但是,國家的每一個重大決策都在參與塑造這個長期過程。所以,每一個決策都要謹慎。
國家間政治和正式棋賽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無悔」。放下棋子就無可挽回,悔也沒有悔處。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充分利用別國(特別是不友好國家、潛在的對手)犯下的錯誤,為本國增加利益,否則它的決策者就在犯錯誤。「萬里江山一局棋」有關本書主題,以後數章中還要詳細論述,此不贅言。在此著重談談「百年事業三更夢」。
三、百年事業三更夢請比較李商隱的《詠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雞鳴埭(dài,壩的意思),在今南京。從東吳、東晉到南朝的宋、齊、梁、陳,史稱「六朝」,皆建都於建業、建鄴、建康(今南京)。東吳把都城設在建業的時間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晉滅亡,建業為吳都51年。東吳和東晉中間隔了一個西晉,西晉都城在洛陽。從東晉建立(317)到陳滅亡(589)共272年。前後兩段時間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權更迭頻繁,這就是李商隱說的「三百年間同曉夢」。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現代國際關係的基礎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屢經倒手。爭霸失敗者更多,掛起「一片降旗」。這不也是「三百年間同曉夢」嗎?如果一個國家做出了錯誤的戰略決策,虎踞龍盤的地理之勢也不能提供足夠安全。
國家的興盛是「百年事業」,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躍進。「事業」是神聖的,也是世俗的。馬克斯?韋伯認為,「事業」或「職業」一詞「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58頁,三聯書店,1987年。德語的beruf有「職業」、「天職」之意,與之對應的英語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職業」之意。在德語中,berufen作動詞用是「任命」,作形容詞用是「負有使命的」,其含義是把在這個世界上的職業當作上帝的安排。韋伯認為,這樣的含義只存在於信仰新教的國家中,這是新教事業發達的根本原因。因為有了更高的含義,「職業」與「事業」的意思是一樣的。需要說明的是,在不同的語言中,對應的詞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抽象的詞。不過,在「事業」這個詞上,中德語言在內涵上沒有大的出入。這個事業是上帝的安排,人們必須服從。人們對來世的追求變成了致力於此世的事業。因此,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倫理促進了西方世界的興起。在中國,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沒有這個問題;佛教有過類似的世俗化轉折。唐朝時,禪宗大師百丈懷海在江西創立了農禪,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體力行,「日給執勞,必先於眾」。《祖堂集》。北方有臨濟宗,一直傳到今天。但總的說來,禪風在南方更熾盛。也許因為禪宗的改造(應該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難容忍懶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資本主義的冒險精神。禪宗把「平常心」當作通往宗教覺悟與自由的途徑,把日常生活作為宗教修行的手段。在傳入中國800年之後,佛教出現了猛烈的世俗化。禪宗的「清規」與「新教倫理」有相通之處,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號和意識形態代替糧食不是中國的傳統;同樣,把不可變更的「歷史規律」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國的傳統。這些都是舶來品,倡導者有「全盤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國的哲學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天」監督著統治者的一切言行,懲罰他們的錯誤和罪孽,收回給他們的任命。「無常」的觀念不是來自佛教,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被廣泛接受了。在立國之初,周人已經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惟命不於常」。《尚書?康誥》。在戰國時期,學者們從歷史中了解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三十二年》。這是史墨對趙簡子說的話。到了元朝末年,總結為「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明史?章溢傳》。章溢與劉基、葉琛、宋濂號為「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見朱元璋時,朱元璋提問:「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說了以上引文,又接著說:「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他實際上在重複孟子的「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這種思想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替的理論和道德依據,流傳至今。中國人自古就不承認,打天下就能理所當然地坐天下,傳子孫。
