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2）

《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

「是科為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嘆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因為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

「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崇禎察察為明之故，而非虛空鑒衡，驟作月旦，是有實例為根據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語云：『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卧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干盜書」故事的翻版。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為滿文，作為兵書。清太宗確為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嘆。后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倘或中式，闈墨發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為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寧南侯傳》：

「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北河；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系指何事？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皆無交代。此由於侯方域為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啟睿督師。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明史紀事本末》載：

「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為詳晰：

「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后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弦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於此可知，《寧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而侯恂復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獨怪侯方域猶為之曲曲回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左良玉自兵敗后，即在長江上游劫鹽船為活。崇禎十六年移兵九江，揚言缺糧，要就食金陵。一時人心惶惶，計無所出。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親的名義，致函左良玉，勸阻南下。而阮大鋮乘機報復，大放空氣，說左良玉進兵，有侯方域作內應，打算借刀殺人！幸虧楊文驄報信，方得及時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敘其經過如下：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仆云：『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雲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仆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仆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據年譜記，侯方域「避於宜興」，是逃在陳貞慧家。甲申之變，復回金陵。這年秋天，陳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倉皇出兼金」，托錢禧多方賄托，終以練國事的出大力，陳貞慧得以出獄。此為侯方域在《贈陳郎序》中所自道。

《贈陳郎序》又記：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為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壘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此為陳、侯於患難中締姻的經過。其後兩不相負，風義可佩。

其宜興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揚州史可法的大營。事迹可稱者，只有替史可法擬復多爾袞書一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則出於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為內閣中書舍人。在當時，此一職位相當於內閣學士，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龔芝麓譽之為「國士無滿，名滿江左」。筆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爾袞所擬原書，縱不能勝於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擬的復書，至少亦是旗鼓相當。

自乙酉五月以後，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於順治三年成為滿清第一科的進士，而侯方域已決心做明朝的遺民，無奈事與願違。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漢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爭。北則馮銓，南則陳名夏，等於前明閹與東林之爭的延續。於是甘心終老於岩壑者亦不得安寧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吳梅村的復出。

吳梅村在當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無論馮銓要拖人落水，還是陳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個看中的目標，都必然是吳梅村。而吳與另外一陳——猶如復社兩張一般——當時朝中南派的首腦為兩陳，江蘇溧陽的陳名夏以外，浙江海寧的陳之遴是吳梅村的兒女親家。兩陳交薦，吳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壓力甚重，終於不得不在順治十年秋天，就征進京。「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國子監祭酒。

在吳梅村復出之說甚囂塵上時，侯方域曾致書規勸，論其「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吳梅村復書，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負良友」而終於復出。事實上侯方域亦有被迫應試之事，《年譜》載：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又賈開宗所撰《本傳》：

「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語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

年譜與本傳所記，於侯方域的心跡，大相徑庭，一則被迫，一則有用世之志，而以後者為較可信。

賈開宗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稱之為「賈三兄」，撰傳評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誣侯方域的出處心跡。但作傳記事，求信求雅，與子孫為先人作年譜，理當為親者諱的情況不同。

今按：辛卯（順治八年）侯方域應河南鄉試，闈中所作策論五道！具載《壯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時順治甫行親政而尚未成年，故試策首以《勤於讀書》為諫，計陳三事：《開經筵》、《親儒臣》、《讀漢書（文）》。第二策議禮，以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為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第三策論治道，應特重州縣官；第四策論不可輕議治河；第五策論明賞罰，申明大法小廉之義。這五篇煌煌大文，確實下過功夫，既非一味頌聖，虛與委蛇，更未故違功令，意在被擯。如說並無用世之志，或者對滿清仍持反感，實在用不著這樣大賣氣力。

如上持論，或不免過苛。衡諸侯方域後來的行跡，未始不以此舉為悔，下一年治《壯悔堂》，又治《四憶堂》，皆曾作記。《四憶堂記》末段謂：

「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上記表面論時，實則論出處。「或曰」雲之，即為質問：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該「赴試獵官。」而侯方域對此質問，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只是自陳悔恨，「憶之、憶之、所以悔也！」說得再明白都沒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間「四憶」是哪四憶？侯方域的答覆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說法是，詩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及，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詩以寫情，原有陶詩所謂「欲辨已忘言」的一種境界。但侯方域的四憶，胸中歷歷，只是不願告人而已。所可斷言者，此四憶中，必有陳貞慧與吳次尾的《留都防亂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內。

從侯方域的遺作中去考察，有種種證據顯示，辛卯鄉試一舉，痛悔失足，內心之抑鬱自恨，較之吳梅村有過之無不及。而形之於文字吟詠者，則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吳梅村書，勸其不可復出，固為變相的表示他決無意於做新貴！而最可玩味者，則為《致方密之書》，此書見《壯悔堂文集》「遺稿」。侯方域於順治九年治壯悔堂，編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兩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編為《遺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亦即辛卯鄉試以後所作。

按：方以智曾隨永曆入廣西，而於順治七年清兵陷廣西平樂村時逃禪。《南疆繹史》云：「及大兵入，知其為粵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擇。』乃辭左而受右，帥起為之解縛。謝之，聽為僧，遂披緇去。」侯方域致方密之書，雖以其出家之事為發端，「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而作書當在一兩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仆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仆漿絲之衣，仆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敵。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汗濯之。以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后，裝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恆對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時裝，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並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舊，不願遷就「時裝」。所謂「時裝」者，是清朝的服飾，而方以智所贈的絲衣，為明朝的服裝。「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極道不負初心。末以鄭所南，陶淵明自許，無異自誓畢生做遺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盡致，含蓄甚深，但字裡行間，不免有闢謠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與吳梅村相同，論出處形跡，侯不如吳之顯。但為新朝謀畫及頌揚的文字，已傳播於天壤之間而無所逃，百計思辯，終有著不得力處。其內心的痛悔，實過於吳。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歲的壯年，遽爾下世，說他抑鬱以終，或者賁恨以歿，皆無不可。嘉慶十九年，其裔孫資燦重刻《壯悔堂文集》，刪落《豫省試策》及順治九年所擬《擬上遺官致祭先師孔子闕里群臣謝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為親者諱。筆者今發三百載之覆，直抉侯公子當日心事，實所不忍，但《壯悔堂記》自言：「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則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賢者，或為泉下精靈所默許。

侯方域歿后，吳梅村過河南，有《懷古兼吊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全用信陵君與侯嬴的故事，而「死生總負侯贏諾」一句，自註：「朝宗歸德人，貽當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有此一詩一注，勝於侯方域自辯清白者千萬言。其實，吳梅村如欲自剖，何嘗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試一事，借題發揮？而寧願屈己以尊人，古人風義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