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5）

王照《方家園雜詠》：

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皺詞已辟臧三耳，豈料乘機起項城？（下註：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京處，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圖報，尚為身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之侄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模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子靜為徐致靖的號，瑩甫為致靖次子仁鏡，與其兄仁鑄並為翰林。功亭則聶士成；義甫名徐仁錄，為彬彬之兄。

所謂「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編修」別稱「太史」，徐世昌是光緒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於文字不佳，從未得過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無比的一名窮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凱。袁以直隸臬司的職銜，在小站練「新建陸軍」，為榮祿的「武衛五軍」之一。翰林身份，至為清貴，竟入監司幕府，未之前聞。但徐世昌竟以此淵源，在清末即已入閣拜相，則其看中袁世凱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處。

至於徐致靖，實為首薦康有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並首薦袁世凱。奏疏中頗為袁世凱委屈，中有一段云：

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之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稟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且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

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此疏實為康有為所代草。奏上，即有「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之諭。戊戌政變由點燃袁世凱這根導線而爆發，點火者康有為借徐致靖之手而為之，所以我說徐致靖是戊戌政變中極有關係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記載，康有為與徐致靖先是想遊說聶士成，其後乃看中袁世凱。戊戌政變后，王照與康有為同時亡命日本，由於康自稱奉有光緒的「衣帶詔」，受密命起兵勤王，藉此以籌辦大事募餉為名，到處斂財，為王照所卑視。而康有為亦恐王照泄漏內幕，敗其騙局，竟指使門下以不客氣的手段，監視王照。結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悶氣不可。乃於光緒二十五年與日本「木堂翁」（犬養毅）作了一番筆談，對內幕頗有透露。

關於遊說帶兵大將，武力奪權的計劃，王照述其所參預的經過是：

康又托致靖勸照往蘆台奪聶提督軍，以衛皇上，照力辯其不可，謂太后本顧名義，無廢皇上之心，若如此舉動，大不可也。康又托譚嗣同、徐仁鏡與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為狄仁傑，不能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動兵之議不復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頤和園上請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於此可知，武力奪權，雖為預定的計劃，但策動什麼人，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如林旭詩句：「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則是主張用董福祥。黃彰健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以及康有為自編年譜，說戊戌八月初三，康約梁啟超、林旭、康廣仁、徐仁錄、仁鏡兄弟開會，決定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林旭鑒於東漢何進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導致董卓專政，因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因而下一斷語：

梁（啟超）既系與會人士，則其釋林此詩「千里草」三字，應較陳衍所釋為可信。

此即表示黃彰健相信「千里草」雖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說不然，仍以陳衍所釋為可信。按：《石遺室詩話》：

是時余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議論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后二句力追溯未敗之前，君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後山絕句之深有得者，豈能如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又：陳石遺《近代詩鈔》載林旭此詩，題作《獄中示復生》。黃彰健認為：

林在獄中以此詩示譚，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詩，如被搜出呈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而林氏亦無承認同謀，其罪仍不輕，林氏當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詩，作於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啟超所記為不虛。但黃彰健又說：

戊戌政變記林旭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則目光如炬，燭照無隱。事實上樑啟超還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啟超還曲解了「千里草」。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說此詩作於八月初三。

先談究為獄中所吟，還是八月初三所作？這一點，當然是陳衍的話可信，因為他其時身在京師，與林旭過從極密，於其身前死後諸事，無不關心，確知為獄中所作，方在《近代詩鈔》中錄為林詩之殿。至於黃彰健所說，似無在獄中作此詩示譚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說，但事實並非如此，茲述其情況如下：

一、獄中作詩，不必題壁。「四京卿」系獄，其實是住在所謂「火房」，飲食起居，並不受虐待。傳詩相和，事所恆有。如楊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詩，十一日所作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逄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聖人豈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語氣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復如此，就刑時「含笑口微哄」(見《唐恆虞淵集》)，如此從容，則根本未存脫罪之想，亦無所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因為此案只論利害，不論是非，脫罪不脫罪，根本不在承認不承認。

二、其時刑部司官，或與「四京卿」有舊，或則敬服其人，所以獄中甚受優遇。即使此詩箋落入獄卒之手，亦絕不致「呈堂」。按：是時刑部提守廳主事為喬茂萱，對系獄的「四京卿」頗為照顧。唐恆詩中「幸賴喬公賢，為收無家骨」的「喬公」，即指喬茂萱。

如上所述，此詩確為《獄中示復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詩代簡，勸阻以東漢何進、董卓之史事為鑒。而梁啟超所以要作此解釋，原因很簡單，是替他的老師康有為掩飾一大錯。這一錯就是：早有人說過袁世凱不可靠，主張用董福祥，而康有為不聽，出之以魯莽，派譚嗣同說袁，以致一敗塗地。豈非康有為要負最大責任？

至於陳石遺說此詩的技巧，自是專家的見解。但是此詩故典今用的特殊涵義，則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著癢處。

林旭此詩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須確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詩章法，如水就下，流暢無比，固無所謂「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後漢書-史丹傳》：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才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閑獨寢時，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若審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達旨？」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此傳下注「青蒲」：

孟康曰，以青蒲為席，用蔽地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寢四周，則惟皇后可到，但引申為天子燕息之處，則亦為近臣可履之地。由於此處警戒特嚴，所以造膝獨對，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切機密隱私，不虞外泄。切諫者乃得盡其依慕的私情，嗚咽難言，出於飲泣，不須顧慮顧瞻，與廟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難，必應顧及體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異。

然則林旭之「青蒲飲泣」是向誰切諫？當然不是光緒。如是光緒，則向用方殷，不必泣諫，所諫必從，豈得謂之為「知何補」？

既非光緒，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簾歸政的慈禧太后，復又過問大政。此一太后與其他深宮頤養，不見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適用於其他太后獨能適用於慈禧。林旭此時的身份，等於軍機大臣。而漢人中的軍機大臣、上書房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等，向來為太后、皇帝視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夠資格踏上「青蒲」的。

自擬史丹，而以漢元帝擬慈禧太后，則泣諫之事為何，不問可知。意謂即使請見慈禧太后，無論怎麼樣地痛哭流涕，苦勸兩宮母子和好，慈禧亦絕不會諒解光緒，更談不到放手不問，任光緒獨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為顯豁，「國士待我，國士報之」。今以格於母子不和，新舊衝突，凡所展布，窒礙難行；徒以國士自許，終無以酬答深恩。慷慨有兩義：一是「發言慷慨，至於流涕」；一是慷慨輕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賅兩義。

因為如此，兵諫乃不可免。此為自然形成的結論，隱在第二句與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則「千里草」指董福祥，斷無可疑，此典出《後漢書-五行志》：

獻帝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