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金融集權：“廢兩改元”與“四行兩局”

蔣介石明白，要想實現金融集權，僅有中央銀行還不夠，關鍵是要統一貨幣。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會有統一的財政，也就不會有統一的政治與軍事權力基礎。而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必須首先確定貨幣本位。

為了實現貨幣本位的統一，南京政府決心推行「廢兩改元」，將貨幣本位由銀兩改為銀元，所有紙幣對應的價值基礎均統一為銀元計價。

當時的中國，銀兩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門，交易買賣中的銀兩換算工作十分困難。而各種銀元也十分複雜，市面通用的銀元，有早年外國商人帶進中國的西班牙銀幣——時稱「本洋」，英國人最初做生意時，所用收的就是這種「本洋」。後來「洋庄」的業務越做越大，於是墨西哥銀幣——時稱「鷹洋」，也逐步在中國通行起來。【6】中國各省也鑄造了不少和「鷹洋」相似的「龍洋」，再加上各種仿鑄的銀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在流通中，各種銀兩、銀元、銅錢之間的換算相當麻煩，而怎麼兌換則是由錢莊說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銀兩全部廢除，阻力主要來自於錢莊，錢莊就是干銀兩、銀元和銅錢兌換業務的，統一貨幣，錢莊會失去兌換權，也就失去金融話語權。當然，蔣介石後來要搞金融大一統，錢莊這些「小蝦米」自然是要收編的。

對於銀元作為貨幣本位的問題，國民政府也算早有認識，還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研究會，由宋子文主導，認為要廢除銀兩改用銀元，需要分步驟地推行。宋子文開始著手改革貨幣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參與了「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是一項難度極大的系統工程，不僅牽涉到中國的銀行和錢莊，還牽涉到外國銀行以及外匯的兌換。作為中央銀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從方案的設計到具體的實施，再到疏通協調各方，無不事必躬親。

就在第五次「圍剿」的前夕，在蔣委員長的親自督導下，1933年4月，「廢兩改元」終成正果。

貨幣本位的統一，使得蔣介石貨幣統一的步伐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接下來，他要徹底控制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樹立中央銀行的權威，完成金融集權的全面布局。

於是，蔣介石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措辭嚴厲：「國家社會瀕於破產，關鍵乃中交兩行，若不斷然矯正，革命絕望而民生亦被中交兩行斷送。」矛頭直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只不過是個陪襯。

1935年3月27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1億元金融公債發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資之款。隨後強行「改制」中國銀行，改總經理製為董事長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長，宋子良和杜月笙等進入了董事會。同時強行加入官股1500萬元，總股本擴張為4000萬元，官商各半，使官股從原來的50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張嘉H調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實際上是把張嘉H給架空了，只給他留了個頭銜。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張嘉H一無所知。隨後蔣介石以同樣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銀行，到了4月，交通銀行修訂章程，官股佔比改為63%，交通銀行也被「官辦」了。

對於蔣介石驅趕親日的張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極為不滿。在日本住天津總領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參事官的密電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據某要人密談：把張公權（張嘉H）由中國銀行趕走，這是因為蔣介石為了討伐共匪及擴張軍備，使南京政府的財政收支每月出現了2500萬元的赤字，每年赤字達3億元。這是孔、宋兩人為了加強蔣介石政權而策劃的……歸根結底，他們所策劃的，是在統制金融、整頓通貨的美名下，謀求（貨幣發行權）的統一，從而使南京政府的勢力能夠統一地發行不兌換紙幣……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氣正在日益高漲的時候，只為了孔、宋等，要把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張公權趕走，簡直是個莫大的笑話……」

拿下中交兩行之後，官僚資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國金融業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後來加進來的中國農民銀行；二局是中央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H被迫辭職，和中國銀行脫離了關係，從這一天起，中國銀行淪為官僚資本的工具，這也正標誌著中國自由資本時代的結束。鑒於張嘉H在社會上的影響和日本方面的情緒，蔣介石還是有所顧忌。為了籠絡人心，半年之後，又把張嘉H列入內閣成員中，任命了個部長，後來張嘉H以健康不佳為由，辭去了部長職務，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對私有資本的清洗才剛剛開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銀行的蔣介石，再令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積聚大批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三家銀行的鈔票，並一次性向該三行兌現，製造擠兌風潮。

