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家之死

1938年8月的一個清晨，一架從香港機場起飛的民航班機一路西行直往重慶而去。飛機剛剛飛到廣東中山上空，機長突然發現不遠處的雲端鑽出一架戰鬥機，機身側翼塗裝的日本太陽旗怵目驚心——那是一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戰機！不一會兒，那架日本戰機的側翼又出現一架戰機，緊接是第3架、第4架、第5架，民航班機上的人們立刻緊張起來，他們落進了日本人設下的空中陷阱。

機長見勢不妙，猛地一拉操縱桿，一頭扎向厚厚的雲層，企圖擺脫日軍的伏擊。5架日本戰機立刻呈扇形隊列包抄上來，機關炮噴著火舌向民航班機打去。不到一分鐘，民航班機就被打得失去了飛行能力，拉著黑煙急速下墜，駕駛員所能做的只有竭盡全力將飛機迫降在水田中。

幸運的是駕駛員成功了。還活著的乘客奮力掙扎著爬出機艙，四散奔逃。其中一名乘客剛跑出兩步忽然想起機艙里還有重要的公文包，立刻轉身去搶。這時日本戰機紛紛俯衝下來，向還活著的一切生命掃射。剛剛返回機艙的那名乘客不幸中彈而亡。

這位勇敢的乘客是一名中國銀行家，他的名字叫胡筆江，交通銀行的董事長。同機遇難的還有另外一位重量級的銀行家，「南三行」之一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徐新六。

日本的戰鬥機絕不是巧遇了這架民航班機，並將其擊落的。其實日本間諜早已在香港嚴密監控幾位中國銀行家的行蹤，他們使用美人計從港英官員的口中獲知了胡筆江、徐新六等人的航班信息，結果就是日本空軍派出精銳的戰鬥機在香港到重慶的半途中進行攔截。

如果僅僅是為了暗算兩名中國銀行家，日本空軍和間諜組織似乎不必如此大動干戈。事實上，日本要暗算的不僅僅是這兩名銀行家，而是要暗算他們肩負的重要使命！

此時，這兩位銀行家的提包中承載的是中國法幣的命運，而貨幣的命運最終將會決定國家的命運。

1933年，國民政府開始實施「廢兩改元」，建立起「四行兩局」的金融系統來統一中國混亂的貨幣發行。1935年11月，中國完成了幣制改革，廢除實行了400年的銀本位制，白銀被國有化，法幣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貨幣。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這一系列貨幣改革中獲得了最大利益。在「四行」中，宋家控制中國銀行；孔家執掌中央銀行；陳家和宋家分享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則是蔣家的自留地，蔣介石和杜月笙等黑道兄弟，分享農民銀行資助下的巨額鴉片利潤。在「兩局」中，孔家拿下了中央信託局，壟斷了對外貿易和軍火生意；郵政儲金匯業局的大餅由各家族分享。後來成立的「中央合作金庫」則是陳家的天下。外匯這一中國最稀缺的金融資源由宋家和孔家聯手壟斷。當然，最大的老闆還是蔣介石。

當蔣介石從軍事集權、政治集權發展到金融集權時，國民政府對全國經濟資源的控制能力劇增。通過金融系統，四大家族壟斷了幾乎全部重工業、基礎設施、貿易和外匯，實現了金權天下的大一統格局。外國銀行勢力在中國不得不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轉變，由壟斷中國金融系統，演變為與四大家族分享權力。客觀地說，四大家族已經具備了向日本財閥體系進化的可能性，國民政府也已經逐漸加強了對金融高邊疆的控制力。

先前的中國，貨幣版圖四分五裂；如今法幣一出，一統江湖，號令天下，終結了中國貨幣制度的紊亂狀態。而貨幣的統一，又促進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刺激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法幣改革后，直至戰爭爆發時止的20個月內，「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匯率的穩定」【1】，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國的外貿能力，中國經濟開始走出大蕭條的陰影，邁入穩步增長的軌道。如果不是美國單方面掀起「白銀風潮」，中國很有可能會是較早走出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國家之一。

中國幣制改革的成功，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特別是對征服中國具有強烈衝動的日本軍方。

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大戰略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國的貧弱和四分五裂。現在中國搞成了幣制改革，統一了貨幣發行，這對日本而言，是個非常危險的信號。日本自身的明治維新就是從貨幣統一入手，逐步完善金融高邊疆，最終在本國金融的強力支持下，走上了一代人即完成了工業化的快速軌道。

美國外交人士對此深有體會，「日本軍人抱有一種信念，以為中國推行的統一全國、發展經濟和改進軍事的方案，近幾年有了進展並獲得明顯的成功，因此已經構成對日本安全的威脅。推遲目前所進行的摧毀那一方案的行動，只意味著以後再想去摧毀它就難於做到了」【2】。

更令日本軍人惱火的是，法幣居然選擇了與英鎊和美元掛鉤，以保持幣值穩定的政策，從而事實上拒絕了法幣日元化的可能。這等於是貨幣宣戰！1935年11月3日幣制改革法令剛一出台，就規定了法幣與英鎊的固定匯率，實際上將法幣納入英鎊集團。1936年5月，《中美白銀協定》簽訂，美國以黃金購入中國7000萬盎司白銀，另外中國方面再以5000萬盎司白銀為擔保借款2500萬美元，並將這筆黃金和美元存入中國政府在美聯儲的戶頭，作為法幣發行的準備金，並規定法幣與美元的匯率為1法幣兌換30美分。這個協定把法幣與英鎊和美元牢牢地捆綁在一起。

