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物資”與貿易戰
同南漢宸在陝甘寧邊區以食鹽作為「貿易戰略武器」一樣，山東根據地工商局把海鹽、花生油這兩樣根據地富有而敵占區急需的戰略物資，作為進行貿易鬥爭的主要武器。
過去政府沒有統一機構來管理海鹽，由鹽商中間轉手倒賣，剝削兩頭的生產商和消費者，加上政府的高鹽稅導致鹽民偷稅抗稅，引起很大的矛盾。海鹽由工商局專賣后，趕走中間盤剝的鹽商，由工商局的鹽店統一收購，同時減低鹽稅，鼓勵老百姓加入食鹽的生產和運輸，並保證他們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別的銷售策略，越靠近敵占區，鹽價越高，在與敵占區接壤的地區，鹽價提高了50%。這種梯次鹽價的設計相當巧妙，既保證了根據地核心區的鹽價低廉，有利於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敵占區獲得食鹽的代價大幅提高，從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據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場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購后，以私商的身份銷售到上海，換回根據地需要的工業用品，包括印鈔票的紙張器材和軍用物資。上海的日軍對花生油的來源心知肚明，但因為上海市場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護。
由於工商局採取有利的貿易政策，實行戰略物資專賣，根據地對外貿易大量出超，從而有力地保證了換回根據地急需的各種商品。這樣工商局對北海幣的幣值與物價穩定，控制起來得心應手，積極支持了貨幣鬥爭。
誰控制了戰略物資，誰就控制了貿易的貨幣結算權。法幣穩定時就用法幣結算，法幣貶值后又用偽幣結算，偽幣貶值后根據地限定物資交易必須用北海幣完成，這樣敵占區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幣，而後來這些商家也認識到北海幣比敵占區貨幣穩定保值，因此很樂意持有，北海幣就這樣深入敵占區並紮下根來。山東根據地已經發現了北海幣作為敵占區的「外匯儲備」，將能夠有效調動敵占區的資源為我所用，這就是一種變相的「鑄幣稅」收益，這與美國的美元國際貨幣戰略的設計幾乎同步。
如果老一輩的貨幣與貿易高手今天仍然健在的話，他們將毫不猶豫地以中國控制下的核心戰略物資（如稀土資源）為基礎，打出一套漂亮的金融組合拳。想用中國的稀土嗎？可以，但條件是必須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從而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儲備需求，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經過貨幣與貿易實踐，山東根據地從抵製法幣、保護物資的防禦戰，轉入了擴張北海幣的流通域、套購敵占區物資的戰略反攻，大大提高了根據地貨幣戰爭的作戰能力，為根據地的財政收入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使山東根據地成為各個解放區中最富庶的地區，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解放戰爭初期，在一次財經工作會議上，薄一波見到薛暮橋時說，國民黨派70萬大軍對山東進行重點進攻，新四軍的主力部隊移駐山東，山東的負擔很重。山東要負擔多少脫產軍政人員？薛暮橋請薄一波估計一下，薄一波猜大約有70萬人，薛暮橋笑答說有90萬人！薄一波聽后十分驚訝，他沒有想到山東根據地的財政實力居然如此之強。【11】
薛暮橋在山東根據地的實踐中，積累了貨幣發行的寶貴經驗，為幾年後人民幣獨立於金銀髮行，提供了重要依據。
1948年，中共開始討論人民幣發行政策，薛暮橋關於貨幣獨立的觀點受到了很大質疑。當時延安過來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根據地沒有金銀儲備，又得不到美元英鎊等強勢貨幣的支持，如果再切斷與法幣的聯繫，不可能保持物價的穩定。
薛暮橋則以山東根據地的經驗證明，貨幣的價值從根本上說是由貨幣的購買力決定的，完全可以擺脫和金銀、外匯的關聯。更為關鍵的是，一旦發生關聯，根據地的經濟將很容易受到敵人的影響。「有的地區（如華中），前幾年雖然沒有停用法幣，而他們因法幣不斷貶值，就不斷改變本幣同法幣之間的比價，以保持本幣幣值和物價的相對穩定。但是在山東和晉冀魯豫，則在貨幣鬥爭中取得了勝利，停用法幣，建立起了獨立自主的本幣市場。」【12】
1948年底，在總結過去各根據地貨幣鬥爭經驗的基礎上，中共開始發行統一貨幣——人民幣。人民幣不規定含金量，並申明與金銀脫離關係，匯率主要依據貨幣實際購買力而定。
當時國民黨帶走了國庫中的全部黃金白銀，如果人民幣與金銀掛鉤，收購金銀要增加貨幣發行，物價就會上漲，國民政府在幣制改革時已經發生過類似情況。於是，共產黨在人民幣發行的同時，凍結金銀定價，使之低於物價上漲速度，也低於國際金銀價格。這是此後數十年中國金銀管制政策的開端。
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吸取歷史上明清和國民黨政府因為掌握不了白銀供應而喪失貨幣主權的教訓，不與金銀和外匯掛鉤，擺脫了擁有強大金銀儲備的西方列強對中國貨幣、經濟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幣脫離金銀獨立發行，這是當時中國擺脫西方列強的貨幣控制的現實選擇，體現了實事求是的重要原則。今天，在人民幣與美元綁定的情況下，美元由於債務負擔過重而不得不長期貶值，當面臨喪失世界貨幣地位時，如果美元未來選擇以「改進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與黃金掛鉤，以強化美元信用，由於中國的黃金儲備嚴重偏低，則人民幣的戰略態勢將十分不利。
人民幣的未來究竟是否要與美元掛鉤，還是獨立自主地創造嶄新的貨幣發行模式，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