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川幼兒園

一場細細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氣里透著熏熏的早春氣息。在幼兒園門口，三個大人牽著六個小孩，一人牽兩個，手握得緊緊的，正從院子里出來。

"我們去散步。"三歲的小女孩很興奮地搶著說，臉頰紅通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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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坐落於蘇黎世北區"貓川"的幼兒園，是棟三層樓高的古典歐洲建築，四十年前就由當地的教會提供作幼兒園。四十個孩子分成三組，兩個月大到兩歲為一組，兩歲到三歲為一組，三歲到六歲為一組，分別佔三個樓次。年齡較大，活動量較大的一群，當然放在底層，往院子里沖的時候不需要下樓來，吵到別的幼兒。

"名單上雖然有四十個孩子，事實上每天只有三十個孩子同時在，因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來的。"安琪說。她是"園長"，一個廿八歲、成熟、美麗的女性。

"我們有十二位幼教人員在照顧這三十個孩子，平均起來一人帶二點五個孩子。而事實上的分配是，嬰兒組（○－二歲）比較需要照顧，所以有三個大人陪著四個小孩，而兒童組（三－六歲）就有三個人帶十五個孩子。"

這些幼教人員全是年輕的女性。在瑞士的學制里，初中畢業之後，必須先實習兩年才能進幼教學校。兩年的實習中，她必須在婦產科里照顧初生嬰兒，或者在有幼兒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兒園裡實地工作學習。有了兩年的實際經驗之後，而且年滿十八歲，她才可以開始就讀幼教學校，而所謂"就讀"，也不是中國人觀念中的成天地上課聽講作筆記考試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實驗"——在與學校建教合作的幼兒園裡工作；一天上課，研讀幼兒心理及護理等等。兩年之後畢業，就成為正式的幼教人員。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婁契（Pestalozzi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的口號是："頭腦、心靈、手"；他的理論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從他們幼教人員的訓練中看得出來，瑞士人對動"手"——實際經驗——的重視絕對不亞於他們對理論知識的吸收。事實上，讀十本有關幼兒的書是不是比得上與一個幼兒實地地朝夕相處呢？

"這些幼教人員都有基本的醫學常識，會量體溫、看臉色等等。"安琪一面說，一面接過一個孩子，開始為他換尿布。孩子"哇"一聲哭了．她遞過去一個鈴鐺讓孩子抓著玩。

每個星期一，特約醫師會到園裡來，樓上樓下走一遭，看看有沒有孩子發燒、咳嗽。平時，醫師與急診醫院的號碼就列在電話旁邊，以便隨時聯絡。每一層樓都有一個小小的醫療箱，裝著碘酒、紅藥水、紗布。

"孩子真生病的時候，"安琪說，"我們就請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會傳染給其他的孩子。"

角落裡突然傳來一陣笑聲。一歲半金髮的姬若雙手環擁著一歲的華安，很親熱地接吻起來，兩個孩子顯然第一次發現這種好玩遊戲，旁邊的大人又樂得不可開支，姬若吻得很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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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經濟情況怎麼樣？"

"每年都不夠！"安琪搖搖頭。

蘇黎世政府每年補助十七萬法郎克（約三百萬元台幣），孩子的父母也要繳錢；在這裡，瑞士的社會主義精神表露無遺。蘇黎世政府給幼兒園一個收費標準，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繳費越低。月入不足兩千法郎克（約台幣二萬餘元，在瑞士算是很艱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兒園的費用是一個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過四千者，每月收費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貧富間的距離就由這些小措施來拉近。

"有這兩筆收入，我們還是入不敷出。"'

"那怎麼辦呢？"

"節省呀！譬如說，我們這兒有一個廚師，給孩子們做飯吃，有一個洗衣婦來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沒有清潔工，全樓上下都是幼教人員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們也烤些蘋果餅，作些手工藝，在市集日賣出，賺點錢補貼。"

"你們對自己的薪水滿意嗎？"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氣也低。"安琪手裡在編籃子，華安抱著一隻花花綠綠毛茸茸的大鳥隨著音樂在笨拙地旋轉。我看得分了心，沒聽見安琪說什麼。

"我說，"她重複著，"我們現在對薪水很滿意了。我是年資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進來的幼教人員起薪是兩千四。"

