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心靈獨白（3）-1

曾任沙俄財政大臣的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記載了李鴻章赴俄參加沙皇加冕典禮時的情況。

當時，霍登廣場發生慘案，觀看典禮的百姓互相擠壓，人山人海的波動失去了控制，擠壓死傷兩千人。李鴻章問：「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說，當然要稟奏。李鴻章搖搖頭說：「唉，你們這些大臣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瘟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向皇上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相安無事。當時有人問我，你們這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看到維特驚異的表情，李鴻章接著說：「您說，我幹嘛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惱？」在這次談話后，維特伯爵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兩種文化進化程度差異，就在這一席對話中。緩塞是法國國王的兒子、奧爾良大公的同學。有一次，奧爾良大公給綴塞一張宮廷舞會的請帖。詩人見到路易，菲力浦時，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驚。國王愉悅而詫異地笑著，走到他面前說：「你是剛從約安威爾來的吧？我很高興見到你。」謬塞深懂人情世故，沒有流露一點驚訝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個躬，然後就苦苦地想國王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最後，他想起來一I，他有一位遠房親戚，是約安威爾皇家產業的森林看管人。國王從來不會把作家的名字來勞累自己的記憶的。可是對於管理皇家地產的全部官員的名字，他卻了如指掌。

連續11年之久，每年冬天，國王以同樣的愉快見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並對他讚賞有加，點頭微笑，使滿朝文武嫉妒得臉都白了。這份皇家恩典被認為是賜賞給文學的；然而這一點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普從不知道，在他統治的時期，法國有過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和國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這種類型的誤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不斷地上演著。詩人因此翹起孔雀的尾巴。

司湯達說過：「我看見一個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勳章，在客廳里高視闊步時，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幹了所有卑鄙的勾當，不，甚至是賣國的行徑，他才為此收羅了這樣多的證據！」

對於勳章，沒有比這更為深刻的認識了。真正的榮譽，是無法獲得勳章的；真正的勳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認為，我們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勳章與榮譽的關係，大概是康德這一高深莫測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貼切的比喻吧。

人們總是厭惡臭襪子，把它們扔到床底下去。其實，襪子有什麼過錯呢？臭的是自己的腳，襪子不明不白地充當了替罪羊。

歷史便是這樣寫成的。

陳寅格在《孵蔣秉南序》中這樣評價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載而下，學者如過江之鯽，能擔當起「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十個字的能有幾個呢？肚子往往比氣節重要，翎子往往比書本重要。託命於非驢非馬之國，焉能成為雄獅鷹隼？

高爾基的悲劇。

1928年，蘇共展開了一個爭取高爾基回國的全國性運動。甚至中小學生也寫信給作家：為什麼您寧願生活在法西斯的義大利，也不願生活在熱愛您的蘇聯人民中間？高爾基回國后，享受政治局委員的待遇，別墅周圍種上從外國搞來的花卉，特地從埃及給他訂購香煙。儘管高爾基多次拒絕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說：馬克西姆·高爾基在全國只有一個。高爾基所得到的榮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連夢想都不敢去夢想的：大工業中心下諾夫哥德市被更名為高爾基市，相應地整個下諾夫哥德州也被更名為高爾基州。

然而，榮譽也需要代價。高爾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滿滿的。他被帶到克格勃準備好的工廠、農場參觀，人們向他熱烈鼓掌。精心挑選的犯人與高爾基交談，朗誦他的作品，並把監獄生活描繪得像田園一樣，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熱淚。從此，作家生活在一塊玻璃罩之中，過著空中樓閣的生活。

高爾基畢竟是高爾基。他逐漸發現了那些笑容背後的怨恨，那些遠比陽光龐大的陰影。他拒絕為斯大林寫傳記，斯大林憤怒地說：「從一隻生了疥的羊的身上哪怕能撥下一撮毛來也好。」秘密警察頭子亞戈達向高爾基轉達主人的命令：要他為「真理報」寫一篇《列寧和斯大林》的文章。高爾基又拒絕了，於是，他出國過冬的權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見不受重視。斯大林說，高爾基留在國內對「人民」有益。

高爾基逝世后，克格勃從他的遺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幾本雜記。亞戈達看完后，氣得破口大罵：「狼終究是狼，喂得再好也還是想往森林裡跑！」

我一直認為，邏輯學乃是民主制度最堅實的根基，只有懂邏輯的國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國家。

不懂邏輯的斯大林說出這樣的話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脅列寧遺儒克魯普斯卡啞說，如果她不停止對他的「批評」的話，那麼黨就將宣布，列寧的妻子不是她。他對目瞪口呆的克魯普斯卡姐說：「是的，黨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