事業不是夢想,夢想不能代替事業。人類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運行。伊曼努爾?康德指出了人類理性的兩難困境及其限度;卡爾?波普爾揭示了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指出歷史沒有目標;從弗里德里希?尼採到後現代派諸家試圖顛覆西方的傳統價值,把人類從理性和科學中解脫出來。這些都說明了某一層面上的無常。量子物理的發現則證明了萬事萬物的不確定性。雖然無常是常,但無常也非恆久不變,否則無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說:「今若無有常,云何有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中論?觀邪見品》,龍樹造,鳩摩羅什譯。據此,無常其實是常態,無常不成其為無常。我們不應該執著於常或無常,應該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別心。
相比與儒家、佛家、物理學的理論,道家的無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因為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對待「無常」的態度是豁達的:「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莊子?秋水》。道家這樣的境界,大概很少會有人表示拒絕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夠做得到。
帝國的擴張、帝國的維持,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因為額外的目標和開支帶來沉重負擔。從962年到1945年的近千年間,德意志民族建立過三個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是一個封建帝國,權力大多分散在各邦,有些像中國的先秦時期。在封建制度之外,宗教分裂進一步撕裂了德意志;由於地處中歐,鄰國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不能接受德意志的統一;普魯士和奧地利為爭奪德意志的領導權而爭鬥。在1871年,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統一德意志,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最接近完成統一的目標,但他的統治是災難性的,時間也很短暫。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擁有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陸空軍,尤其在二戰初期,閃電戰勢如破竹。但納粹德國最後仍然戰敗,千年帝國之夢在十餘年間破滅。波拿巴?拿破崙在戰場上時常改變主意,部下只好緊緊跟隨他的主意而不求理解。赫爾穆特?馮?毛奇(老毛奇)說過:在遭遇敵軍之前,任何戰略都沒有意義。老毛奇不僅是西方最偉大的軍事戰略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軍事指揮官之一。他非常寬容前線指揮官改變他的戰略,哪怕導致他的軍隊在戰場上陷入被動。可見,偉大的戰略家都知道制定戰略與實施戰略的區別,也都諳熟「無常」。
「百年事業三更夢」所表達的意思好像是消極的。然而,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卻是非常積極的。歷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創造的。我們要永遠記住「世事無常」,不要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歷史,不要誤以為人類有確定未來歷史的能力,那是超人類力量(佛、上帝、真主)的工作,以偶然的方式展現給人類,人類不能把握。愛因斯坦曾經斷言:上帝不擲骰子。他錯了,上帝的確會擲骰子:自然界存在著偶然性。過去恍惚是一場三更夢,未來彷彿是一場三更夢。我們不能把夢境當作現實(現實也是一場夢),錯認他鄉為故鄉。歷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我們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改善現在。由於大多數中國人的貧困和社會不公正,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百年事業」,需要長期的努力。在中國已經真正開始崛起之時,「為了中國崛起」是一個危險的念頭。
常與無常本無區別。我們仍需奮鬥。在排斥了過去與未來的確定性之外,我們需要一個堅實的「現在」。與佛家的覺悟者不同,我們不能夠破得那樣徹底,還需要在現實世界留下堅實的落腳點,作為思考和行動的基礎。其實,大乘的覺悟者也發願留在娑婆世界普度眾生。對於每一個個體,生前和死後都是無知的黑暗。納博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搖籃在深淵之上搖晃,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存在只不過是兩個永恆黑暗之間短暫的光明隙縫。」Speak,Memory:AnAutobiographyRevisited,VladimirNabokov?這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話。可比較《楚辭?遠遊》:「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納博科夫更精細、恐怖,而《遠遊》更雄渾、闊大。時間是一切武器中最強大、最恐怖的武器。除了不可驗證的傳說之外,虔誠的宗教徒、得道的高僧(未必是佛教出家人),都不能明確知道此生之前、此生之後的事情。此生也許只有一次,此生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每個人對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這是自由的價值所在。除了個體的生命之外,延續生命,延續文明,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責任。文明使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沒有生命,就不會有文明。沒有了文明,這個世界上的人類就會深陷蒙昧、野蠻、黑暗。
