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從厚黑學里找謀略

老俠：你看過老子嗎？

王朔：我也就是翻翻。道非道的，可道不可道的，非常道的……其實我看過。

但現在記不住多少，看完就忘了。以前總聽說老莊老莊的，我還以為他們是一個姓庄的人，就像叫老劉、老王那樣，後來才知道是倆人。他倆有個先後沒有？

老俠：莊子是老子後面的。

王朔：我粗著看的，也粗著聽人說的。他那個道理是一個挺想得開的道理，教人想開點兒，別活得累。中國人的道理，一個孔子，一個老子，一儒一道，要麼教人想開點兒，要麼給人立規矩，想不開就去立規矩或讓別人給你立規矩，想開了就離人群遠點兒，自己個兒，別扎堆兒，凡扎堆兒的就是想不開的，凡不扎堆的就是想得開的。基本上是些似是而非的東西，我覺得有好些人也不太知道他，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更不知道他還當過一回孔子的老師。但他們都在文章中提到他，說某某人有"老莊之風"呀。我一直就不知道這"老莊之風"說些什麼。有些人好玩這個，什麼出世呀。隱逸呀，說某人的作品某人的生活態度中有這個。在我看，凡在文章中掉書袋子做有文化狀的東西，都是諂媚一路的。我不真的了解老莊。我覺得那往往是一些人的遮羞布，老莊被好些人弄成了遮羞布，達不到目的就使小性子，捉迷藏，類似於撒嬌，無非是讓人再看重他，三顧個茅廬什麼的，弄個仙風道骨不正眼看人什麼的。我對他基本是這麼個看法。

老俠：莊子啦。佛教的禪啦，從古到今一直是附庸風雅者的好牌坊，文人們在仕途上一被下絆子，就必定非老莊即禪宗，魏晉時期的風流名士的附庸風雅，雖有反抗發泄的真實一面，但太消極，且骨子裡仍不滿。魯迅早對此有精闢的見解。

這之後的山水詩，從謝靈運到王維到蘇東坡到朱熹……不過是一種失意后的點綴而已。據說中國排宗的高師不識字，卻弄得那麼多識字的人跟著瞎起鬨。中國文化只有"內儒外法"是真的，統治術是儒法互補，而不是李澤厚的儒道互補。對外講儒，講禮儀，讓別人"克已復禮"。對內的權力鬥爭就全是法家陰陽家的那一套，陰而狠。中國知識人何嘗真信過什麼？美國詩人金斯堡信佛，尤喜禪宗，他來過中國，想找到正宗的禪，不用想，肯定是失望而歸。現在的宗教、寺廟、教堂，教士啦、和尚啦都有行政級別。我記得八十年代有件事特別能說明中國的信徒是個什麼東西。有一個七十多歲的大法師，叫什麼法師來著……？

王朔：是海燈法師，二指禪的那個。

老俠：就是他。有一年春節晚會，居然把他弄到中央電視台當嘉賓，他也就去了。

王朔：二指禪，是嗎？

老俠：這大法師，據說幾十年末出山，修得六根純凈。其實這中央台太殘酷了，可以靠行政命令把人家從深山拉到鬧市來，人家在深山裡修鍊那麼多年，心情平靜，這一下說不定毀了他一生的修行。春節晚會，多世俗多平庸多煽情多誘人呀。花花綠綠的，歌呀舞呀，露膀子露大腿的，這不是成心拉法師下水嗎？這大法師肯定是迫不得已，挺不情願的。但他似乎很興奮，覺得自己受到隆重的禮遇，他當即賦詩一首，給這台惡俗的大拼盤添了點禪香。

王朔：出名的，就是被人知道的。被咱們知道的，被誇成"老莊"的，我看都不太老莊，真正的老莊是咱們不知道的。

我想也許有那種思凡出了山了，後邊還跟著一群人誇他如何如何地超凡脫俗，這種人肯定不太"老莊"了。最起碼他跟俗世這些附庸風雅的關係弄得不錯，人們覺得這和尚人也不錯呀，心裡也有些周旋的。