權力取消邏輯與缺乏邏輯導致權力絕對化，兩者互為因果。斯大林的話絕非兒戲，這一類不循任何邏輯的話，國王和教皇們從古說到今。

金錢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為它甚至會賦予人以才能。這是陽思妥耶夫斯基的話。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於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為了不擇手段地獲取金錢。這是我的觀點。

世紀末，「錢學」大盛，也算是雜草叢生的學術界的一朵奇葩。此「錢學」（錢——錢鍾書也）固非彼「錢學」（錢——金錢也），但同樣令我懷疑。

我以為，錢鍾書是一位偉大的註釋家，而非原創性的思想家，他的註釋當然都是第一流的。那麼，千百個再來註釋這些註釋的學者呢？美國人常常諷刺某些「莎學」研究家已經淪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臍眼的大小來混日子」的地步，那麼，中國的「錢學」家們呢？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吧，他們把錢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濃痰也當作湯藥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樣，「紅學」與「魯學」等顯學也淪落得差不多了。但還有人拚命想擠進來。

友人一說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樣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說，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

我不以為然。因為晚清還有能勾勒這三種東西的作家，所以晚清還是一個值得懷念的年代。連一個記錄怪現狀的人都沒有的時代，豈不等而下之？

寫詩成詩人，不復有詩句。

讀書到博士，書中已無趣。

阮遙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種質地的展，一邊上蠟一邊嘆息說：「本知一生當著幾量展？」這該是最悲涼的感嘆吧？

月壇郵市裡，郵票不過是鈔票的等價物。收集到了這樣的地步，阮氏又當作何感慨？

石頭。再堅硬的石頭也會在流水中失去它的稜角，我想，最沒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以偉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險——自以為玩弄歷史的人恰恰被歷史所玩弄。

1961年10月引日夜，斯大林的屍體被移出列寧陵墓。士兵們七手八腳地抬下盛殮斯大林遺體的水晶棺，取出來保存完好的屍體，放入一口濕流涌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內。然後，他們把棺材扔進克里姆林宮腳下的一個深坑，幾分種內便完事了。

在泥濘中腐爛的屍體一定在懊悔：當初「不朽」的想法是多麼的無知！企圖「不朽」的君王們，只有「速朽」的下場在等待著他們。對於屍體的崇拜，畢竟是遙遠的古埃及時代的盛典。

我曾經醉過，卻總是醒來。

我正在行走，卻沒有方向。

湯因比說，這是一種謙遜的思想——我們擁有大得多的物質力量這一事實，反而使我們置身於對自己來說大得多的危險之中。

生物學家們卻沒有這種謙遜的思想，他們只研究如何克隆。

也許散文本身就是一種泛濫的文體。但我讀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蠟的散文集時，我很難再保持這樣寬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葉靈鳳的文筆，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們競折腰。

胡適說過，最滑稽的外情便是「長級坡里沒有趙子龍，空城記里沒有諸葛亮」。今天，許多寫文章的人並不一定都是有才氣的人。

《舊約·傳道書》中說：誰如智慧的人呢？誰知道參情的解釋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發現這座城市沒有智慧。

不再把貧乏當作貧乏，是一個時代絕對貧乏的標誌。

電視廣告中，連洗髮水也有數百種。朋友質問我：你為何老嚷著貧乏？

貧乏的貧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劇地倒退：三年「自然災害」中的人們，知道浮腫代表著貧乏和飢餓；今天的人們，則把浮腫當作遲來的健康。

我是一個走錯舞台的演員。觀眾都是我所陌生且厭惡的，劇場經理卻讓我逗他們笑。

深夜的時候，在沒有聲音的暢春園看月亮，才明白什麼是孤寂。

顧城說：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

我說：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慢／讓所有習慣光明的眼睛習慣黑暗。

正視黑暗的勇氣，是對光明唯一的呼喚。缺乏這種勇氣，光明只能像蠟燭一樣熄滅。缺乏這種勇氣的顧城，逃到了小島上，可恥地死去。而我生活著，掙扎著，艱辛且苦楚。

三流的統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份；二流的統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諸帝；一流的統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農民起義者會選擇三流統治者的時代，知識分子會選擇二流統治者的時代，而一流統治者的國度里，只有一群忠實的太監在忙碌著。

原先，我對孩子們的追星行為百思不得其解。一個藝名叫「井岡山」的五流歌星，居然讓千百個妙齡少女哭得死去活來，為的便是與他握一下手。

後來，我想，我不該嘲笑這點僅存的浪漫。在「現實主義」拿起屠刀扼殺了思想的浪漫之後，這份可笑的浪漫也許是最後一根堅固的支柱。每個人都在做著成功的夢想，正是夢想產生了偶像。