"這個工資相對於你的付出，你覺得公平嗎？"我問她。我知道一個女秘書的月薪大約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點點頭，說："我們每年還有四到五個星期的休假，不錯了。"

"男人可不可以當幼教人員？"

"可以是可以，幼教學校有少數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們都不會變成幼教人員。"

"為什麼？"

"對男人而言，一個月兩三千塊根本不能養家，所以他們必須再進修，成為管理級人才，賺高一點的薪水。"

"那麼，安琪，你能不能告訴我，在瑞士，有哪一種'男人'的工作是起薪兩千四的？"

安琪側著頭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畫畫的安妮也幫著想，半晌，兩個人都搖搖頭：

"沒有這麼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語的外國人可能拿這種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國人"嚮往的家園。瑞士人本身不太願意做的粗工，對於來自義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卻是賺錢養家的美好機會，六百萬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萬是外國人，比例相當高。

但是幼教人員薪資低還反映了瑞士重男輕女的傳統價值觀。到目前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舊是個普遍的現象，尤其在工廠中。一方面，僱主認為男人氣力大，作粗工總是應該多得一點報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須負擔家計，撫養一家大小，所以薪資應該比女人高。

"換句話說，"我問安琪，"當僱主付給你兩千四的月薪時，他就已經算好這是一筆付給'女人'的、不足以養家的錢，算定你既然是個女人，就必然有個男人可以依靠，這個男人會賺足夠的錢來養你，是不是這樣的呢？"

"對，可以這麼說。"

"那麼，這個制度豈不是在先天上就認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賴者？"

"沒錯，不公平也在這裡，"安妮抱著姬若過來說話，"譬如我的姊姊，離婚了，自己撫養兩個小孩。在工廠里做工的薪資就比做同樣工作的男人一個月少個五百塊，事實上她不但沒有男人可以依靠，兩個孩子還要依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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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把孩子放下時，我注意到她圓滿的肚子。

"生產之後，還繼續工作嗎？"我問她。

"不了，母親是孩子最好的照顧，我出來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長環境，我就對不起他。"

"所以你不願自己的孩子上幼兒園？"

安妮搖搖頭，安琪也說："再好的幼兒園也趕不上自己母親的腳邊。在這裡，我非常希望為孩子們製造'家'的氣氛，譬如說，建立一對一的關係，摟著一個孩子在角落裡好好陪他看一本書、講一個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為別的孩子會跑過來拉你、搶你——越是身為幼教人員，越是深刻地體會，母親是不可取代的。"

貓川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全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性。她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後，與一個心愛的人結婚，生一個心愛的孩子．然後辭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顧孩子。蘇黎世街頭到處都是年輕的母親推著兒車曬太陽的鏡頭。

"孩子稍大一點之後，如果想再回頭工作，還會有機會嗎？"

"機會不大。"安琪已經編完了一個籃子，被華安用肥肥的小手撈了過去。

從此成為"家庭主婦"，她們似乎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惜。"一個家庭，需要一個專職的母親。"就這麼簡單：流行時尚所講究的，是個人才智的登峰造極，是以個人理想為終點的追求。貓川這幾位幼教人員卻似乎一點都不受流行時尚影響——家庭，仍舊是女人的義務，也是她特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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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管不管你們？"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這個詞的意思。

"我是說，監管幼兒園的品質。在美國，有些私立的養老院，老人在裡頭餓死了好久都沒有人知道。在瑞士，這樣的事情可不可能發生？幼兒園的品質由什麼來控制？"

"蘇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來看一次賬目，並不管品質。基本上，沒有什麼監管的機構。可是你說的美國的例子在這裡不太可能產生。首先幼兒園就不是一個營利的地方，其次，孩子們若受到虐待，父母們馬上會有反應。再其次，不是對孩子們特別有愛心的人，根本就不會成為幼教人員。這是個良心、愛心的工作——好像不需要什麼外在的監管嘛：我們明明知道，孩子數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顧越周全，我們就不多收人，品質自然就維持了。"

一個大人帶兩個半孩子，貓川幼兒園就一直維持著這個比例，而維持這個比例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要求把孩子送來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個孩子中，貓川只能收一個。那麼這選中的一個是憑什麼標準呢？