日本軍部和關東軍的一幫中佐、少佐們立刻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政府這樣做的結果，是把中國納入英鎊和美元區，使中國跟英美力量結成命運共同體，從而將日本徹底排除出局。日本陸軍省次官古庄指責中國的幣制改革，「對於極有政治經濟關係之鄰國日本，竟毫無協議……顯系放棄親日政策，故以安定東洋勢力自任之日本，斷難漠視」。就連素稱「鴿派」的日本外務省都表示，中國實行幣制改革是「蔑視日本之立場，故亦不能承諾」，日方「將斷然排擊之，雖訴諸武力，亦必阻止其實現」。【3】關東軍對幣制改革的反應，則是直接用大炮發言。中國11月3日剛宣布幣制改革方案，關東軍11月15日就立刻派出步兵、坦克戰車和野戰重炮部隊在山海關一線集結，隨時準備開進關內，擴大對中國的軍事侵略。同時日本方面開始策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大力向華北滲透，妄圖把華北「滿洲國」化。

日本的邏輯非常明確，中國的幣制改革，事實上表明國民政府已經決心「自外」於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既然中國敬酒不吃，那就罰酒伺候！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的法幣徹底倒向英美正是一個重要原因！

通過幣制改革，剛剛穩定下來的中國金融體系開始搖搖欲墜。戰爭需要錢，現代化戰爭需要更多的錢。國民政府不得不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動員國家的戰爭能力，說白了就是讓中央銀行造幣局的印鈔機開足馬力印鈔票。而維持法幣幣值穩定的要害在於外匯市場的匯率穩定，而真實的匯率穩定需要外匯的自由買賣。戰爭和通貨膨脹使得民眾開始大量拋出法幣，搶購美元、英鎊、黃金和白銀，很快國民政府壓箱底的那點外匯儲備就要耗盡了。

1938年2月，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在華北出籠后，上海外匯市場上日偽金融勢力套匯活動頗為猖獗，每日向中央銀行提出購匯的數額，由以往的5萬餘英鎊猛增至50萬英鎊！【4】與此同時，法幣幣值則一路下跌。從1938年3月到8月，1元法幣兌英鎊從14便士降至8便士，兌美元則從30美分降至16美分，5個月間貶值一半！

迫於巨大的搶購外匯壓力，國民政府放棄了自由買賣外匯的政策，由中央銀行出面管理，實行「外匯請核」制度，即各項購匯申請須經由中央銀行核定后，再按法定匯價售予外匯。上海和香港變成了兩個官方的外匯市場，法定匯率有價無市。

然而對買賣外匯的限制立即導致了上海外匯黑市的出現，對法幣幣值反而形成了更猛烈的衝擊。

法幣的信用已到了危急關頭，要想維持法幣幣值，從而穩定中國抗戰賴以生存的金融體系，唯一的辦法就是向英美借錢。將借來的英鎊和美元存到中國政府在英格蘭銀行和美聯儲的戶頭上，同時由出資方派員建立一個「董事會」來管理這筆外匯，有計劃地向中國外匯市場拋出英鎊和美元，回籠法幣，以此來穩定法幣的幣值。等戰爭結束金融穩定后，中國再定期償還借來的這批英鎊和美元。

這筆錢叫做外匯平準基金，管理平準基金的「董事會」，就是平準基金委員會。該委員會基本上是一個半獨立的金融機構，有權獨立地根據當時外匯市場行情的波動，做出干預匯市的決定。由於法幣是外匯本位制，委員會操縱匯率的權力，相當於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中國的貨幣發行權。而且任何機構和個人，只要想弄到外匯，就必須報請委員會審批和撥付。這樣，平準基金等於把以前中央銀行行使的「外匯請核」審批權也抓到了自己手中。另外，中國政府的一切貨幣政策都必須事先提交給平準基金委員會，委員會點了頭才能執行，於是這個擬議中的平準基金委員會一旦落實，儼然就會成為中國事實上的中央銀行！

被日本戰機擊落的徐新六和胡筆江，當時被中國政府召回戰時首都重慶，他們將代表中國政府前往英美借錢，張羅平準基金的事。徐新六和胡筆江也是完成這個使命最好的人選。徐新六早年留學英倫，回國后投身銀行業，迅速崛起為江浙財閥的台柱之一，又長期擔任國際銀行家在華理事會——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與國際金融界交往密切，還是美國財長摩根索的故交好友，由他代表中國去倫敦金融城和華爾街談平準基金的事，簡直是再恰當不過了。而胡筆江身為交通銀行董事長，在江浙財閥中乃是堅決的反日派，曾經因為大力資助「一·二八」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上過蔣介石和日本軍部的黑名單。一個抗日銀行家以堅持抗戰為訴求，要求國際貨幣合作，在國際銀行家的圈子裡，在西方議會和媒體中都很有說服力。這兩人的組合可謂是黃金搭檔。

這也正是日本人一定要置這兩位中國銀行家於死地的原因。一旦中英美外匯平準基金做成，中國法幣幣值將會穩定下來，從根本上增強中國政府對日作戰的財政動員能力。而英美方面把持了平準基金，就等於把中國牢牢地納入他們的勢力範圍，這又是妄圖獨霸中國的日本所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日本一定要不擇手段地攪黃這件事，就算攔不住，也要竭盡全力打亂其步伐和節奏。

徐新六和胡筆江可以說是倒在了「貨幣抗戰」的前沿陣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