春天，花在一夜之間開放，眩目的美麗。而我在一夜之間喪失語言，發現了沉默。

「現代是孤立的對立面，文明的演進使人類越來越害怕被逐出集體。」陳凱歌在回憶錄《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中寫道：「在一個個人的利益或權利都必須通過國家的形式體現的制度下，反過來說，個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視為國家的恩賜。」正是出於「離群」的恐懼，他在家被抄之後，穿上黃軍裝，戴上紅袖章，騎著自行車飛馳，「在絕望中仍然希望人們能把我看作他們中的一員。」這是小草的國度，不適宜樹的生長。

「合群」是對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選擇「離群」，讓孤獨成為我一生中最陰毒的敵人與最忠實的朋友。當年北大那位在樓頂上撒傳單的文科學長說過：「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不怕孤立。」我想，獨秀先生一定會把我當作朋友的。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來玫瑰的香氣。

文字後面的血淚，又豈是沒有心肝的人所能體味的？

梨，外甜內酸。誰知道她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異端」英文單詞的希臘源是「選擇」。而「民主」的核心是「選擇」，所以「異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前提。

沒有異端，也就無所謂主流、正流、權威。

利希頓堡說過，有些人讀書只是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權利。讀書，實在是一件值得懷疑的活動。讀書破萬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麼，寫書呢？寫書的人當中，相當一部分人抱著君臨天下的姿態提筆——有些書之所以寫作、印刷、傳播，就是為了不讓人們進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經典」。

難怪叔本華認為，不讀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無論引起轟動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冊子，是小說或者是詩，切勿忘記，凡是寫給笨蛋看的東西，總會吸引廣大的讀者。讀好書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讀壞書：人壽有限。」

權力，在它自己變得越來越不透明時卻要求民眾的生活應當是整個兒透明的，是福柯所說的「圓形監獄」。

相反，權力越透明，民眾的生活越隱匿。當柯林頓寵狗的性情被媒體摸透的時候，千百萬普通人享受著以總統一個人犧牲自由為代價換得的自由。

只有在面對永恆或缺乏永恆的狀態時，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則，人永遠是狂妄的、自足的。

旅途。上車的那一刻，還是欣喜的。沒想到，下車的時候，發現自己落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

天安門之前原來是大清門。大清門是真正的「國門」，其名稱隨朝代的更迭而變，在明代稱大明門，在清代稱大清門，民國時改稱中華門。大清門匾是石頭作的，字跡用青金石琢制，鑲嵌在石中。民國更換門名時，有人想把石匾拆下來掉個臉兒，把「大清門」三字翻到牆裡，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華門」三字。及至將石匾拆下來，發現裡面竟是「大明門」三字。原來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這偷工減料的高招兒。於是只好刻了一塊木板掛在檐下。

歷史大可不必看得那麼神聖。就憑秦始皇想世世代代為皇帝，我就覺得他是個智商很低的傢伙。

常常和朋友討論「共產主義」的問題。有位偏激的朋友說：「這是一個烏托邦，絕不可能實現！」

我卻笑著對他說：「人間確實有『共產主義』。」我翻開《葉利欽自傳》給他看。葉利欽寫道，如果爬上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1共產主義！專門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特製佳肴、不花錢的源源不斷的奢侈品、舒適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時就會覺得什麼世界革命、什麼最大限度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所謂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為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時一億人只能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屬於「職位」的。制度可以把這些享受賜予個人，也能把它們從個人手中奪回來。

貴族往往是悲觀主義者，他們窮奢極欲，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窮奢極欲。

奴隸往往是樂觀主義者，他們像綿羊一樣忍耐，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會有幸福的明天。

1973年8年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后，毛澤東主席因身體衰弱一時無法站立。周恩來急中生智，向大會宣布：請代表們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場。《老照片》雜誌上，配照片的這段文字的標題是「周恩來的機智」。

一元論是民主的死敵。我所理解的西方傳統是三元的，即：古希臘的理性傳統、古羅馬的法律傳統和希伯來的宗教傳統。三元論所教育出的民主應當如此：一、民主作為一種切實可行的手段在整個社會發生作用，它不僅要確保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而且要保證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包括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以及獲得財產的自由。二、法律獨立十『行政權力範圍，法律作為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獨立的調和手段，絕不能是統治集團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數社會成員普遍認同的生活方式，它滲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見，又確乎存在。

天人合一的國度，民主是海市蜃樓。

在一個日暮窮途的時刻，最痛苦的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什麼都嘗試過了，只剩下墮落；片刻的次悅，並不能根除分崩離析的恐懼。

蜘蛛們在網上徒勞地奔波著。

在我的心目中，與「真理」相比，「國家」無足輕重。當左拉被宣布為叛國者的時候，他皈依廠真理；當托馬斯·曼被宣布為叛國者的時候，他皈依廠真理——他們的國家，是「不義」的國家。