四、帝王之夢與百姓之夢
百年事業三更夢,這個夢是帝王之夢。平民百姓很少像項羽、劉邦那樣做帝王夢。他們無權無勢,無論他們的夢想多麼不切實際,多麼荒唐可笑,最壞也不過是個人的「意淫」,能夠傷害個人或家庭,卻不會危害到國家。最需要警惕的是帝王之夢。
人生在世,不滿百年。帝王之夢是權力在握,長生不老。秦始皇焚書坑儒,卻信方士,自稱「真人」,遣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他更信方士,敬鬼神,還把女兒嫁給了方士。武帝聽了方士講黃帝登仙的故事後說:「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史記?孝武帝本紀》。躧(xǐ),鞋的一種。武帝召文學儒者,說他要怎樣行仁義。汲黯當場揭發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記?汲鄭列傳》。這個事例又一次證明,任何學術或主張在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必將走向虛偽。武帝氣憤退朝。一代梟雄曹操疆場廝殺多年,見慣死亡,也曾傷感地唱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曹操。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初登基時說:「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舊唐書?太宗紀》。時間在貞觀元年。但是到了晚年多病的時候,他開始服用丹藥。王玄策消滅中天竺國,把印度的國王和方士帶回長安。太宗相信方士已有200餘歲的謊話,服了他的葯,結果中毒暴亡。成吉思汗在晚年的時候,聽說道士丘處機活了將近300歲,邀請他去阿富汗見面,想要他的長生不老之葯。他們初次見面時,成吉思汗滿懷希望地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葯以資朕乎?」丘處機老老實實地回答說:「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葯。」成吉思汗反而讚賞他的誠實。事見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7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書引文的句讀略有改動。明初,太祖、成祖不信神道,殺戮過甚。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唐宋時已經基本絕跡的活人陪葬再度興起,孔子連用假人陪葬都不能忍受。他罵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上》)。朱元璋死後,他的40個妃子中有38人殉節,「這顯然是學蒙古人那一套」,《劍橋中國明代史》,20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本引文所出的第三章的作者是小約翰?D?郎洛瓦。以延續帝王進入陰間后的享樂。明英宗在臨終遺言中吩咐取消殉葬,此時距明朝建立已經有96年了。《明史?英宗后紀》還讚美曰:「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以上這些夢想的例子限於有為之君,昏庸皇帝的美夢就更多了,不值一提。自古以來,皇帝們對生命的逝去很敏感,不始於順治帝,亦非終於順治帝。這種敏感沒有妨礙他們施展雄才大略。
這些還只是帝王私生活中的黃粱美夢。當他們企圖展現雄才大略時,危害要大得多,能夠把整個國家或地區攪得天翻地覆,他們還能在眾人的死亡中慷慨浩歌。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20世紀的政治領袖們已經輕鬆地把枯骨的數字推升到千萬級了。相比之下,將軍殺人,小技耳。如果有一點無常的知識,他們也許就不會去爭當世界領袖,不會試圖推進歷史。
帝王們感嘆的都是他們自己的生命和快樂,惋惜的只是他們自己逝去的歲月。在帝王的統治之下,即使恭逢「盛世」,那也只是權貴的盛世,與百姓無關。更不用提戰爭頻仍,餓殍遍野,生靈塗炭的時候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句小曲因溫家寶引用而聞名一時。《山坡羊?潼關懷古》全曲如下:「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張養浩(1270-1329)是元人,擔任過高官(禮部尚書)。在20世紀之前,高官同情百姓境遇者並不少見。這是張養浩在去陝西賑災的路上寫的。另外,「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表明作者沒有脫離傳統的「懷古」內容。此之謂也。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如果匹夫只有責任,沒有權利,只能是奴隸。甘願這種卑下地位者不過是奴才。奴隸和奴才都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不可能促成現代國家的興起。「興」的標準應該是百姓福祉的提高。不能讓百姓受益的國家之「興」沒有任何意義,不過是少數權貴掛在脖子上的獎章。國家的存在理由是保護每一位國民的安全、福祉,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沒有個人就沒有群體。個人價值最重要。沒有個人價值,國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百姓不是棋子,更不是棄子。國家不能為了帝王之夢而犧牲當下,犧牲現實,犧牲百姓,最後毀壞國家未來。
