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改《西遊記》

有一年採訪「哲學烏鴉」黎鳴老先生，他和我談到中國的四大名著是「四大絕望」。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黎鳴先生的具體表述，但實話實說，我對四大名著一直沒什麼好印象，《紅樓夢》除外。

有此印象，恐怕和我對文學的理解有關。我素以為文學是關乎心靈的事。可是從《三國演義》到《水滸傳》，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受了多少陰謀詭計！又學到了多少陰謀詭計！毫不誇張地說，在我人生成長的初年，我在國內沒有讀到過一本堪稱哺育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直到有一天，我幸運地讀到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正是這本小說讓我在人生的危難之際脫胎換骨。

那麼，是不是這些小說都不成氣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適先生當年所說，我們還是可以由著整理國故，並借鑒外來文化的精華，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這方面，胡適先生也做了些嘗試。其中最有意義的一次，就是改寫《西遊記》。當然，這是一次質的提升，而不是像現在的導演一樣，低級到只會換幾個演員翻拍。

早在上世紀20年代，胡適曾和魯迅說過，《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即書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傖了，應該大改一下才能襯得住一部大書。不過，因為雖有此心，卻因為無此閑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適終於騰出幾天時間，努力寫了六千餘字，把《西遊記》第八十一難重寫了一遍，並將它發表在當年7月的《學文月刊》上。

胡適改寫的《西遊記》第九十九回是「觀音點簿添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見《胡適文集》卷五第338頁），僅從題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適改寫的是唐僧如何割捨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節，寫盡了慈悲、寬恕和犧牲精神，為地藏菩薩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註解。以下是其中一段。

唐僧徐徐開言道：「列位朋友！貧僧上西天取經，一路上聽得紛紛傳說：『吃得唐僧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非是貧僧捨不得這副臭皮囊，一來，貧僧實不敢相信這幾根骨頭，一包血肉，真箇會有延年長命的神效；二來，貧僧奉命求經，經未求得，不敢輕易捨生。如今貧僧已求得大乘經典，有小徒三人可以齎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難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見愛，自當布施大眾。惟願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脫離地獄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極樂！」

關於《西遊記》的缺憾，我是相信胡適的判斷的。沒有胡適所主張的「唐僧割肉度群魔」這一節，《西遊記》同樣愧為經典。事實上，也正是對這種犧牲精神的推崇，胡適認為「謀個人靈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樂，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儘力於社會，謀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適眼裡，這些宗教只是謀求個人靈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為他們只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圓滿，而未能擔當任何社會責任。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一生的目的只是為了死後能夠進入天堂，那他這一生，也只是「不爭人權爭鬼權」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為寫作鄉村書稿而整理虛雲老和尚的一些資料時，發現這樣一個說法：耶穌曾經隱匿三載，在印度學習佛法，受《阿彌陀經》的點化。先不論此說真偽，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與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丟失了根本。難怪李敖在其小說《上山·上山·愛》中借主人公之口說出這樣的話：「真正的佛門信徒，當知真正的功德絕不在蓋廟斂財等謀求小集團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捨棄這些，以利蒼生。??今天的所謂佛教徒，他們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蓋廟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剎梵音，而在為生靈請命。」

遺憾的是，中國出版界至今仍未出過一本胡適先生增補的《西遊記》。而在互聯網上，人們已經將孫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簡化為一個「中國定理」——「沒後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後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回到前文，我可以斷言胡適先生的修改足以讓《西遊記》成為真正的經典。讀者如果不嫌我小題大做，我也願意追加一點點嘗試。在此，僅為孫悟空橫空出世提點修改建議。孫悟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而是自己拿個鎚子鑿出來的。也就是說，孫悟空首先是一個將自己一點點鑄造成器的「self-mademan」。如果他有此功力，如來佛的那幾方石頭，恐怕也壓不住他了。如此一來，從孫悟空到唐僧，成人與成佛的答案都有了。

就好像如果沒有寬恕，《基度山伯爵》就只能算一部普通的俠盜小說，還是上面的觀點，如果沒有提升，《西遊記》不過是一部關於一個癩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鏢的「西天歷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