中國通商銀行是三行中發生擠兌的最後一家，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傅筱庵，是當年盛宣懷的心腹總管。他事前已估計到蔣介石要來這一手，就乞求通商銀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幫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們撐腰，不要害怕。」

事實上，傅筱庵恰恰落進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著胸脯道：「缺多少頭寸，儘管來拆，這點小忙，做小弟的應該幫，但是你還得做好充分準備。至於上面，儘力見機行事。」

傅筱庵決定把即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友情」出讓。請杜轉達「上面」予以收購，杜月笙一口就答應了。

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收購了這座大廈。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並連夜動工把大廈的招牌給掉換了。

外界立即盛傳，中國通商銀行要倒了，連大廈都賣了。而這時中央銀行通知宋子良，將購置大廈的款項首先償還中央銀行，傅筱庵還沒摸到賣樓的錢，就被宋子良轉給了中央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節前夕，傅筱庵拼湊了一些有價證券，向中央銀行要求抵押貸款300萬元。沒想到，過了端午節，突然接到中央銀行電話通知：「賬上沒有頭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財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無效。這時杜月笙繼續在外邊大肆散布，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存戶紛紛提款擠兌。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幫助維持殘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氣了一番。最後，傅筱庵雙手捧著通商銀行資產清冊，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舊股折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后，財政部只同意舊股按一成半折價，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國通商銀行僅存舊股款52.5萬元，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47.5萬元。所有官股均由財政部以同額「復興公債」撥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長。這應該是黨國給予青幫的部分酬勞，而沒能「與時俱進」，仍與政府抗爭的江浙財閥，則被蔣介石徹底「玩」廢了。

搞定了這一堆銀行，還剩下一個農民銀行，它的情況就比較特殊了。中國農民銀行是由四省農民銀行改組而成，蔣介石親任董事長，私股都掌握在蔣本人或蔣的嫡系人馬手中，該行為蔣的需要隨時印發鈔票，而且發行準備金不在監察之列，蔣介石把農民銀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後花園」。後來英國財政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要求對中國銀行業準備基金進行檢查時，孔祥熙通知農民銀行配合辦理，沒想到蔣介石大發雷霆，叫喊道：「難道我連這點權利都沒有了嗎？！」

根據斯諾的一份報告顯示，農民銀行可能暗地裡有鴉片收入。全國禁煙局每年收入將近2億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幫和其他黑社會組織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則由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直接控制。由於農民銀行的業務性質「曖昧」，所以在幣制改革時沒有賦予發鈔權，但是農業銀行很快和三大行並列，並擁有了發鈔權，顯然是蔣介石在背後促成了這一迅速改變。

推動政府進一步操縱私營經濟的關鍵人物是宋子文，他辭去財政部長後繼續保留了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職務，這個機構的基本政策由蔣介石決定，宋子文則承擔著「日常工作」。後來宋子文成為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掌握了幾乎佔中國銀行業1/4的資本支配權。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國建設銀公司，並以建設銀公司為大本營，對工商業進行廣泛投資，包括棉花貿易、化工工業和汽車製造等方方面面的產業，宋子文利用職權增加他本人和他親屬的私人投資，最終控制了數量龐大的企業。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由孔祥熙繼任，同時孔祥熙還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職，被蔣介石認定為「身邊的人」。中央銀行董事會曾通過一項計劃，將1億股票中的4000萬售給商股，孔曾向蔣「徵求」過認購私股一事，但事實上，中央銀行股票從來沒有向「私人」出售過。蔣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權，怎麼可能減少對這個關鍵機構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銀行體系掌握著保險業，他自然也要搞個「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託局，主營信託和投資業務。孔以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兼任理事長，任命大兒子孔令侃為常務理事，實際掌握業務及人事大權，把中央信託局辦成了孔氏家族買賣軍火、走私貪污、搜刮外匯的專門機構。

宋子文掌握的中國銀行體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銀行體系，在重要決策方面協調配合，相得益彰。中國的金融體系經過一通眼花繚亂的大洗牌后，成為了以「四大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資本的囊中之物，當然，這堆人裡面，也包括蔣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