斯賓諾莎說：「國家的目的確實應該是自由。」卡萊爾說：「我們的國家只有在不損害我們的思想觀念時才是可愛的。」中國人一向「太愛國」，看見「愛國主義」的幌子便兩腿發軟，沒有信心去觀察打著這個幌子的是什麼人。中國知識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認為「不愛國」，為了表明自己的「愛國心」，犧牲理想、犧牲真理、犧牲親人、犧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說不」是應該的，關鍵是對誰說不。中國一向鮮有說不的勇氣，突然之間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說不，這足以令我警惕。陳獨秀早就說過：「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這才是真正的說不，對「愛國主義」說不。

中國的哲學偏向於鞏固與粉飾一個熟悉的傳統世界。西方的哲學偏向於質疑舊世界和建構新世界。

我聽到鴿子的翅膀扑打空氣的乾澀的聲音，頓時感到飛翔的艱難。

城堡。懦弱的人們聚集在這裡，抽著煙，炫耀著潰敗后僅存的尊嚴。

時間。井邊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當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現在提水的人是我。「欺騙是蠻橫的本質，當羅蜜政對朱麗葉說。我愛你＂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戲。真誠並不比欺騙具有更多的意義。

布羅尼在《佛羅倫薩史》中認為，羅馬帝國衰亡之始，應追溯到羅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時。當自由失去，羅馬唯知效忠於統治者而已，國家權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與獨立精神乃受統治者所忌；於是，卑鄙而無自由志節之人獨能取悅皇帝。得太皇帝宮廷者，非矯矯之強者，乃無骨之弱徒；少勤奮上進之流，多館媚寡恥之輩。政府事務為社會最下流人所操縱，羅馬帝國遂面臨重重危機矣！。

與之極為相似，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一1942年中國華北農村》一書中，也描述了「小人」當道的中國材方世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皇帝、總統、委員長之類的「英明領袖」固然難逃罪責，但一個龐大的「小人階級」卻在恢恢法網中被遺漏了。助紂為虐者比紂更具有破壞作用。

我以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階級」的制度。

宣傳。宣傳的使命是：在強化某一社會範疇的心安理得的同時，破壞另一社會範疇的心安理得。

現代社會的衰敗，部分原因是對群眾的畏懼。所有高貴的頭顱都在肥皂泡一樣的「群眾」面前低下了。

哪兒有「群眾」，哪兒就有虛偽性。

哪兒有「群眾」，哪兒就有最嚴酷的專制。

無聊。這個時代，連無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爾認為，無聊即沒有激情、無所書事、沒有消遣、也無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虛、自己的淪落、自己的無力、自己的無能、自己的空洞。

能夠意識到自己的無聊。已然不是真正的無聊。真正的無聊是對最不堪忍受的事情處於完全的麻木。意識到無聊，乃是反省的開始。

所以，有無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有人說。奴隸只需要財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誰見過擁有財富的奴隸？誰保證奴隸的財富不被剝奪？

主人說。我很寵愛奴隸。然而，這是奴隸所交的好運嗎？寵愛與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間。仁慈的賈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鑰，吞金的尤二。最不覺悟的該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爺打過江山，怎麼換來滿嘴的馬糞？

在奴隸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構作用遠遠大於諸賈。我以為。

在這個意義上，最應當憐憫的不是晴雯。而是襲人。

齊克果思索過的兩條道路：一條是去迎受痛苦；一條是上學畢業做教授，專門講授別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條路來」；後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淪告終。

選擇後者的人們，懷著悲壯的犧牲精神上路，以為可以走到終點，卻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條平行的路——無論怎樣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離縮短。

堅守象牙塔的行為本身，不足以讓我們驕傲。

窮國的混亂，並非因為窮，而是因為人們想致富。

窮人的仇恨，並非因為生活的艱辛，而是因為他們發現的不正義。

城市承載了太多的文化內涵。費正清這樣看待北京：「北京的氣勢雄偉的對稱布局，毫無疑問使它成為一切首都中最有氣派的…沒有一個西方首都能這樣清醒地構成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政體的象徵。」北京是一座在記憶里存在的城市，在這裡，一切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總是以各種形式存在著，北京那巨大的廣場、開闊的近十里的東西長安街，以及綿長的圍牆和銀牆上的巨幅標語，都不是實物而是象徵。相反，紐約、巴黎、倫敦、香港這些現代都市裡，象徵早已不復存在，寸土寸金、大廈林立、交通便利，建築僅僅是建築。

