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

如以忠孝著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為海內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頗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禎朝以翰林而為東宮講官。當南明時，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來，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糾紛。擁福王者，當然以為假，亟亟乎想求得確證，因召方拱乾辨認。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作無言的抗議，致不滿於福王及馬阮等人，其人風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則。所謂「文頭武尾」，即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鉤收尾。長子名玄成，字孝標，號樓岡，為順治極見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則因辨識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腦之一的劉正宗。新仇舊怨交並，掀起了南北之爭。滿清則正好「以漢制漢」，漢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為多，因而南北之爭中，滿清自然助北制南，於是而有南士飽受荼毒的「丁酉科場案」。

丁酉為順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國考試製度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一頁，自有科舉以來，從無如此大獄。后此者雖有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斬大學士柏菱於菜市口，但遠不如丁酉案株連之眾且酷。吳漢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寧古塔。後由願貞觀營謀於納蘭成德，吳氏夫婦白首同還，為清初文壇一大盛事。筆者曾作《金縷曲始末》，收入驚聲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覓趣》中。

丁酉科場案南闈弊端之發，始於有人蔘劾江南主考方猶「弊實多端，物議沸騰」，特引新科舉人方章鋮為例，章鋮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擊方拱乾，結果演變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駢戮於市」，方章鋮等八舉子「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的奇獄。方拱乾、方玄成父子，於康熙登極后赦回。方玄成則以牽涉於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後更被奇禍，全謝山《江浙兩大獄記》：

「桐城方孝標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后以族人方猶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試，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偽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標所紀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獄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時玄成已故，刨墳破棺，骨揚灰。此一刑罰，甚於鞭屍。全家復充軍黑龍江。孝標子登嶧，登嶧子式濟，父子同戍。式濟著《龍沙紀略》，收入《四庫全書》，是《方輿書》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濟子名觀承，一年一度，徒步出關省親，親歷山川險要，飽閱人情世故。即以閱歷官直隸總督時，頗著循聲，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軍功而官至封疆的極少數漢人之一。

方孝標與吳三桂有一段淵源，《清史稿》本傳：

「（康熙）十二年，孝標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會有所親某，知責陽府，乃往游。未幾，吳三桂反滇中，黔撫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標故為佯狂……防之稍疏，孝標乃逸去。」所記實有未諦。

按：方玄成自放還后，因「玄」字避聖祖御名之諱，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遊閩粵滇黔，所至為諸侯上客，皆尊稱為「方學士」。今按方孝標《鈍齋詩選》，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韻》、《靖南世子四十韻》，乃為靖南王耿繼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廣州移鎮福州，此為方孝標於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證據。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親王一百韻》，乃吳三桂六十壽詩，此為方孝標是年在昆明的確證。詩中更明白敘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吳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竊，猶子愧趨蹌」、「先人前代末，懷廟講筵旁，獨力挑簧鼓，深心保棟樑」、「遠蒙垂問語，更感寄書望」等等，可以想見，當方拱乾在崇禎朝為講官，侍經筵時，即與吳三桂相識，並曾力為保薦，交情不同泛泛。而況吳三桂此時每年以江南所輸巨額軍餉，及自營貿易，多擅專利，富逾於國，招致名士，厚加供養，以方學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禮聘之列。《清史稿》所記，彷彿方孝標與吳三桂未謀面者，大誤。

但所謂「逸去」，則為事實。此則全謝山《江浙兩大獄記》，謂「入滇受吳逆偽翰林承旨」，為不確。詩集中有《滇南留別詩四章》為先期逸去一證，《鈍齋二集》序云：「賜環以後，又十餘年，放浪于山高水長間，偶游楚粵，再逢世難，再尋雲南嶽，得遂忠貞。」為先期逸去又一證。

至吳三桂門下，確有方姓而得重用，可當「翰林承旨」之類官職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獻廷，明朝禮部尚書毛一藻子，已中進士而因順治十八年「奏銷案」革去舉人，於是中了進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吳三桂幕府。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

《清史稿-方玄成傳》：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從吳三桂叛，三桂寵以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偽職，最著名者名學詩、學體。三桂敗，皆伏法，惟學詩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據《南山集》原文，稱孝標為方學士，不復具名。北音士與詩同，滿文又同為一字。聖祖閱清字疏曰：『是非漏網之方學詩耶？』廷臣不能曉。聖祖因為語往事甚悉。蓋聖祖實誤以方學士即此漏網之方學詩，又誤以方光琛為孝標族人……聖祖五十一年正月諭曰：『案內方姓人俱系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吳三桂，曾為偽相；方孝標亦曾為吳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四月又諭：『方孝標曾為吳逆偽學士，逆三桂之叛，系伊從中慫恿。偽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內，一在城外。方以智與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談方以智而先撮敘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豈非離題太遠？蓋別有說焉。

近讀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定方以智於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於文山詩「惶恐灘頭說惶恐」的惶恐灘。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於歷史上求人格之『認同』，則文山實其首選。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密之雖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若惶恐灘……次子中通題其詩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顏其齋曰『汗青閣』。此決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會。」論斷固甚精當，但方以智所犯究系何案，未能考獲。余君又言：

「今據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見至少辛亥之難，密之子孫皆在被收之列，無得免者。此事又見中履《亡妻張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難，余侍左右，不復能顧家。家人齏粉在俄頃，吏卒洶洶圍守。』中履兩言『全家齏粉』，決非行文誇張。則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蓋依律，非大逆不能牽累及於子孫也。若更參照魏季子所言，聞者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其事豈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僅止於此。至於構陷者究屬何人，其所持之具體理由又為何，苟無新史料發現，恐終將成為千古疑案矣！」

筆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細考，疑團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學士」、「方學詩」的誤會，即在提供一條線索。

茲先簡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傳：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明湖廣巡撫，為楊嗣昌劾下獄，以智懷血疏訟冤得釋，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為父訟冤一事，名聞天下。如緹縈上書救父，論本人有罪無罪，猶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傳》：

「方孔字潛夫，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啟初為職方員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禎元年起故官，夏歸，定桐城民變，還朝；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擊賊八戰八捷。時（熊）文燦納獻忠降，處之谷城；孔條上八議，言主撫之誤，不聽。而陰厲士馬備戰守；已而賊果叛，如孔言……會（楊）嗣昌代文燦……嗣昌既以孔撫議異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獨劾孔，逮下詔獄。子簡討以智，國變，復棄家為僧，號『無可』者也；伏闕訟父冤，膝行沙堰者兩年，帝為心動，下議：孔護陵寢功多，減死戍紹興。」

「簡討」即「檢討」。方以智以崇禎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為四公子中惟一通籍者。所謂「護陵寢功多」，乃指「顯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統，其父與獻王葬於湖北鍾祥松林山。「帝為心動」一節，又見《清史稿-方以智傳》：

「其閉關高坐時也，友人錢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為僧者，問以智；澄之曰：『君豈曾識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罷，上忽嘆曰：「求忠君必於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請故，上曰：「早御經筵，有講官父，巡撫河南，坐失機，問大辟，某薰衣飾，容止如常時，不孝若此，能為忠乎？聞新進士方以智父亦系獄，日號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訖復嘆，俄釋孔而辟河南巡撫。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語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

按：此記中「中官」所說的後半段，與事實有出入，方孔出獄戍紹興，不可能當河南巡撫。崇禎所說「問大辟」的河南巡撫為李仙風。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乘勝圍開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風自河北馳援，解圍。《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傳》。

「仙風既還，與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以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