人生是一場三更夢,歷史則是一場春秋大夢。與帝王們的戀戀不捨相比,文人對時間的消逝、歷史的遠去更多是一些無奈和感傷。在《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解讀跛足道人關於人生的詞:「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道人稱讚他「解得切,解得切」。這是小說作者開宗明義提出要旨。根據甄士隱的領悟,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暫住民」。「暫住證」的有效期不過數十年,也不得不時時接受瘟神、噩運的檢查。與《紅樓夢》的開篇要旨類似,《三國演義》的開篇是一首詠史詩,為全書的國際紛爭定下基調。《臨江仙》全詩如下: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許多人誤以為這首詞的作者是羅貫中。其實,它出自楊慎品評歷史的彈詞《二十一史》。毛宗崗批《三國演義》時,把這首詞放在小說正文的前面,後來成為小說的一部分。楊慎(1488-1559)是明大學士楊廷和之子,博學多才,24歲中狀元。楊慎是一個典型的儒者,耿直敢言,因忤逆明世宗被充軍雲南永昌(今保山)。他的《臨江仙》表達了中國傳統文人對歷史的一般看法,《臨江仙》被廣為傳唱已足以證明。
中國古代文人大都喜歡寫懷古詩詞,懷古時又多時光不再、英雄往矣、萬法皆空的感慨,在英雄豪情中不免藏著淡淡哀傷。其中多有名詩、名詞。比如,《金陵懷古》是一個常用的題目。王安石(1021-1086)在晚年不得意時填《桂枝香?金陵懷古》。其下闋是:「念往昔、豪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王安石曾是一位強勢、強硬的宰相,也難免對時間的流逝表露出脆弱的一面。與王安石同時代而年紀較輕的蘇軾(1037-1101)填《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蘇軾和楊慎的詞出現了意思相近的「談笑」和「笑談」。周公瑾談笑間,曹操大軍「檣櫓灰飛煙滅」;白髮漁樵笑談間,「古今多少事」灰飛煙滅。沉重的歷史在回顧中變得輕鬆了。上引的這首詞也屬於這一類,它的通俗名聲很大。《三國演義》是關於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爭的一部小說。雖然魏、蜀、吳的三角關係是在中國領土的大框架內,但現代國際關係中爭鬥的要素那時都已經有了。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這首詞看作中國傳統文化對國際關係的基本看法。中國的這一類懷古詩往往都流於傷感,在「笑談」之中似乎放棄了努力。今天,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發展社會(不是國家),但如果以為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歷史,那就大錯特錯了,必然會吃盡苦頭。
風水輪流轉。大國崛起又衰落。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匆匆過客。與國家相比,個人的價值更珍貴,文明的傳承更持久。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自強不息,多次被異族入侵打斷卻又頑強地延續下來了。與以往不同的是,在20世紀中,中華文明先是受到外來優勢文明的衝擊,然後又受到國內政權的摧殘。這種內外夾擊的情況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後果最為悲慘。其實,只要我們能夠維持中華文明的正常生長,給予她足夠的養料,一切足矣。這些養料不需要官方的夢想,不需要刻意製造——這些很可能是有毒的。一個更加自由、更加開放的社會自然會給文明添加營養。在自由之中,中華文明的傳人將做出更加偉大的創造。
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大的變局,一盤新的棋局就要開始。我們恰逢其時。刻意追求世界地位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以「平常心」對待中國的發展是最好的辦法。將來的中國應當彰顯文明、維護和平、促進貿易……強大的軍事力量只是這一切的必要保障,不是國家興盛之目的。國家的強盛不是刻意追求來的。很多時候,越是刻意追求一個目標,越容易適得其反。帝國和強國的產生是偶然的,無常的,是天意和個人決定共同作用的產物,而這些個人決定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根本沒有合法性的人做出的」。赫爾弗里德?明克勒:《統治世界的邏輯》,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國家需要留給那些「沒有合法性的人」以機遇。這些人如同機遇一樣可遇不可求。因此,個人自由對國家的擴張必不可少。明克勒在考察各帝國歷史之後說:「差不多每一個帝國都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時刻』產生的。」《統治世界的邏輯》。「心不在焉的時刻」(inafitofabsenceofmind)是英國歷史學家JohnRobertSeely在1883年說的,由明克勒轉引自尼爾?弗格森名噪一時的《帝國》。這個表達與北京土話中故作瀟洒的「一不留神就……」不同。「心不在焉的時刻」只是成功時刻到來時的「心不在焉」。它要求的做事態度是認真的,只是把精力集中在過程中,不刻意追求某個宏大目標。
以上說了這麼多,對標題實在有「過度詮釋」之嫌,而且標題所出的詩很可能不是順治帝所作。地理因素極大地影響著國家的命運,但棋局與夢境經常難以分別。比地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沒有人的地緣政治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請記住劉禹錫《金陵懷古》中的一句詩: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懷古》全詩:「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冶城、蔡洲、幕府都是金陵(南京)的地名。對比「山川空地形」和「鐘山何處有龍盤」,可知僅有好的地理條件是不夠的。
切記!切記!言歸正傳,請讀者諸君開始閱讀本書的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