龐大的東方廣場雄踞王府井的黃金地帶，「瓜皮帽」的象徵意義卻與現代商業精神錯位；更加龐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學效果與現代交通的實質背道而馳。在這種絕望的割裂中，我發現了現代的可能與不可能。我明白了，為什麼中國古代城市從來只是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起源地，為什麼市民階級在中國不能成為由傳統社會躍到自由資本主義的動力。象徵吞沒了實體，過去吞沒了現在，我們仍然樂於把巨額的金錢投諸於大量的裝飾活動和器物上，例如政治節日期間，每個單位門口都被要求設置巨大的花壇，這種花壇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們卻吝於多建幾座公用電話和公共廁所。我有過整整走完三條街找不到一座公用電話的經歷；也有過在狹小的廁所里排隊等待「更衣」的經歷。金字塔頂端的人缺乏這種經歷。他們唯有一種經歷：坐在豪華轎車上，不受紅燈的約束，飛馳而去，窗外建築物的象徵意義激起他們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快感。

這也許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異，本體性的差異。

爭論。說中國缺乏爭論的傳統是不公平的。中國爭論的空氣還是挺濃厚的：一首古詩是何人何時所作，一個古字是何讀音是何意義，知識界可以自由地爭論若干年，出版若干本專著。馮其庸先生作為紅學大家，顯然是足夠真誠的——有人企圖論證曹圍的霸字根本沒有「雨」字頭，馮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寫長文，細加批駁，凜然之氣，令後生肅然起敬。

然而，爭論也就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爭論的上限：一切問題都可以爭論，唯有君主專制這一政體不爭。

與真理、自由脫鉤的知識形同大便。

1930年11月，羅隆基曾有過一次被反黨持務扣押的經歷。雖然只有短短的6個小時，但他由此深味了「黨國」的內核——自稱「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實施的不過是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在（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一文中，他指出。「黨權高於國，黨員高於法」是社會最大的危險。

國民黨崩潰的根源正在於此。

索爾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羅斯，最令他憤怒的是（真理報）。當（真理報）發表文章歡迎他歸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領情，尖銳地說：「（真理報）大半個世紀仗著政權的力量打擊我們。報上沒有一句話不是指著人民的鼻子說的。沒有一期（真理報）的內容曾為水深火熱的人民請命過。但一夜之間它搖身一變，變成一份純粹為人民爭奪利益的報紙，甚至完全不理會其它問題，他們一次也不曾公開承認：『是的，我們欺騙了大家。我們一直發布假消息。但現在我們發誓願意成為人民的喉舌』。」

其實，魯迅早就看到了這種現象。按照魯迅的說法，這叫做「咸與維新」

中國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惡能夠在這個國度里肆虐。

戈爾丁的（蠅王）讓我幾乎讀不下去，一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因為事故，滯留在荒島上。剛開始，他們還按照文明社會的規則，有組織地生活。後來，恐懼席捲了他們，一個個野性大發作，陷進吃人與被吃的深淵。

西蒙是第一個喊出真理的人。當孩子們開會商討如何圍剿想象中的「野獸」的時候，西蒙說：「大概野獸就是咱們自己。」惡與原罪一樣，是人與生俱來的永恆部分。一西蒙死於亂石之下。殺人之後，「惡」的代表傑克等人把臉塗成五顏六色，一在假面具後面，他們擺脫了羞恥感和自我意識，嗜血成為壓倒「切的異己力量。只剩下拉爾夫一個人．反對塗臉。堅守著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卻受到「獵人們」的追殺。

我想，中國人應該把《蠅王》列為一本必讀書。《蠅王》對我們來說，比論樹更加重要。沒有勇氣回答「什麼是最骯髒的東西？」的人，不能稱之為成年人。

體育迷。體育迷與體育無關。體育迷是現代社會異化的表徵：他們像患了惡性的自我強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系在已被「遊戲」所取代的「體育比賽」上。

愛因斯坦說過；「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標的混亂。」體育項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還要複雜，但比賽的意義卻缺席了：為了祖國或民族的榮譽？為了體育迷的厚愛？為了百萬的獎金？都是，卻又都不是。

我懷念古希臘時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那時，沒有複雜的規則，沒有豐厚的獎金，沒有被賄賂的裁判，也沒有服了興奮劑的運動員。

我不知道花幾十億美元的運動會、還叫不叫『「體育？」押了幾億美元舉行的拳擊賽，還叫不叫「體育」？本來，體育應當是最能體現自由的領域，然而，現代體育的黑幕比起官場商界來絲毫不遜色。參與者與觀賞者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失去了什麼。

「大學文化程度」，這個詞只存在於漢語之中。它的冠冕堂皇與內心空虛「雌雄同體」。大學文化，意思是：我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我通過別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訓等，擁有了與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質。