老俠：你讀過《史記》、《資治通鑒》之類史書嗎？

王朔：看過。小時候看的《史記》，但看得不多，也記不住多少東西了。《資治通鑒》我看過三四本，有點望而生畏。

我發覺裡面也充滿了各種道理，我發現中國的那些寫史的人也是誨人不倦的"腕兒"，在史實的故事引申出一些評論，說出些道理來，我就怕這些說道理的書，一講道理，我就兩眼發黑，看不進去了。好像除了道理，中國人不會寫別的東西。

老俠：中國的小說也是這樣，隨時隨地誨人不倦。看那些古典的名著和不出名的小說，總要在每章每回的開始或結尾弄一段講道理的東西，往往是用詩講道理，什麼有詩曰什麼的……

王朔：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都是挺陳腐挺平庸的道理。《資治通鑒》中有許多權術。最初講權術是不是也從孔子那兒開始講的？

老俠：權術來自戰國時的縱橫術。陰陽學。老子是中國的陰謀設計大師，他為中國政治的陰暗運作提供了根本的遊戲規則。那些縱橫家，哪個君王認他，他就為之服務，今天去齊國，明天去魏國的。實際上，不僅縱橫家，就是孔子也周遊列國，去賣他那套東西，誰認他就賣給誰，就跟現在的"跑官"

一樣。或者說，現在知識分子的幕僚心態從孔子就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無非是去"跑官"，混個一官半職。他說仁義，但當了官也照樣心狠手辣，做了幾天大司寇，就把少正卯給誅了。

當時也有些君王喜歡"養士"，在家裡養一大堆飽學之土，像養一群好馬。從那時起，中國讀書人的宿命已經定了。縱橫家那套遊說技巧，都叫後人繼承了。做人是有奶便是娘，今天投靠那個，明天又投靠這個，什麼信念啦。忠誠啦，全沒有。

今天也如此。

王朔：玩權術的人，我覺得在咱中國永遠不倒也不老。

老俠：《資治通鑒》集古代權術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學》。它的可讀性不在於司馬光從史實中抽出的那幾條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黑暗，陰謀與暴力，誰黑誰狠誰無恥誰就肯定能滅掉政敵，大權獨攬。真得六親不認，只要是奪權的障礙，愛誰誰，一律滅掉。這種智慧有很大一部分來自老子和法家。老子就是陰謀家，他的道理是由自然本體論到倫理韜晦術再到政治權謀，所謂以柔克剛，以陰克陽，以不變應萬變，無私方能有大私等等……無一不透著智慧的狡黠。二十四史中這樣的東西太多了，韓信受胯下之辱終成偉業就是經典的例子。從學校到家庭，大人們都愛拿韓信的韜晦之術教導晚輩，教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甚至放棄人的尊嚴。如果你是一個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你怎麼能夠為一時的權直而甘受胯下之辱，用這種方式求將來的飛黃騰達，就等於告訴你想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當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國歷史上的太監擅權就是一種制度化的韓信謀略。最後弄成不是宮廷非要閹了誰，而是許多人自我閹割，爭著進宮。我們的史書一提到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之爭，大都把罪惡推到宦官身上，常說中國文化毀於宦官之手。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權制度的產物；第二，文官集團在道義上也決不比宦官集團高到哪兒去，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宮廷黨爭的殘酷和血腥，不是因為養了一群小人，而是因為這個制度只能靠陰謀和血腥的政治來支撐。宦官整文官狠，文官得勢整起宦官來也決不會有一絲憐憫，甚至比宦官還要狠。這不是某個皇帝或某一集團決定的，而是制度本身決定的。

王朔：那我就覺得中國有的文人也從老祖宗那學來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會不是個社會，人不是個人。你覺得呢？