"第一優先給單身的媽媽——沒結婚的，守了寡，或者離了婚的。這樣的女性受迫於環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賺錢，我們就為她照顧孩子。

"第二優先是給外國人——不懂德語的外國人，或者異國通婚、母親不講德語的家庭，我們就收，希望給孩子一個學習德語的環境，免得他將來進幼稚園或小學。不懂德語，會受別的孩子的排擠，成為受欺負的第二代。

"至於純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們就少收了。在那樣的家庭里，通常母親'應該'撫養孩子，如果母親堅持要外出工作，他們就只好另外請專人帶孩子了。"

下午六點，姬若的母親鐵青著臉一陣風似地卷了進來。上了一天班，又趕著來接孩子，她顯得勞累而緊張。

"我根本沒結婚，"她一面幫姬若穿大衣、系鞋帶，一面說，"安東尼沒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現在他所負的責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剛好夠我買一張火車月票。還好有貓川幼兒園，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濟金生活了。"

姬若快樂地摟著媽媽的脖子，搖著小手跟每個人說再見。

"孩子雖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們走了才說，"你別看姬若還不到兩歲，她卻很知道她來這裡的原因和華安不一樣。華安輕鬆地來，華安媽媽還和他玩幾分鐘之後才離開，他來這裡是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塊玩，可以學講德語，下午媽媽來接他回去，天氣好的時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來不可，因為媽媽要出去賺錢養她，她不來這裡，媽媽就不能賺錢，事態嚴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麼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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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五歲大的男孩，長了一臉雀斑，探進頭來問：

"丹尼有沒有來這裡？"

這該是幼稚園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灣的幼稚園競爭著教孩子英語、算術等等"才藝"的事情。問安琪他們的幼稚園"教"些什麼？

"我們的孩子沒那麼'早熟'。一個三歲多的孩子，我們大概教她怎麼樣自己穿衣服。四五歲的教他怎麼樣系鞋帶。基本上，幼兒園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的手指運作特別笨拙，我們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針引線的遊戲，讓他練習手指操作。漢斯如果特別躁氣，蹦來蹦去一分鐘都坐不住，幼教人員大概就陪他坐下來描一張畫，讓他定定心。

"有一個中國女孩，聽說是上海來的，不會一句德語。我們一方面跟她多說話，一方面教她玩幾種瑞士小孩最喜歡玩的遊戲；她只要會了這幾種遊戲，就可以馬上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塊，不至於因語言而覺得孤立。她才來一個多月，現在已經和別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個孩子都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特點；幼教人員看準了他的特點而去親近他、啟發他。幼稚園是一個'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啟發，也要從'玩'中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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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川幼兒園在瑞士德語區是個相當典型的幼兒園，它有設備、有專業人員、有品質，最重要的，整個幼兒園的運作有工作人員的愛心與責任感為基礎。當然，幼兒園也反映出一些問題：幼教人員的待遇偏低（雖然她們沒有怨尤），以及婦女在就業與家庭之間的抉擇等等。

反觀台灣的幼兒教育，單看一項報導——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兒園都不合格——就令人憂心不已。瑞士的孩子們得到的是什麼樣的照顧？台灣的孩子們呢？瑞士大部分的婦女仍舊留在家中作母親——喂母奶、帶孩子到草原上翻滾、教孩子唱歌。少數的孩子上幼兒園，也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保姆看護。台灣的婦女，尤其年輕的一代，大多放棄了母親的專職——不喂母奶，孩子交給保姆。而所謂保姆，多半只是一個有時間的婦人，絲毫沒有對幼兒教養的專業知識，愛心更不可知。

台灣的年輕、受高等教育的婦女為了工作而忽略母職當然是一個殘酷而迫不得己的抉擇。如果社會能夠建立起母假制度，讓職業婦女休假一年去照顧幼兒，或者容許她在孩子四五歲之後重新進入工作的市場，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給不稱職的保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灣的社會做不到"給我們的孩子他自己的母親"，那麼它至少也應該"給我們的孩子一個好的保姆"，一個好的幼兒園：有安全的設備、家的氣氛、專業的保姆、啟發性的、快樂、活潑的環境。在我們高談什麼同步輻射器、中文電腦、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應該先照顧好我們家中那個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