「大學文化」這個詞頻頻出現在大小官員的履歷、簡介之中。它試圖起一支「打氣筒」的作用，增添幾分自信，抬高几分身價。結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餘的墨水，滴到一幅畫好的山水畫上，整幅畫的意境全毀了。

有無「大學文化」並不是最重要的。學徒出身的齊白石照樣成為藝術大師，他沒有「大學文化」，卻到北大的課堂上為大學生們講課。這樣的天才數不勝數。

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國人習慣作這樣單線的思維，他們會說：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會沒有吧？差不多吧？於是，漢語的藝術功能在此得到淋漓盡致的凸現：一大批諸如「大學文化」的詞語被智商高絕的庸人們製造出來，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來，漢語所受的毒化已無葯可治——有多少人能參透「大學文化」真正的意義是什麼？按照索緒爾語言學的理論來分析，能指與所指已經完全分裂甚至對立。

「大學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質遠遠低於「大學」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為不幸的是，我自以為是地選擇童話里那個孩子的命運，偏偏要說出絕不能說出的真相。皇帝的禁衛軍持著劍朝氣勢洶洶地向我走來，而我手無寸鐵。

不搗毀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終身不渝地堅信這一點。

專家。專家就是最明白該領域的狀況，他的話卻從沒有通過權力運作在實踐中發揮作用的那些人。專家像菩薩一樣被供奉起來，主持廟觀、享用供奉的卻是外行們。

蘇曼殊作畫。

有人拿了張大而且劣的紙來求畫。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況紙又是劣的，當然不願效命。後來被擾不過，就替他在東南角畫一隻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畫一個小小的人。求畫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聲。等了半天，喝完幾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畫了一條纖繩過去，竟成一幅絕妙圖畫。

現在很難看到這樣的畫了。美術館的畫展上，全是萬紫千紅，油彩滿紙，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裡估量：一幅畫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顏料，這些顏料值多少錢？

在藝術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跟學法律的朋友閑談，發現他們講起法律條文頭頭是道，對「法律」卻茫然不知。其他許多學科的學生也大抵如是。王陽明說過：「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痴駿漢。」這是許多博士。博導們的寫照。

1915年，陳獨秀為蘇曼殊的小說《繹紗記》作序。嘆日：死與愛是「人生最難解決之問題」，佛教之「十二因緣」說「不可說其究竟」，而耶穌之解釋比佛教「妥貼而易施」。讀者梁漱僅寫了一封點信抗議此序「譏難佛理」，激烈批駁陳獨秀的論點。當時陳已是全國大名鼎鼎的革命家與文化領袖，而梁不過是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藉藉無名的一名司法部秘書。幾年以後，梁又以一篇論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薦於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講「印度哲學」，不久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名。

陳梁之交，堪稱大俠之交。在陳，心懷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見。以才自負。當時北大的教授，要麼是舊學大師，要麼是戴著歐美博士帽的新斯陳偏偏慧眼看中了無文憑無名氣的、批評過他的梁氏。而梁則聲然是《戰國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錐在囊中，脫穎而出。

在陳梁的心靈里，沒有「私」這個字。否則，陳對無名之卒的批評定然會懷恨在心；梁對文壇泰斗的地位定然會彎腰獻媚。陳梁相互之間懷著敬畏的感情，他們把對方作為一面鏡子，在裡面看見了自己的形象。

蔡元培聘陳獨秀更是一段佳話。據汪孟鄒回憶說，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候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就招呼條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

陳獨秀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蔡元培為何力約他出任文科學長？蔡說，「翻閱了《新青年》，便決意聘他。」陳起初回絕說：「不幹，因為正在辦雜誌……」蔡說：「那沒關係，把雜誌帶到學校里來辦好了。」

這就是蔡元培的偉大。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不過是想讓諸葛亮幫他個人打江山，蔡元培請陳獨秀，卻完全是為了辦好北大，境界高出劉備豈止十萬八千里。我遙想蔡校長默默地坐在旅店門口的那些清晨，心裡暖乎乎的。這位前清翰林、光復會領袖、留洋學者，坐在簡陋的木凳上時，在想些什麼呢？北大就像是將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寧靜的微笑里孕育著。陽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動，先生從沉思中醒來。

北大有過許多任校長，留名者寥寥。蔡元培獲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簡單。時下，我在學校里常常看見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辦事人員也對教授阿責有加，我就想：北大離「北大精神」已經很遠了。北大，不再是教師和學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識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變成了權力的北大，資歷的北大，生物學和計算機的北大。

那麼多的老師和朋友跟我講起蔡元培。其實，大家都沒有趕上能夠諦聽蔡校長的教誨。

潘光旦是一個被遺忘了許多年的名字，因為心理學是一門被權力驅逐出科學領域的學科。直到80年代《性心理學》重版，我們才知道藹理斯的譯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頭都有一本《性心理學》。

