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花草

阿布賈沒有鮮花賣。唯一像樣的超市是法國人開的，合營的還有一個法國傢具店，裡面賣的是做得極其精美、高雅的假花。我一向和假花不共戴天，但法國人在審美上畢竟世故，他們做的假花假得非常誠實，絕不製造哪怕是一剎那的亂真效果。在簡潔到極致的現代傢具中，三兩枝插在玻璃筒里的假花竟比真花看上去更相宜。像所有現代主義的藝術一樣，假花在這裡有種離間感。好比布來希特的戲劇，它不要你完全進入情境；它使你在現實和仿造的現實中保持絕對的冷靜。也使我想到現代藝術大師們的繪畫，正是畫中人物那種對於規定劇情的超然感覺奇妙地震撼了我。如馬奈的名畫《林間的午餐》，並不是裸女的出現使人詫異，而是她超然度外的中性神情造成的離間效果，給作品帶來了一個新的審美層次。

在這個無人光顧的傢具店裡，我突然改變了對假花的一貫惡感。但我還是不能允許自己買這些假花，因為我無法為它們提供一個冷冷的舞台。我們粗陋的房子里裝著艷俗的壁燈，塞滿線條煩瑣的仿殖民時期的深色傢具，每次坐在其中，我就苦笑：美國外交官們被派到非洲已經有放逐的意思，還要拿如此醜惡的居住環境來懲罰他們。我一到阿布賈就被這樣的醜陋給鎮呆了，每天清晨四點起來，坐在客廳里苦思，把哪件傢具扔出去，或砸掉哪一盞壁燈。來瑞請示了大使館的內務部門，問可否將我們自己的傢具從美國運來，回答是「不可以」。那麼可不可以退還大使館公用的醜陋傢具，我們另買自己的呢？回答是「庫房沒有空間存放退還的傢具」。並且內務部門覺得我的要求很無理，這些傢具是某某牌的呀，某某牌的傢具怎麼會醜陋呢？一旦某件東西有了公論的丑與美，人們在審美上就放心了，反正丑或美的責任大家一塊兒負。你要掀翻某物在審美上的地位，你是要得罪公眾的。我對外交官的形象也就有了一點幻滅感，按說他們見多識廣，怎麼也存在這樣的審美盲？全世界有多少美的東西啊，熏也熏出好格調來了，可他們對如此醜陋的室內布置毫無異議。

我相信眼睛離心靈最近，眼睛長久被糟蹋，心靈也就逐漸被毒害了。

一連幾天，我在法國傢具店裡沉默地打轉。我們的住宅面積很大，應該可以拿出一間屋子來堆放公家傢具，再用自己買的重新布置一番。傢具店裡的東西全是設計師的作品，價錢昂貴無比，加上奈及利亞政府為了保護本土經濟，將傢具的進口關稅提得很高，一套沙發的價格高達一萬五千美元，所以一再權衡，實在買不下手。何況我們在美國的傢具也是我精心選擇，買得件件稱心，不過是存放在庫房裡，不允許運過來，再花偌大一筆錢在傢具上，買個暫時眼福，恐怕太奢靡了。

但眼福對於我來說比口福重要。在舊金山灣區住的時候，我常常拿著錢跑步去超市，原意是要買當晚的菜回家，一見到好花就什麼都忘了，總是買上幾把百合和鬱金香，蝴蝶蘭花或鳶尾，剩下的錢夠吃什麼吃什麼。我站在花前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一定不亞於色徒看見少女。由於矽谷的經濟衰退，來瑞所在的投資公司倒閉，他失業了近兩年，而我的買花惡習照舊。口福可以欠缺些，眼福多些滿足，也免了發胖的憂愁，兩全其美——這是我給自己主持的公道。東坡「不可居無竹」，我沒有他那樣的風骨氣節，並且舊金山的氣候也不適於養竹，就自甘俗氣吧。有時嫌買來的花太溫情，太「小布爾喬亞」，我也會偶然做花賊趁夜色去偷花。在舊金山灣區我們的房子離海灣很近，開發商想造成個「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環境，把海水引來，形成小小運河，繞著人們的前院後院。風景中白鷺起落，綠頸鴨蕩漾水面，加上兩岸種滿了花，是個人工仙境。三月花就開得十分繁盛，晚上帶我的愛犬可利亞出去慢跑，實在經不起誘惑，便偷竊幾束，和市場買來的花插在一起感覺馬上不一樣了。野外來的花無拘無束，伸枝展蔓，似乎把一陣野外的風和一片野外的天空也帶到室內來了。我對花草有一些膚淺知識，但我不知它們的英文名字。有一次和來瑞一塊兒散步，我向他打聽某某花和某某樹在英文里叫什麼。他告訴我幾個名字，但說他也不是很有把握。過了幾天，他下班時從包里取出一塊秦磚似的植物大百科全書，說它包括了全世界絕大部分的花草。書獃子來瑞對於花草這樣鮮活的東西也求知於平面的、印刷的準確論述。這麼多年翻查過那本百科全書多次。

一到了非洲，我首先關注花草。阿布賈戶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熱得很，從院牆內一直泄到院牆外。它們是唯一自由逾越鋒利的鐵絲網的生命。處處是花的阿布賈卻沒有花商，大概正因為隨地有花。有時我們的車停在紅綠燈路口，一下子會擁上來一大群賣手機卡的人。還有賣手錶、賣零食和飲料的，我真想勸他們改行賣鮮花。

到了阿布賈一個月後，終於發現了一個植物園，那裡可以買到一種鮮花，就是天堂鳥。植物園坐落在一條主要的街道旁邊，地勢從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兩三畝地的面積。兩個十七八歲的男孩是園中僱員，告訴我們植物園主要經營室內室外的裝飾性植物。問他們有沒有玫瑰、百合出售，他們說玫瑰、百合在這樣的氣候里都不好好長，說著就指著一叢玫瑰讓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遠處看，問他們那邊金黃耀眼的一片是什麼，他們飛奔過去，砍了幾枝回來，我才看明白它們是「天堂鳥」。準確地說，是「天堂野鳥」，遠不及它們在美國和中國的表親那樣肥碩，姿態規範。「天堂野鳥」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來氣勢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射的金黃在沉沉暮氣里開了個天窗，把非洲的烈艷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夢想。一個淤滯的環境搏動起來，我意識到，花可以挽救多少醜陋啊。

等這一捆「天堂野鳥」敗謝（注意：我改變了單位詞；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個植物園。這回是老闆娘在當班。老闆娘問了我上回買花的價格，也就按同樣價格賣了一捆「天堂野鳥」給我。我很納悶，老闆娘怎麼會不知道自己花朵的價格。就在這時，我發現兩個男孩的表情怪異，但不便問什麼，揣揣地離去。下個禮拜再去時，又只剩兩個男孩了。他們說頭一次賣給我花是破例的，這個園子並沒有賣鮮花的業務，原先想瞞著老闆娘掙幾個小錢，做車馬費和午餐費，他們的工資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經我無心叛賣，他們私下賺的小錢將被老闆娘從工資里扣除不算，還險些砸掉飯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們。幾回來往，我看出植物園基本是沒有生意的，也不知老闆娘自己的午餐從哪裡掙出來。夾在主雇之間，我的同情心靈不知該向著誰，所以我決定不再去那裡買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