老俠：他們確實從陰謀政治學中和人生策略學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學，他們從厚黑學中學到了一套東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風向說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這種東西就特別明顯。前些年因他的《堅硬的稀粥》，知識界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人發文章說王蒙的小說《堅硬的稀粥》是影射總設計師等等，王蒙奮起以法律為武器保衛自己的名譽。權利。政治前途。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奮，終於有一個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筆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護自己，伸張社會正義，為其他知識分子以後受到莫須有的甚至是用心險惡的攻擊時，怎樣既自我保護又維持社會公正做了一個示範。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發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當時新上來的文藝界頭頭瑪拉沁夫給王蒙的信，那時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長位置上。瑪拉沁夫當時已無事可干，信的內容好像是說他還能幹，請求王蒙給他找個位置，一紂口氣謙卑加決心書式的信，有人把這信叫作"效忠信"。我覺得與效忠無關，也就是中國人慣用的韜晦而已。王蒙發這個信顯然是為了臭瑪拉沁夫，但這是私人信件，在沒有經過寫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權下不能公開發表，接信人可以燒掉或保存起來，但不得公開。這是法律常識。但王蒙不管這套，他以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來對付，流氓只能還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對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這樣可以發泄個人恩怨，但於社會正義、秩序無補。正如以暴易暴的結果還是暴力。我們似乎永遠逃不出這種惡性循環。王蒙他就可以這樣，前一會兒他會名正言順地運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和社會正義，后一會兒他又會以正義的化身出現，置起碼的法律常識於不顧，用陰招兒、用流氓對流氓的手法對某個有損於他的人進行報復。而且，我以為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發表后，許多文人拍手稱快，感到這下讓瑪拉沁夫這個專門整人的老左臉面喪盡，當時受壓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倆出了一口惡氣。我就覺得他們對王蒙的做法拍手叫好，特過痛的痛快，這僅僅是個人恩怨的發泄，文壇青紅幫之間的火併，與法治建設、反對極左、民主改革等等社會公益全無關係。有的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把公正全拋開了，他們要的只是個人的、幫派的利益。他們連談起碼的社會正義的資格都沒有。如果說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帶有點良知的東西，起碼他的命運值得同情，但他這麼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兒，我就會把這種小陰謀的純熟操作和他的背運看成是同一種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現，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聰明絕頂卻全無心肝的生存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壇豪傑，謝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俠：王蒙是講謀略的，他要臭瑪拉沁夫又不落話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發出來。說瑪拉沁夫是給文化部長寫"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的信中沒有諂媚之詞，剩下的信幾乎封封都有。比較噁心的是上海的許子東和北大教授謝冕的信。許子東是以中國當代文學三人談知名的，他信中談到王蒙的小說《活動變人形》，說許多人對這小說的解讀都沒有評到點上，他許子東要重評，挖掘其深刻的內涵，反正話說得肉麻極了。謝冕就更過分了。

當時王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詩，挺長的。謝冕是搞詩歌評論起家，是八三年清污時批判的"三個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濟是北大教授、博導、中國詩歌理論界的當紅權威呀，搞了那麼多年詩歌，看過的詩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說：王部長您不但小說寫得好，詩也寫得那麼好之類……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任何懂點詩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詩也不會覺出好來，你一個教授、博導、理論權威怎麼就能恬著臉硬說那是好詩呢？如果那也是好詩，你作為專業的詩歌研究者置中國的詩歌手何地？再從學術榮譽的角度講，你置北大這名牌大學的教授、博導的榮譽於何地？從做人的角度看，你這把歲數了，風風雨雨也經了不少，你又置自己的尊嚴於何地呢？看了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為詩歌理論權威的審美標準是什麼了。不是什麼美學標準、知識標準。學術標準，而是人的地位標準。

權力標準。知名度標準。像許子東。謝冕都是學院派，他們的這種對權力的諂媚是中國知識界一些人的常態。學術變成了權術，權術的背後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這樣的學院派做的學問，怎麼可能是學術，怎麼可能取信於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