1966年的那場大風暴里，潘光旦卻被辱罵為「流氓教授」。紅衛兵命令先生到清華園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殘廢之軀，無辜成為暴力的實施對象。獨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懇求攜一小凳，以便於坐，竟遭到昔日的學生慘無人道的拒絕。先生曾有著名的「從游論」，認為教育乃是大魚引導小魚游，此時當是何種心境？他被迫坐於潮濕的地上，像畜牲一樣爬行著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發炎，小腹腫脹如鼓，便溺不通，不獲醫治，慘痛哀號數日，於6月10日慘死。

在這樁悲劇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應當格外分明。但我沒聽說哪個學生的懺悔——他們只是說自己當年太天真，被欺騙了。

許廣平有一段回憶魯迅的文字：他不高興時，會半夜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時候，更會像野獸的奶汁所養大的萊漠斯一樣，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說，像受傷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傷口，走到沒有人的空地方蹲著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飯之後，睡到黑黑的涼台地上，給三四歲的海嬰看到了，也一聲不響地並排躺下。

這樣的場景是令人無法忘懷的。現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為快樂，官僚和商人們以上千元一瓶的人頭馬豪飲。然而，這僅僅是價格的高低而已，他們跟豬圈裡喝水的肥豬們沒有什麼區別。真正的飲者乃是「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劉伶、是李白、是東坡、是魯迅、是郁達夫、是金庸古龍小說中的大俠們。酒之誕生，乃是源於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歡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經知道酒什麼也改變不了，對酒並不抱什麼希望，因此永遠不醉。

在1997年3月27日的《文藝報》上看到這麼一則消息：雲南省作協召開「三大件」文學創作選題論證會。據報道說，雲南作協向全省作家徵詢未來一到五年的創作規劃，各地的作家都報來了自己不同門類的創作計劃，省作協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證各種風格、題材的文學作品百花齊放的前提下，結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佈情況，確定了首批參與選題論證的19位作家。

這則報道比《聊齋志異》的故事要精彩許多。經濟都已經是市場經濟了，文學還在「計劃——里鬼打牆。按照年齡、按照民族，確定比例來挑選作家作品，是對文學本身的羞辱。作協領導的用意是良好的，現在不是在宣傳扶貧么，文學也應該扶一把，挑選一批作家重點扶植，豈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創作不是母雞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來的阿斗」。

燕園舊事。有的舊事彷彿海市蜃樓。舊事我都沒有經歷過，是聽學長們講的。

據說，80年代中葉三角地的海報字跡工整，好些是抄錄自己的論文提要，然後在後面寫道：「以文會友，肝膽相照，對我的論文有興趣，或者在這一領域有所見解的同學，歡迎來與我討論交流，我的住址是：X樓X室。」據說，那時候先生與先生。先生與學生、學生與學生見面，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在讀什麼書？你在寫什麼文章？」然後就熱烈地討論起來。三十齣頭的學長在談論這些舊事的時候，一臉的傷感；而我在傾聽的時候，卻是整顆心神往之。因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報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一天能掙500元」、「重金徵求托福高手，絕對保證安全」、「霸必龍酒巴，情侶最低消費25元」……

白髮宮女在，閑話說玄宗。天寶的遺事，真的是一杯陳年的老酒？而我，寧可早生一頭的華髮。

王安憶去採訪女勞教隊，管教幹部向她推薦了一些採訪對象。她們推薦的人選確實都很有意義，比較有「故事」，可是王安憶發現，這些人是經常由幹部推選去和採訪者說話，她們的表述過於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懷疑：其間真實的東西是不是很多。

掩蓋其實的手段有很多種，這也許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種。這樣的場合，是對採訪者智商的最好的檢驗。

畏懼。信仰便是「畏」，這一點德國詩人席勒講過。席勒認為，一個自然混沌的人無所畏懼．因為他沒有道德意識，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識，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懼。「畏」與「怕」不同，前者包含著尊敬、肅穆、純潔的情感，而後者僅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應。中國人有「伯」的感受而無「畏」的感受。中國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國的官讓百姓怕不能讓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員們下場悲慘。

缺少讓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遠停留在蠻荒階段。蠻荒階段的民族，一邊殺皇上，一邊殺天鵝，除了忍耐，就是破壞。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寫道，在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國家裡，「某項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壞：第一，被這條法律剝奪了權利的反動社會成員；第二，受這條法律壓制的進步人士；第三，還沒有達到這條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這是現代法律的困局，法律與正義像是牛郎織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還寫道：「當黨是進步的政黨時，它的行動是『民主』的；當黨是退步的政黨時，它的行動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種情況下，黨實際上是警察機關。」這番話不是針對法西斯政黨而發的，而是針對他親手締造的義大利共產黨而發的，遵循斯大林主義的意共走到了葛蘭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蛻變是革命者必須承受的最深重的打擊。蛻變的革命為投機者加冕，卻把革命者送上絞刑架。

傳記。近年來，傳記類書籍最為讀者所喜愛。市場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產，傳記著作一時間百花齊放。然而，我至今沒有發現一位八流的傳記作家，能與歐文·斯通、莫里亞克相提並論。重複的資料和故事像一團亂麻堆砌起來，傳主的面貌卻模糊不清，更不用說精神了。

原因在於：作傳記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離傳主太遠了；市面上有那麼多蹩腳的蔡元培先生的傳記，幾乎令我憤怒。一寫作之前，這些作者們可曾掂量過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幾兩幾斤？

幾名學生去看望梅貽傳先生，談到至純至真的本性，在社會上往往鑿輛冰炭，格格難容。梅先生告訴學生說：「由於各人的機遇、環境和人生觀不同，看起來好像成就差別很大，其實向遠一點看，並沒有什麼差別。赤子之心必須保留，凡是能做的和應當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卻一味地告訴學生說，你要去適應社會。單向的「適應」是一條危險之路，它意味著無條件的妥協、不平等的交換，在這一套價值體系里，「赤子心」是沒有重量的。

一味地適應只能導致精神的枯萎和心靈的麻木。梅校長所激賞的「赤子之心」，今天卻被千夫所指，指斥為「不能適應社會」。我曾看過一部美國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統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戰爭，而是「同他」——用某種先進的儀器在人類的大腦上鑽個孔，塞進預設好的貯存器，這樣人類全成了奴隸。這種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個角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人類精神創造只有兩種形式：科學和詩歌。前者給我們便利，後者給我們安慰。更通俗地說，前者讓我們在肚子餓的時候有飯吃，後者讓我們意識到吃飯不僅是吃飯，吃飯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學，沒有詩歌，原子彈便會被引爆；只有詩歌，沒有科學，詩人便會成為路上的凍死骨。

科學家不應該蔑視詩人，詩人不應該疏遠科學家。兩個領域若互相對立，人類也就大禍臨頭了。實際上，最偉大的科學家都是具有詩性的人，如牛頓＼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堅持認為，牛頓觀察落地的蘋果時，既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也寫了一首優美的詩。

討論。所謂討論，就像夜晚的學生宿舍，各人說各人的夢話，卻聽不到對方在說什麼。

那些看似熱烈的討論，其實並沒有真刀實刻的交鋒。沒有人願意傾聽並試圖理解對方的觀點，只顧自己說，喋喋不休。

菜單。菜單的名字僅僅是名字，切勿對它們產生美好的想象。點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後，他所經驗的是，從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麼是這樣？怎麼是這樣？錯誤出在廚房裡，還是詩者的路上？

錯誤出在菜單上。菜單是文明已經名不副實的一大表徵。

石頭。用來砸人的時候才會感覺到它的堅硬。而在觀賞的時候，以為石頭是自己的朋友。

石頭，石頭，古往今來，你砸死了多少個犯罪的異端？

偏激。這是唐僧的緊箍咒。每當孫悟空想叛變、想走歧路。想拋棄師父的時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緊箍咒。無論你孫猴子一個筋斗飛十萬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雲端，滿地打滾，磕頭告饒。

偏激。這種命名讓你無以逃遁，泰山壓頂般而來。你無法爭辨、無法申訴、無法抗爭，失敗已經註定了。說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辭，意思是：你是錯的。因為你是錯的，你就無須多說了。

用偏激來拼湊對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師們最後的殺手銅，他早已是一眼沒水的井，也要強迫別人守在面前，寸步不離，而當旁邊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水汩汩而出時，他又善意地告誡人們：「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們還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後，我學會了先開口對別人說：「對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別太在意。」

暗夜行路時，總是忍不住回頭，害怕有一把刀子從背後捅來。而背後。只有自己的足音，從青石板上傳來。

報紙上對《離開雷鋒的日子》一片好評如潮。（北京青年報）說：「面對各種褒獎，紫禁城影業公司的有關領導表示，雖然這是一部主旋律電影，但也將堅持按商業片方式運作，以影片的實力和觀眾的口碑爭取做好發行工作。」

這是一段可以載入史冊的文字，尤其是「雖然」和「但」兩個虛詞，巧奪天工，繪影傳神。看來，「商業片的運作」已成氣候，「權力話語」也不得不向「商業話語」獻媚，優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場。

影院里依然是空蕩的，而經理說，票全賣出去了。對此，洋人永遠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